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虚
3月17日晚，中国外交部和白宫发布消息称，中美两国元首将在北京时间3月18日晚间通话。这也是两国元首自去年11月举行视频会晤以来的首次通话。
中美元首2022年首次通话前夕，在美上市中国公司股票（中概股）的持有人迎来“高光时刻”：在此前因美方偏见式的监管压力而不断走低后，中概股在美东时间3月16日强势反弹，直至创下2001年以来最大涨幅，其中阿里巴巴控股飙涨37%，创下2014年上市以来最大涨幅，京东亦大涨39%。
市场如此积极，是因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当天的一句话。刘鹤在主持国务院金融委会议时表示，关于中概股，目前中美双方监管机构保持了良好沟通，已取得积极进展，正在致力于形成具体合作方案。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各类企业到境外上市。
分析人士指出，2008年以来，金融及金融监管一直是中美持续合作的重要领域，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到严重破坏。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领域合作进展较快，金融领域却因拜登迟迟不改变特朗普时期的政策而停滞不前。
如今，在中美元首2022年首次通话前夕释放出金融领域新的合作、稳定信号，不仅给市场予信心，也让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多出少许期待。当下的问题是：双方能在这个“重新回归”的合作领域走多远，而逐渐增多的“合作议程”又能推动中美关系整体走多远？
沙利文（右一）
从“火药桶”到“压舱石”
在中美关系中，有一些合作长期稳定推进，虽然时快时慢，但总体上始终起到稳定两国关系的积极作用，一旦两国关系走出谷底，这些领域就会成为“低垂的果实”，让双方加深合作、有所突破，从而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良性发展。这样的领域包括能源合作、气候变化合作、打击国际犯罪合作等，金融监管合作也是其中之一。
中美形成稳定的金融合作，可以上溯到14年前。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金融行业自身遭受重创，在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业务也迅速收缩，急需开拓新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深水区，中美共同参与的20国集团（G20）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成为主要国家协同经济、金融政策的关键平台，亦为全球金融体系加深平等交流奠定了基础。
因而，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经过多轮协商谈判，中方在证券、股票、期货等多个市场对美国企业给予积极的开放政策，美方则给予中资商业银行国民待遇，并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中国领衔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等重大事项上给予支持。中国工商银行兼并美国东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在美设立分行，都是这一轮金融合作的产物。
但自特朗普政府上台至今，中美金融合作事实上呈现出“官冷民热”又相互关联的特殊景象。一方面，美国商业金融机构、评级机构、基金公司、资管公司等，均未受到中美关系波折的影响，自2017年以来持续进入中国市场，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等重大投资活动。在近期西方对俄制裁中“火”了一把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在2019年还和中国跨境清算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以深化中美在跨境支付业务发展领域的合作。因而，有分析人士曾将中美金融合作列为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十个“没有崩塌”的合作领域之一。
但另一方面，最近五年来，美国政府对中美金融合作，只看“矛盾”不看“成绩”。当前中美聚焦的所谓中概股监管之争，原本只是正常的金融监管问题，由于两国金融监管合作尚待深化，自2013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仅切断了中美在金融市场准入和监管上的具体对话机制，还在2020年底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
表面上，该法针对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要求它们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并披露“任何政府关联信息”，否则将被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但由于当时美国对中国“政府关联信息”的认定已经无限放大，路透社当时就分析称，这项法案的真实目的很可能是迫使在美上市中概股在三年内全面退出，加深中美经贸“脱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于2021年上台后，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重启中美经贸、金融领域对话时，重点强调中国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准入等话题，对《外国公司问责法》等美方实质性政策避而不谈。
2022年3月1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相当于中国证监会）公布百济神州、百胜等五家中概股存在“退市风险”，导致中概股集体暴跌，阿里、京东、蔚来等当日收盘跌幅均超过10%。事实上，这并非SEC主动“挑事”，而是因为拜登政府对《外国公司问责法》无所作为，SEC只得“依法”亦步亦趋地“审查”中概股。
