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正发生着断裂式的变革，到唐初长安发展至顶峰，而历经唐末、五代的社会变动，到宋初东京城时已基本为开放式的街市制所取代。
关于唐宋之间发生的城市变革，学界已倾注大量也力，但对于坊市制崩溃时间节点的争论不一。
在明确论题的前提下，按照学术史的发展脉络，系统地回顾了中外学界关于坊市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并指出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因视角及标准的差异，导致坊制变革时间节点的认同差异，且在原因阐释上过于关注商业经济因素。
按照唐初律令的规定，帝国的政务运作依托的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和九寺五监为核屯、的部司寺监体制。
这一体制的特点在于，国家官员拥有固定编制、国定额数，任命官员须依照固定的考课、任用程序，每一职官须承担固定职务，官、职合一。
不过，随着唐朝律法体系的变化，人为颁发的敕与格日益成为政府行政活动开展的依据，传统的律、令等条律被搁置一旁，送就为唐朝职官体制的变迂埋下了伏笔。
此时，天子为应对特殊状况，经常逾越固有的程序，临时差遣使官，专口督办特殊任务。
虽然，最初的使职多为临时差遣，任务完成后即被调回。
但是，随着使职差遣形式的盛行，部司寺监体制不免地遭到破坏。
宋时，临时差遣的使职常设化，并渐渐取代原来拥有固定执掌的职事官。
相应地，职事官则逐渐阶官化，仅用标识官位俸禄。
＂街使＂作为律令之外的使官大体上也应经历了同样的演变过程。
遗憾地是，目前尚无唐前期街使任满即废的史料可资证明。
不过，依照使职差遣制度的演变过程，＂街使＂作为都城治安管理的辅助力量，最初也应由天子临时任命，协助金吾卫应对两京治安管理中的突发状况。
一般而言，街使在短期任务结束后，立即调回原职，而并不会常设员数。
但随着长安坊市制度的进一步破坏及金吾禁军城防功能的进一步削弱，街使开始成为常任官，专口应对都城日益恶化的治安局面。
现有史料证明，至迟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８），街使一官就已固定化。
关于这一点，学者关注较早。
武复兴认为大件及外来货品须往东、西市选购，而一般的日常用品可在街巷中就近购得，如延寿坊中有金银珠宝店，宣阳坊有彩缴铺，丰邑坊有丧葬铺。
此外，武氏还举出了长安坊内邸店及街巷中摊贩存在的事例。
不过，由于武先生并未将其置于中古坊市制度变革的视角中加考虑，因而对于里坊中商业活动发生的时间关注不足。
国内学界由于起步较晚，在着手进行相关研究前，先行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宿白依据有关文献，并结合最新发掘材料，对隋唐长安城的里坊先进行了颇有意义的复原研究。
他推断长安城里坊内部最初规划的道路系统应当只有十字街与十字巷两级，曲的出现则是坊内空间发生变化的表现。
马得志结合自身多年发掘唐长安古城的经验，也对其城市结构及布局形制做了全面分析。
史念海则站在历史地理学的立场，对唐长安里坊轮廓、名称演变、坊内道路及寺观分布等进行了详细论述。
辛德勇则详细考订唐两京坊里名称，订补了史料的阔漏与谁误。
在前一段的工作基础上，坊市制度的研究最先进入了考古学者的视野。
早在８０年代初，俞伟超便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并撰述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
他将隋唐前棋盘形封闭式规划与宋代后开放式街道布局进行了阶段性区分，认为随着中晚唐后工商业的新发展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长安封闭的城市规划及管理制度开始受到愈来愈大的冲击，到北宋中期左右巧梁坊墙拆除为止，传统的都城坊市制度最终为街巷制度所取代。
不过，俞伟超推定北宋中期巧京城内曾进行过大规模拆除坊墙的活动并无史料及考古学依据。
唐宋么际坊市制度崩溃背后所折射的城市变革，作为唐宋变革诸多领域中的一环，历来为中外学界所关注。
都城因其政治、军事地位的特殊性，使得其有别于一般性的地方城市，无论是坊制的施行，还是崩坏，都城的表现都更具观察性。
毋须巧言，坊市制发源于先秦，形成于秦汉，经历魏晋及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长安城达到顶峰。
随后，坊制出现了松动迹象，并到北宋时期彻底解体。
因此，唐都长安、后唐洛京、后周巧京、北宋东京等都城，作为唐宋之际坊市制度崩溃的节点城市，被本文引作考察对象，探究坊市制向街市制转变的具体路径及其原因。
本文街、巡使资料为中也，探讨了唐宋城市变革中，政府作为制度的维护者，在面临制度破坏的局面时，所采取的针对性策略，即增加城市管理为量，加强对都城秩序的管控，及对违制者的限制、打击。
但是由于坊市制的自身缺陷、人口膨胀、商业发展、市民文化、战争因素等综合性因素，坊制的崩坏逐渐加深。
从演变过程看，坊制的崩溃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坊制的初步破坏。
这表现为造宅运动引发的里坊平面布局的破坏、起楼行为引发的里坊立体空间的突破及市内居住空间的形成等，时间相当于唐高、武时期到唐玄宗开、天时期；第二阶段，坊制的加速崩坏。
这表现为坊墙的打破、临街空间的侵占、市外商业活动的增加等，时间相当于安史乱后直至晚唐，由于坊制破坏的重要特征都已凸显，街、巡使等新型城防力量开始常设化，并逐步取代城市常规力量，专口应对坊制问题；第Ｈ阶段，市坊制的解体完成。
由于都城的迁徙，市制在新都洛阳、巧京即已消失，而坊制则在后唐洛阳时代仍得勉强维持，至后周化京时代，人口压力及经济推力下，坊制也告解体，街道空间开始成为百姓合法使用空间。
后周坊制管理思路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传统的市、坊空间及功能分离的概念消失；第四阶段，坊制的短暂＂恢复＂与＂厢制＇的形成。
出于对坊市制的怀想，宋初一度短暂恢复街鼓制度，并重定坊名的方式恢复坊、市分离的概念，但这一逆潮流的作法很快再度被抛弃。
厢坊管理体系的形成为标志，街市时代正式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