文/孟红
毛泽东的兴趣爱好很多，最大的嗜好是读书，终生浩瀚饱读之书难以计数，是一位很难有人与他相比拟的成功读书人，是用一生精彩的实践将那个典言警句“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诠释到了极致的一代伟人。他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又说：“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如果说毛泽东的一生是一部英雄豪迈的乐章，那么，刻苦读书与大智大慧在其一生中则交相回响。他的读书精神、读书方法和读书成效是我们永远学不完的精神财富。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毛泽东一贯提倡和践行读书要勤奋且广收博览，博采众长。他的读书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到马列著作，从古代作品到近人新作，总之，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宗教、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报纸杂志，都在毛泽东的涉猎范围之内。
青年时代，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曾在给友人萧子升的信中写道：“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他虽未读完这些经史子集，但对“国学”造诣很深。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宋明理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二十四史，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学说等，他都认真研读过。
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夫人刘英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随中央领导人长征。据她回忆：那时毛泽东身体较弱，有时躺在担架上看书。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所读的有《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他叫我：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他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
到了延安，毛泽东把哲学视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正确进行中国革命的重要工具，并感觉自己对此掌握得不够，因此大力“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马列主义，而以哲学为主”。他对哲学的研究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美国记者斯诺在其著作《西行漫记》中描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几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毛泽东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存起来。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气。
1947年从延安撤退时，毛泽东把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一直搬到了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越来越好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单就史书而言，从《尚书》《春秋》《左传》，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读史方舆纪要》《清史稿》等。从明清近代史学家李贽、赵翼、魏源、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史著史论考订，到现代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历史著作和各种通史、断代史、史论都有所收藏。既有正史、野史，又有历史演义，还有一些省志、县志及《历史研究》等刊物。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给秘书林克的信中曾这样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这句话正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
到了晚年，毛泽东每天除睡觉休息、批阅文件、接见外宾外，剩余时间几乎都在看书，有时一天竟然读上十几个小时。读书成了他最大的乐趣与嗜好。他的寓所里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唯独藏书，即使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也难能与他相比。卧室就是书房，因为他的读书活动几乎都是在卧室里进行的。他有一张特制的带双床头的木制床放在卧室中间。床的一侧是两个又高又宽的大书柜，他经常看的书大部分放于此。他还有一个藏有数万册书的图书室。他的床另一侧有一张小桌，小桌的外边又有一张大方桌，上面摆放着他阅过或待阅的各种文件。基辛格回忆当年陪同尼克松总统会见毛泽东主席的情景时这样写到：“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袖的会客室。”
晚年的毛泽东读书时侧重的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著作。虽然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读书范围和重点，但读中国文史古籍又是他终生不厌的兴趣。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曾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读文史是毛泽东明于治乱之道、审于是非之实的重要途径。文学书籍中，包括诗词歌赋、楹联、笔记小说，他都百读不厌。对于文学作品，他一方面是在鉴赏和品味，另一方面也把它们当作“历史”来读，因为那些诗文小说之中深埋着历史事实和思想。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很高，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中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他读《红楼梦》，是“当作历史来读的”，读出了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封建与反封建、四大家族盛衰兴亡。中国历代史书则是他的最爱，对此他几乎什么都读。除《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正史外，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毛泽东也读，甚至连小人书都不放过。
毛泽东之所以成就为大思想家，不仅在于他有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更在于他读书时广收博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知识结构。
毛泽东读书严肃认真，不易受外界干扰，不仅在许多固定的地方饱览群书，还随时随地进行阅读。
图书馆既是毛泽东勤奋读书、充分吮吸知识养分的地方，又是他推动革命事业的一个阵地。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并伴随一生。在长沙读书时他是湖南图书馆的常客，每天清晨5点第一个到，天天、月月如此，遇到刮风下雨、大雪纷飞也不例外。后来他对斯诺回忆说：“我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用以学习和研究。据权威人士不完全统计，进城后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
