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概指沟通世界东西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通路线，因其活动的主要内涵是运输和交换丝绸或陶瓷、茶叶、香料等外供或外贸特色产品，故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等。
东方航海者
在世界东方的中国，从龙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发现和传播态势看，早在新石器时期，濒海临水的居民就沿着太平洋边缘海黄海、东海的海岸和附近岛屿，朝着南北两个方向进行探索航行。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鲁人和齐人已在山东半岛沿岸“乘桴浮于海”，并向北以庙岛群岛为中介，渡过渤海老铁山水道，来到了辽宁半岛南端，并沿东岸北航至朝鲜半岛和俄罗斯东部滨海地区。在江苏和浙江沿海的吴人和越人，也沿着江浙海岸及附近的半岛和岛屿作广泛的探索。这些华夏古代海上强国的航行规模和距离已相当可观，大规模的海战和运输活动，如关于越国两次迁都，“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的记载，已见诸史家笔端。在今天江苏省的南京、苏州、连云港和浙江省的宁波等地，都留下了他们海上活动的踪迹
西方航海者
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古埃及的海上活动十分频繁。在古王国时期，埃及的舰队时常出没于红海和地中海，亚历山大港成为当时西方的航海中心。公元前６１１至前５９５年，埃及还开掘了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古运河，但此后仅隔半个世纪，埃及先后被波斯和希腊帝国所征服。当时西方主要的航海力量代表是地中海地区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
约公元前３０００年，以北非突尼斯海岸的迦太基城为基地的腓尼基人，其船队已经开始在东地中海和爱琴海一带活动。公元前２５００年后，他们到达克里特岛和地中海东端，第一次发现了直布罗陀海峡，并继续向南北两个方向探索航行，来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海岸，发现了大西洋东岸的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并又沿非洲海岸南下。更值得注意的是，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载，约在公元前６００年，腓尼基人曾受埃及法老尼科的委令，派出一支船队从红海出发，历时三年，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非洲航行。当然，腓尼基人主要的海上活动舞台还是在地中海及其周边水域，他们通过航海，在西西里、马耳他、撒丁岛等处建立了相当多的殖民地
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渐进到突进的演化过程，“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如此。这种东西方分别开始但又共同进行的航海探索，从公元前３世纪至６世纪（约中国历史上的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３０８６页。孙光圻：《徐福东渡航路研究《徐福研究论文集》，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班固：《汉书》，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６７１页。化。主要特征是，在亚欧大陆两端，东方航海者由东向西探索，西方航海者由西向东探索，从而形成了以南亚地区为中介，连接亚欧旧大陆两端的海上大通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
东方航海者
公元前３世纪，中国开始进人秦汉时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先后开展了两次重要的开拓性航行。一次是以徐福为代表的秦人以寻找“海上三神山”为名，携带“男女三千人”和“五谷种种百工而开展的大规模海上东渡。据分析，此行可能航达朝鲜半岛西岸，并越过朝鲜海峡，到达日本列岛。这条东北亚海上航线可以理解为是广义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北向分支航线。从事物彼此联系的角度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南西南向的主干航线的开辟，在造船和航海技术发展方面做好了一定的准备。
西方航海者
当时，另一条长距离的远洋航路是由西方航海者开拓的。据公元１世纪居住在埃及、化名为阿里亚努斯的希腊商人所著《厄立特里亚海回航记》记载，大约在公元４７年，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的船长希帕勒斯，在前人航海的基础上，开辟了由阿拉伯海直航印度的南亚航线，
其走向是：从东非的迈奥索尔莫斯启程，沿红海的非洲海岸南下，出曼德海峡至亚丁湾，再绕过瓜尔达富伊角，南航至坦桑尼亚的垃普塔，然后再掉头北上，沿阿拉伯海到波斯湾人口处，继续东航经印度河口、马拉巴尔海岸、斯里兰卡至恒河口，再沿孟加拉湾绕航至克里塞岛。
在这次远航中，他总结了北印度洋西部水域３月至９月盛行西南季风、１０月至次年２月盛行东北季风的季风规律，从而使红海、波斯湾与印度之间的航行变得既迅速又安全。显然，希帕勒斯和中国航海者一起，共同建立了一条以南亚为中介的东西方海上大通道，这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和形成。
当时，汉王朝与大秦国是东西方两个最强盛的大国。东汉时，大秦国的统治中心在今埃及的亚历山大，其辖域辽阔，广及欧、亚、非三大洲，航海活＆动范围也非常广大。
据《后汉书？大秦传》载：大秦国“与安息（今伊朗）、天竺（今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而东汉“和帝永元九年（９７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今伊拉克境内）。临大海（波斯湾）欲度”，也试图打通去往大秦的航路，虽此行后因安息人阻扰而未果，但确已“穷临西海”（今波斯湾与阿拉伯海），到达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的区域。与此同时，大秦航海者也在寻找从海上直达中国的航路。成书于１５０年的托勒密《地理学》曾转引旅行家马利奴斯的记述说，曾有一位名叫梅斯（或名底启亚诺斯）的商人，在远航途中曾派遣几名下人前往“丝国”，也即以出产丝绸闻名于世的中国。这些西方人是如何到中国的呢？
据史载，东汉“永宁元年（１２０年），掸国（今緬甸）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其时在场的“献乐及幻人……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由之可见，大秦人前往中国的海上旅程，或是先航至缅甸海岸，再续至东汉的南方沿海地区。另有一段历史记载更是提供了东西方直接交往的佐证，东汉延熹九年（１６６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帝国执政者安东尼作者注）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瑋瑁，始乃一通焉”。当时的日南尚属东汉王朝的滨海南疆，故这一记载应是东汉与大秦建立海上直接交通关系之开端
在东西方航海者的共同追求与不懈努力下，自公元７世纪到１５世纪中叶（在中国约为唐宋至明初时期，由于航海技术的长足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复杂性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认识，开始臻人全面繁荣和鼎盛阶段。
这一时期，东西方航海者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共同追求，为接踵而至的全球性海上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打下了坚实的文明基础，在技术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海上丝绸之路”是在突破各自区域性海上封闭环境后，东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航海者相互交流和共同推进的文明产物。它不仅对人类海洋事业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人类全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刻的影响。总而言之，“海上丝绸之路”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文明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