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众日报
当前，面对严峻复杂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西医结合治疗已经交出了优秀的阶段性答卷。在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中医药依据温病理论，辨证施治，深入发掘古代经典名方，结合临床实践，形成了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成为抗击新冠肺炎中国方案的重要特色和优势。根据国务院新闻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治进展情况发布会上的通报，截至3月23日，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以武汉市江夏方舱医院为例，其收治564例轻症和普通型患者，全程中医主导，实现了无一人转重症、零死亡和医护零感染。
其实，中医药与重大传染病疫情“角力”一直持续，三千年来，仅有文献记载的就有700余次，在护佑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历史上，中医药可谓屡经考验，贡献卓著。而我们今天所提倡推广的“治未病”“代茶饮”“三伏贴”“煲汤滋补”，也都蕴含着中医以“预防”为要义的养生观点，不可谓不精妙。
从经典中读“温病”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晚商时，就已经开始认识“疫病”。甲骨文刻辞中出现了一些以人体部位为基础的疾病或症状的命名。讲到传染病、流行病时，出现了“降疾”这个词，说明人们已经对疾病有了分类意识。讲到传染病扩散时，表述为“雨疾”，想想这病如大雨瓢泼浇下，把迅猛之势、波及之广，形容得叫一个生动。
在中医药的经典文献中虽然没有“病毒”这一概念，但中医药与病毒性疾病防治相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批泰山学者田景振介绍说，《伤寒·论序》中所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么高的致死率，着实可怕。从这么广泛的流行性来分析，属病毒性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居多。而中医学的“伤寒”“温病”“疫疠”等古病名中，均包涵病毒性疾病。当代，将病毒性疾病更多地归类于中医学“温病”范畴，是基于病毒性疾病的临床表现，与“温病”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对于疫病，中医最早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之《素问·本能病》篇说：“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也就是说，当气候反常，像夏天那样温度升高，湿度增大流行性传染病容易暴发。
“中医对生命与疾病的认知，就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的认识人体生命现象和疾病规律的一种医学知识，起源于传说中远古的黄帝、岐伯时代，以《黄帝内经》为标志的中医生命与疾病知识体系的形成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对此，《黄帝内经》之《素问·刺法论》有一段对话——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梁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气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大意是，黄帝问，疫病来了，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得病的病情都差不多，不去救治的话，怎么能不让这个病情传染开呢？岐伯回答，没有被感染的人，体内有正气的存在，但是还不够，邪气依然可能会入侵，需要避开毒气。岐伯还作了进一步解释——‘天牝’，是鼻子，指呼吸，因呼吸和空气直接交流，导致病情来回传播，能在人体内周而复始。”田景振解释道，“这些思想奠定了中医对疫病的认知基础。”
到了清代，吴瑭所著《温病条辨》，是温病通论著作。“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意思是说，人们担忧的，是疾病多；医生们担忧的，是治病的方法少。这种情形，没有比温病横行时更严峻的了。这话太坦诚，道出了疫病横行时，医患的心声。
《温病条辨》还讲——六气之中，君相两火无论已，风湿与燥无不兼温，惟寒水与温相反，然伤寒者必病热。“中医学强调阴阳平衡，认为这是维持和保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五运六气’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探查外界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环境的变化超出人体适应调节的范围就可能发生疾病。吴瑭认为，被寒邪伤害的人必定患热证。”田景振介绍说，该书创立了三焦辨证纲领，为温病奠基性理论。“由此也可见，中医中药学融汇医学、哲学、文学等知识，是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最闪亮的标志。”
大疫出名医，名医有良方
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从汉代开始，众多典籍中均有对治疗疫病的详细记载，其中对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传染病的描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
东汉末年是我国疫病流行的高峰期，张仲景写成世界第一部传染病专著《伤寒论》，主张“辨证施治”，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一直到今天，书中方药还用于临床。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现在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