面对因为拜登政府拒绝积极作为造成的中概股监管危机，中国政府的表现非常克制。中国证监会第一时间回应称，理解SEC的做法是执行《外国公司问责法》的一个“正常步骤”，并“尊重境外监管机构为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加强对相关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但坚决反对一些势力将证券监管政治化的错误做法。”证监会还表示，中方始终坚持开放合作精神，愿意通过监管合作解决美方监管部门对相关事务所开展检查和调查问题。
有分析指出，中美金融合作本应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却在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的推动下差点变为“火药桶”，如何应对，极其考验政治智慧。中方机构一方面始终积极和SEC、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负责对中概股的会计监管）等非党派的专业机构保持沟通，一方面和美国金融界人士密切交流，最终推动拜登政府走向正确的道路。
外媒称，这其中，2018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转冷过程中创立的中美金融圆桌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2019年、2020年，还是拜登就职后的2021年，圆桌会议都定期举行，美方出席者均为金融巨鳄，高盛、富达、花旗、摩根大通、黑石等集团主要负责人从未缺席；中方出席者则包括金融监管高层，中国央行行长易纲、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等都出席了2021年9月的会晤。
美国金融业人士对拜登政府转变政策发挥了怎样的影响？一个细节是，今年2月，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在美国中国总商会2022年农历虎年颁奖晚宴上特别点名了刚刚获奖的美国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达里奥。秦刚表示，数十年来，达里奥“参与中美金融合作，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理解给我们巨大的鼓舞和信心”。
因而，在前述多重作用下，美国媒体在刘鹤正式释放积极信号前，已经报道了两个“稳定信号”：一是中国证监会3月11日表示，近一段时间，证监会和财政部与美方专业机构已经就中概股监管问题开展了沟通对话，“并取得积极进展”。二是3月15日，PCAOB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部门保持合作关系，采用其与数十家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类似的合作方式开展审查工作。换言之，美国专业监管机构已经承诺，不对中概股“区别对待”。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当中美金融合作在监管层面、政府层面从“火药桶”变成“低垂的果实”，中美双方的重点并不在于马上“摘取”重新合作、和解的“果实”，而是要让金融合作重新回归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之一。
特殊的时机选择
从外媒3月初以来不断释放的“稳定”信号可以看到，中美金融对话与合作在近期已取得初步进展。为何中方选择在3月16日正式发布这一信息？众所周知的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当天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刘鹤在会上提到中概股问题。
但外媒多认为，这一时间选择有其特殊性：3月14日，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罗马会晤；北京时间3月18日晚，中美两国元首将举行通话。
自去年3月18日中美在安克雷奇举行高层对话以来，中美经常适时发布合作成果或进展，为高层会晤营造积极氛围。举例而言，中美航天机构就火星轨道航行安全进行的合作，在去年三月初就已经启动，但双方均选择在安克雷奇会晤之后、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访华前公布这一信息。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举行前夕，中美双方在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推动气候变化合作的联合声明，中方代表出席美方主持的抗击新冠疫情多国外长会，展现出中美在多领域的合作成果。
分析指出，在俄乌战争导致全球不稳定因素加剧的大背景下，中美双方均在近期释放金融合作的积极信号，杨洁篪和沙利文的罗马会晤亦覆盖落实元首线上峰会成果的广泛议题，展现出中美对话、合作的总体框架、议程具有稳定性和全局性，乌克兰危机并非中美关系的一切，也不会如一些美国鹰派人士宣扬的那样，导致双边关系走向破裂。
不过，亦有分析人士对笔者表示，中美推动具体领域的合作是好事，但当前的关键问题仍在于美方能否跳出意识形态偏见，与中方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基础性共识的落实。此前的会晤中，中方已经一再强调过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等基础性共识，拜登也表态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对抗，但美方在多数领域的实际行动，则如拜登政府对《外国公司问责法》这个“特朗普遗产”的态度一样：不表示明确赞同，但也不予废止，时不时还“依法”推动、损害中方利益。本质上说，拜登政府是想将前任留下的错误转变为对华政策的“筹码”。
“拜登受到他的国内议程限制，来自中期选举的压力也很大。但如果他因此一味在乌克兰问题、对俄制裁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在台湾问题上也奉行‘最大施压’政策，他最终将破坏当前中美各方人士艰难推动而形成的合作基础。”上述分析人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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