红军长征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最艰苦、最困难的年代，茫茫二万五千里征途上不是险象环生的雪山草地就是装备精良大量敌兵的围追堵截……然而，如此恶劣环境和千难万险也阻挡不了毛泽东的随地随时插空读书的兴致，这给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推动着他率领工农红军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即便是生病了骑在马上，他稍清醒就会在马背上读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是在马背上读完的。其间，他还十分推崇鲁迅的作品。长征出发时，考虑到沿路上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为了行军方便，中革军委下令所有人轻装前进，所携文件物品必须限量。可是，毛泽东宁可少带别的东西，却舍不得将一箱心爱的书丢下，总是带着这箱书随行随读。一次休整时，王稼祥发现毛泽东居然连饭锅、牙刷都扔掉了，却带着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不少书。生活异常艰苦的情况下，毛泽东经常随意扒拉几下简单至极的饭菜，马上随便找块石墩子就埋头坐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去读书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在一次与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艾思奇的谈话中说：“我有几本零散的鲁迅文集，包括《朝华夕拾》等，可惜到处找都找不到了。”后来，有人为他弄来一套《鲁迅全集》，他大喜过望，爱不释手，百读不厌。
和平年代里，在毛泽东的卧室、办公室、游泳池的休息室里甚至饭桌上、厕所里等各种地方，都放着他喜欢读的各类书籍，以便随时可以拿来阅读。
◆毛泽东阅读的《资本论》和《旧唐书》。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外出开会、视察时，首先考虑的也是要带些什么书。他经常是亲自拉出一批他想读或常读的书籍清单交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便会根据书单所列把书带上。在火车上，在轮船上，在飞机上，毛泽东也不会间断他的读书活动。
早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阅读世界里，既有他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有他担负的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领导使命，以及沿路碰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难题。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之状和基本阅读范围，从中可看出大概。
毛泽东养成的随处苦读的好习惯还在于，他极其善于向书本做调查。他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除了向人做调查即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之外，他还十分注重向书本做调查，即从相关地方性的专门志书甚至古人写的有关诗文，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等。
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他一到这个蜀汉古都，就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埋头阅读；后来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仔细阅读。
众所周知：“行成于思而毁于随。”酷爱读书的毛泽东读书方法很多，“不动笔墨不读书”是他最崇尚的读书方法之一。勤动笔墨是毛泽东读书时的一大特点，与他对所喜之书要反复研读的习惯有关，折射出他能够极其巧妙有效地抓住阅读内容之精髓、善提其中之营养而消化吸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智慧。
这种读书方法贯穿他一生，也正是这种读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从事的伟大事业。他的读书习惯一生如一日，即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就会在重要的地方画上竖线、横线、曲线、斜线、三角、方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各种符号，在迅速活跃地思考一番后不时地于书眉和空白处写上许多批语。有时还把精彩的章节和语句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中南海毛泽东故居收存的毛泽东生前阅读的书籍中，有许多是他批画过的书籍。这些笔记、批注、批画，是他读书时心脑活动、思考的真实记录，也是他和作者思想认识、观点、想法、看法、感情的互动与交流。
◆这是放置在毛泽东书房里的书架。
毛泽东这种与众不同的读书方法，源于他敬爱的老师徐特立的教诲。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后，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岁月利用时间读书时，仍保留了这一习惯。徐特立强调“好脑筋不如烂笔头”，青年学生要在读书中学会思考，并善于将思考所得及时记录下来作成笔记，以求阅读时对作品的理解。毛泽东对这个读书方法非常赞赏，他青年时代自修时写读书笔记，称为“读书录”。在秉承徐特立老师这个读书方法的同时，又创新了个人独特的做法。一是他注重把读书、思考、批注结合起来。他记笔记的方法很特别，很少用笔记本，而是把自己的读书心得、读到的精言妙句批注在书本的眉批和字里行间。例如早年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他研读的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有几十万字，而他在其中所作批注就有12000多字，还在空白处用小楷毛笔写满了批语，在同意的观点中写上“切论”“此话甚精”“此言与吾大合”等，在怀疑或否定的地方则写下“诚不然”“此节不甚当”等。二是他边抄边研究，把读书、抄录和探讨结合起来。例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哲学家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摘录了3000多字进行研究和探讨。他特地给艾思奇写信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其中有一些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的批注，有的是对内容的提要，有的是对人物的评论，有的是联想有关事情的发挥，有的是思想的阐发。例如，在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于有了以延安为中心的较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为全面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尤其是哲学学说，又一次开始发愤读书。他的这种发愤读书，不仅为当时的人们耳闻目见，也通过他所研读过的书籍——后来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留下的手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据统计，他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批注留下的总字符数就达27640多字，其中在10本书上作的批注为830条，总字符数为22834个；1篇读书摘要、1篇读书日记及1封书信的总字符数为4770个。这些批注，是他读书心得的真实写照，更是他思想的阐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形成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仍然保留着，故他读书时作批注更勤。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收集有毛泽东阅读40部文史古籍时所留下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这本批语集计有批语314处，总共有6733个字符。其中对16部文学书的批语75处，计2468个字符；对24部史学书的批语239处，计4265个字符。这些读书批注，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历史纪录，是毛泽东读书时全神贯注、细致入微和善于思索的证明，也是我们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读书方法的珍品。再如，后人把他读《二十四史》的点评和发挥整理为线装本《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