名人也染疫。张仲景就诊治过“建安七子”之首王粲。这位文学家是出了名的体弱。《甲乙经·序》讲过这么一件事，说明了张仲景，“医圣”医术之神。他预断王粲20年后将“眉落半年而死”，劝他尽早服药。那时才20岁的王粲觉得这话太不受听，没往心里去。几天后，张仲景从王粲的神色上立马判断出，这位大才子没有遵医嘱，又劝他惜命。可惜，王粲过于固执。没想到，20年后，王粲果然眉毛脱落，半年后死亡。“眉落而死”也成了后人判断其麻风病发的佐证。《章太炎全集》第八册《论狐惑及疠》云：“此眉落当是今之大麻风，广中是病，多传子孙，少时不觉，及期而作，故仲景能预知之。”不过，建安二十二年有大疫，死者甚多，学界也有观点坚持其因染“大疫”而亡。不论怎么说，王粲都没有躲过传染病的伤害。
都说东汉华佗是外科圣手神医，其实他还擅长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是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硬核担当”。
药王孙思邈诊治过的卢照邻，位列“初唐四杰”，能做出“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佳句，却也常年饱受麻风之苦。他患病后过起了隐居生活，病情不断加重，所做《释疾文》中，就讲到了这种悲苦“岁将暮兮欢不再，时已晚兮忧来多。东郊绝此麒麟笔，西山秘此凤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其实，卢照邻没找错人，“药王”孙思邈对麻风病有独到的医术。古人对此病十分恐惧，如果发现有人得了麻风病，就把病人送到远离人群居住的地方隔绝。但孙思邈凭借医者仁心，不顾自己有被传染的危险，做好预防，还曾经把病人留在自己居所诊治，先后治疗过的麻风病人有600余例，更对麻风病作了系统观察和专门性医疗研究，并在《千金要方》等著作中，明确了治疗护理方案。
金元明清时期是我国疫病暴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仅“开封大瘟”一次死亡人数就达百万之多。大规模的疫病流行，让一大批杰出的中医大家迅速成长成熟，医术不断精进。他们在“实战”中，逐步总结出一整套中医药治疫理论，为后世的临床工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比如，明代吴又可在其所著《瘟疫论》中，首提‘疠气’致瘟的观点。在传染途径上，他强调‘邪从口鼻而入’，在治疗上主张‘疏利祛邪’。”田景振说，还有叶天士、王孟英，针对疫病的治疗，建立了卫气营血等完整理论体系。到清代，我国对疫病的防治从理论到临床已相当成熟、颇有成效。吴瑭推崇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被称为治疗疫病“三宝”。
七年前，我国还曾上映了一部灾难史诗片《大明劫》。明崇祯十五年，全国瘟疫，十室九空，李自成起义军又猛攻开封，身强力壮的士兵纷纷病倒，几天就不治身亡。游医吴又可认为，这并非伤寒之症，“但凡寒症，发热、恶寒，脉浮而数，但他们热而不寒，实为瘟疫初起之症”。吴又可发现，疫病是通过口鼻呼吸传播的。因此，他建议，通告百姓大疫将至，务必人人小心；隔绝病患，以防人人传染；通风换气，以防疠气聚集。所以，将士们戴上了面巾，患病士兵被施以隔离治疗。
着眼于“生病的人”
而不仅是“致病的因”
与西医不同，中医是通过人与自然时令变化的适应性，与观察病毒侵犯人体后的不同反应，注重把握疫病的演变规律，“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所以，人们常听中医名家说——中医诊疗着眼于“生病的人”而不仅是“致病的因”。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医就有“预防为主”的理念。《黄帝内经》里有一句名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未病”，即机体尚未产生病理信息的健康状态；其次，“未病”为病而未发，即健康到疾病发生的中间状态。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已病防复等，实际就是先行一步，采取多种中医预防或治疗手段对机体进行及时地干预，达到未生病前预防疾病的发生，生病之后防止进一步发展以及疾病痊愈以后防止复发的目的。
在预防免疫方面，据考证，早在公元980至1567年间，我国古医学家就发明并实施了人痘接种术——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被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这实际就是一种“活病毒”实施人工免疫的方法，或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如今，很多传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减毒活病毒作为疫苗。
我国古代的医家还十分提倡和推广讲究卫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就讲到，“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其实就是在强调饮用水安全。而不少预防措施也已演化为民俗，烹制药膳、煲汤滋补，更走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独特方法、方药，如艾叶烟熏驱瘟法，药油涂鼻避疫法，药物熏蒸驱瘟法，针灸疗疫法以及对易感人群预防服药等，‘简、便、廉、效’，可加快研究开发利用”，田景振表示，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道不尽的生存智慧。中医药的宝库要大力挖掘、加以提高。中医药是根植中国民众的民族医学，应加大中医药文化的普及教育，培养懂中医药、信中医药，用中医药的“中医粉”，中医药要进校园、进教材。而中医创新，也要立足于中医固有的规律去创新，立足于中医本身，立足于中国文化，立足于适合中医的技术和方法，不能唯指标、唯方法、唯仪器、唯标准。“中医的创新归根结底是要有确切疗效的药物和疗法，这样才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医、相信中医，并能传承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田景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