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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宋代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朝代，它与周围的各民族在地域上一直保持着“并”的关系。
在北宋最辉煌的时候，有四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后周显德七年，赵匡胤发动“陈桥驿之乱”，并以此为借口，将后周皇帝柴宗训赶下王座。
此后，宋朝定都开封，对各地的割据势力展开征讨，历经多年，使中国的区域大一统，成为一个完整的区域。
不过，因为石敬瑭在后晋时代，将“燕云十六州”交给了契丹，而宋朝却是没有能力收复，所以，在漫长的征战之中，两国的边界最终被定在了“雁门”、“大毛山”、“白沟”这条线上。
在朝堂上，围绕着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因此对于十六州的归属，人们也就有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而在西边，宋朝又面临着西夏的进犯，一些原本属于中原的领土，更是被西夏所侵占。
建炎南下后，岳飞，韩世忠，吴玠率领的宋军总算守住了淮河以北的半个国家。
其后，宋高宗极力主张和平，并与金国缔结了《绍兴和议》，自此宋金两个国家的交界地带，即“大散关”、“秦岭”、“淮河”一线，成为两个国家共同的战略要地。
在西南方，宋代和大理的边界也逐步稳固下来。到目前为止，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南宋的疆域已经基本确定。
通过深入考察可以看出，宋朝虽然在漫长的统治时期内一直无法彻底掌控九州，但却一直将自己视为中原的“正统”。
宋朝的独特性，也使其在地域范围、地图绘制等方面，呈现出一种“非一统非二分”的特点，而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在宋朝时期，对地理的勘测考察和地理制图的工艺也在持续进步，它一方面继承了前朝的思想和方法，另一方面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对海岸线的考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一切都显示了对宋代地理学思想转型的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地图，是一国治理国土的必备之物，也是一国官方权威的标志，所以每个朝代都会有自己的地图。
起初，由于北汉、吴越和燕云十六州尚未一统，宋王并没有在建国后就下令画成“天下图”。
宋太宗在击败了北汉之后，一统天下，想要夺回燕云十六州，却因为与辽的几次大战而功亏一篑，最终不得不放弃，转而画出了一幅“天下图”，以此来印证赵宋的统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宋人在尚未完成统一时，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
宋代的制图方法，大体上可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御用画图，另一类是用闰年图；三是各类公文地图的绘制。
“特命”是指在特定的情况下，由政府专门下令下级官员按照特定的要求，按照特定的要求而画的一种特殊的图样。
有趣的是，至道元年的一天，太常寺的侍卫长向他汇报，说他的节度使李玉清率领他的军队，击败了辽。
宋太宗听了之后很是高兴，但他认为王德钧的形容还不足以让他满意，便命人杨守斌到应州去，将现场的情况画了出来，这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画法。
而闰年图则是宋朝建立起来的一种系统，它是一种定期向朝廷呈报疆土和地形图的系统。《唐六典》、《唐会要》等均有记载“每三年绘制一次，并上交尚书省”。
这一点，到了五代，还算比较好。赵宋王朝建国后，承袭了五代时期的历法，使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历法体系。
《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这么写的：
“故事，每三年一令天下贡地图与版籍，皆上尚书省。国初以闰为限，所以周知山川之险易，户口之众寡也。”
至于这张闰年图的详细情况，并没有流传下来的地图可以参照，不过《玉海》中有一句话，叫做“郡邑镇寨，道里之远近，与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
公文绘图是地图的一种，这是一种用来解释和处理各种事务的一种方法，所以在宋朝的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记录，比如宋金两国交战，李纲言在中山郡，就是用这张地图来解释的。
这两个例子既代表了军队的需求，也代表了民间的需求，与之相比，在两宋时代人们更多的是用绘画来沟通。
赵宋王朝建隆元年建立，不过当时只是一个分裂的派系，一直到太平四年，太原被攻克，北汉被灭，这才算是真正的一统天下。
其后，宋辽两国交战数次，燕云十六州始终无法夺回，最终只得放弃，到目前为止，北宋的疆域已经基本确定，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维持着相对的稳定。
根据推测，太平兴国二年，宋代中央政府或许已从其治下的各州郡县中获得了较多的闰年图，但因大一统和州县并废等原因，一直到雍熙时期，才获得了比较完备的各州郡县地图资料。
到了淳化四年，他又命人重新绘制了一幅新的地图，并命人收集了诸州的地形图，画出了一幅新的地形图，这幅地形图被称为“淳化天下图”。
宋在这张地图上，将整个天下划分成了十八个区域。
到了宋真宗时期，皇上又命人重新绘制了一幅地图，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山川形势，地理远近”，作为“出兵驻扎，迁移租税”的依据，所以，他着重考虑了各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和地理位置。