善于抓住文章阐述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实质，这是毛泽东会读书的可贵之处。据毛泽东秘书回忆，毛泽东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不论读一本书，看一篇文章，还是同别人谈话，都能迅速而又准确地抓住要点，抓到问题的实质。
善于“挤”和“钻”，也是毛泽东的读书特点。青年时期他晚上就常在路灯下、厕所里见缝插针地抓紧时间看书。新中国成立后仍在饭前、饭后、节假日、路途间隙时分秒必争地读书。1975年，他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不能看书时，就请人给他读；视力稍有恢复便又每天坚持读书十几个小时，他还形象地称这种精神为“钉子”精神。
毛泽东读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他非常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以从中找出可资利用的东西。正因为读书使其熟谙历史，所以他常能信手拈来引用中外史书上的历史典故来阐明深刻的道理，也常借助历史的经验来指导自己领导的革命事业。他在延安时曾说过：“读书可以使人增长学问，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段话点出了知识对人的重要性。这是他为何一生博览群书、吸取新知的动力所在，同时也是他为何要革命者努力学习、认真读书的真谛所在。
为此，毛泽东采取广读与精读相结合又以精读为主的良好读书习惯，读以致用。有的书他一般浏览而略知其义即可，有的书他却要深入研读，探其真谛。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革命大书都反复读，《资本论》读了3遍，有的书读了十几遍、几十遍。4000万字的史学巨著《二十四史》读了3遍。《资治通鉴》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宝典，他读了17遍。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他从13岁开始阅读，直到晚年仍在研读，跨越了70年之久。
毛泽东是读书读出精彩而又擅长睿智活用的高手，他能把前人的学说加以综合、概括、比较，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不是天生的英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从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是在打击挫折下成长起来的。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读书，武装自己的头脑，并注意从书海里结合当下的实际寻找或启迪一些借鉴或答案。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左”的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多次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批注，并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的批注和讲话，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
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总是与时俱进地从爱读的那些经典著作中“温故知新”，寻找良方。而且力倡“多视角”读书，即从多个不同的视角读同一部书、同一种书、同一本书。有些经典专著一读就是几十年，例如《共产党宣言》《二十四史》、鲁迅著作等，这些书他从不同视角读，几十年读而不厌，因为每次读他有不同的视角，这样，视角多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目的就会有不同的收获，自然读起来就读而不累、读而不倦，越读越爱读。比如史书《二十四史》，毛泽东在读的过程中，从政治的视角、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从外交的视角、从组织工作选人用人的视角、从生产生活的视角、从民族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视角等去读，会有不同的收获。一本《共产党宣言》，从1920年他第一次读后一直到1976年他不知反复读过多少次。他在逝世时身边就放有好几本《共产党宣言》：大字线装本的、延安时期出版的小字本及外文版的。《鲁迅全集》也是如此，1938年上海出的《鲁迅全集》送到延安后，从他高兴地首次读到，一直到1975年还手不释卷。清代乾隆武英殿版的大字线装本《二十四史》从1952年得到后也一直读到1976年，前后24年。许多《二十四史》的人物传记部分是其最爱，他在阅读中还十分用心作了标点、断句，划了着重线和作了多种不同的标记，许多地方都写有批注文字。其中的《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读过多遍。直到逝世前最后两年还在读《晋书》，用颤抖的手在《晋书》好几册的封面上用红笔写上：“一九七五年，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他不仅自己读，还把自己觉得内容比较有意义的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胡耀邦在翻看毛主席批划阅读过的《二十四史》时充满深情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谁也没有你老人家读中国历史读得多啊！”
◆这是毛泽东1966年以前的卧室。
同样，毛泽东精读以活用的特点，从他钻研通读哲学书籍的批注以及以这些批注为基础而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展现得非常清楚。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讲矛盾问题，只使用了“矛盾的特殊性”概念，没有提出“矛盾的普遍性”概念。在讲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时只论述了它们的决定作用，没有讲矛盾的转化问题。毛泽东在该书上写了1200多字的批注，并进行了阐发，提出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转化的重要思想。这在理论上发展了辩证法原理，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巨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一生读书卓有成效，如痴如醉，乐在其中。更为感人至深的是，毛泽东在临终前仍然在读书。他1976年9月9日凌晨逝世，9月8日还在读书，医生抢救他，全身插满管子，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但一清醒过来就要书，要文件看。他苏醒了11次，看书看文件11次，总共的时间加起来2小时50分钟，最后一次读书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只读了7分钟就昏迷了，过了7小时，他与世长辞。毛泽东的生命的确是在读书中度过的，真正做到了“活到老，读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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