这幅地图把天下分成了十七个部分。
此后，宋代中央政府也曾多次绘出“天下图”，并留下了较多地图，其中以《九域守令图》最为突出，反映出了宋人对于中国地域格局和地域格局的认知。
从这张地图上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中国沿海地区的蜿蜒变化，尤其是山东半岛，使中国自古就有的“天圆地方”的地理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宋朝，除了由北宋政府组织的《天下图》的编纂之外，各地也出现了一种编纂地方志之风，许多地方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并与地方志的编纂方式相结合，也进行了一些编纂。
《宋史·艺文志》所载，宋朝地方性志书共存百余种，而全国地方性志书共40余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地方志遗失，宋代地方志仅存5种，乐史所写的《太平寰宇记》，王存所写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所写的《舆地广记》，三种地方志均为推动地理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时期对各地区历史上政治区域的详细记录，也是保存最多的一部，它记录了各县到东京开封府和西京到河南府的距离，保存了许多原始数据。
这本书是乐史编撰而成，原意是为了使帝王不用出远门就可以对自己统治的世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他先是从东京到开封府，再到西京到河南，然后是周围的地形与风俗，然后是中原与边疆。
此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对行政区划作了详尽的剖析，不仅阐明了当时的行政布局，还对唐代以后的行政区划变迁作了详尽的描写，这对于后来的学者们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真实发生地点的考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太平寰宇记》中，还专门记录了幽州和蓟州，这两个地方并不在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这两个地方原本属于中原，后来又被辽国所占据，所以这也是一种对宋朝统治的一种宣示，同时也是一种对这两个地方的承认。
《元丰九域志》是王存以地理学见长，于元丰三年写成的，后来又进行了多次的修订，最终记录的是元丰八年的行政区域。
《元丰九域志》是北宋时期继《太平寰宇记》后，对全国地域特点进行整理的一本综合性志书。
这本地理学专著，一是参照《太平寰宇记》，详细记录了唐代以后各地行政机构的变迁，更全面地描绘了整个国家的地理学特征；
二是《元丰九域志》在北宋中晚期完成，它对近百年来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有了较详细的记录。
这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改革，就是取消了藩镇，改以州为县。
《舆地广记》是欧阳忞在政和时期编纂的一部地理巨著，全书共有38卷。
它将《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中关于唐代以后的演变情况，追溯到古代，用四卷的篇幅详细记录了从大禹到五代的行政区划，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宋代的名称，以便于读者了解。
《舆地广记》从五卷开始，按照元丰时期四京二十三路分篇，对各州、郡县的设置演变作了简要介绍。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对不属于宋朝实际治下的地区，也作了“化外州”的记述，以表示宋朝疆域以外的前朝城市。
《舆地广记》也是一部地名学的重要文献，它对地名的流变作了详细的考证，使得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考察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
同时，由于宋朝与辽和西夏等多个民族共同存在，因此宋朝也十分注重对地形学的研究，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宣扬自己是“天下共主”，拥有对整个世界的真实发言权。
宋代有一份《九域守令图》，这是以县为基础，绘制的第一份地图，这份地图的范围就是大禹开辟的九州，再往北就是燕云地区，这说明宋朝还是很重视传统，也很重视先祖遗留下来的东西。
总体而言，在北宋时代，地理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地理学思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不但使我们能够准确地理解地区的地理学，同时也能够对中国的地域面貌和地位进行了初步的准确的定位和理解。
尤其是中国沿海地区的“九曲十八弯”、“辽东”、“山东”等地理位置的准确把握，对于中国未来地理与地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宋高宗赵构在靖康之战之后，不得不带领赵宋皇室和平民百姓向南方迁徙，几经周折，最终迁都临安。
而在前方，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等几位著名将领率军，将金军死死地挡在了秦岭淮河之北，宋金两国的边界也因为这一条战线而渐渐地稳固下来。
在西南方，南宋和大理的分界线也开始变得明显起来。
因此南宋的实际掌控国土仅剩下“半壁江山”，而与此同时，南宋在长久以来一直标榜着自己的“正统”地位，却仍不肯在地图上轻易地将自己的部分地盘割让出去。
此期间，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宫廷到民间，都乐于致力于绘制地形图，此期间的方志图，更是成为中国地理学发展的一大亮点。
宋代也擅长地方志的编纂且继承了北宋，现存两种地方志，一种为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另一种为祝穆所著《方舆胜览》。
在此期间，中国地方志书的编纂工作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一大批有代表意义的方志相继出现，成为中国地方志书发展的一个小高峰。
《舆地纪胜》所记述的地域是南宋的实际控制地区，其形成时间多在嘉定宝庆两代。
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各个区域的地名和规划的变化，并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还包括了当地的山川河流，人物英雄，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其著述考据确凿、内容详尽、趣味性强，堪称南宋地方志之巅峰。
在内容上，这本书最大的进步就是放弃了对四至八道和物产等的传统记载，而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版面放在对人文地理的记载上，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
《方舆胜览》所说的内容，也仅限于南宋的实际控制地区，全书共七十篇。
临安府所辖的“浙西路”、“浙东路”等十七条道路的名称、风土人情、山水风光等，特别是关于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对于后人更好地理解当时江南的真实情况，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史记》还特别注重对地方名胜的描写，为后来对这一部分名胜的来源和发展脉络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靖康南渡以后，南宋文人在撰写有关地理学的著作时，大多将其范围限制在南宋的实际控制区域之内，一方面使得各种记录更加详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对收回北方失去的土地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而从地图学的角度来看，却是从南宋开始，出现了一股对《禹贡》的学习高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人们对统一天下的渴望。
赵宋王朝在南宋时，因其独霸一方，而丧失对于秦岭、淮河等广大地域的控制。
然而宋人仍以“正统”自居，拒不承认西夏、金国等少数民族的统治，多次在各方面都声称自己对北边的广大地域具有实际的统治地位，并期望早日克复中原。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理想，在南宋时期，人们逐步发展出一种地理观念，即把《禹贡》所载的九州地区视为中原华夏“正统的国界”，从而掀起了一股对《禹贡》的研读之风，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皇权”，另一方面是为了“夺回”自己的领土。
在此期间，绘图功能已不仅仅局限于政府的行政管理，还扩展到了文化权力的竞争，而编撰的主体也从最初的官方机构，转变为民间的学者。
从以上各章的叙述来看，中国地理学科在宋代的方志录和制图上，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并在各个时代显示出自己的显著特征。
第一，宋代的地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对“天圆地方”的传统地理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使人们对世界各地的地理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将地理勘测推进到了以实际勘测为主，主观描述为辅的层次，这为后续开展各种地质勘测、军事行动、农业生产活动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就地方志的编纂而言，两宋地方志的编纂较为详细，所涵盖的范围较广，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且排列方式较为合理。
但是，地方性志书的编纂范围，也由最初的“九州”，逐渐缩小到南宋统治下的半部，这也是当时人们对地理学认识的一种转变。
第三，当时天下尚未彻底一统，两宋都以制图等形式，宣传自己的传统形象，这就使制图的含义从单纯的地理学，上升到了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以及文化和教育的高度，这为我们今日进行地理学思想的教育，带来了新的启示。
而从地理学理念所引申出来的行政区划、地量制等，对中国社会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晓旭，《宋代地理图碑研究》，《东南文化》，1993.第6期。
<2>李中锋，《宋代政区地理研究及其信息系统处理》，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3>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4>冯瑞，《北宋历史地理学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5>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贵州社会科学》2014.第5期.
<6>张露露，《南宋历史地理学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