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人的队伍，大一学生高奇走在最前面。这时候，戈壁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眼前一望无垠，沙漠连着沙漠，没有人类的踪迹，只有路标旗被风吹得竖起来。
脚下，厚厚的一层沙覆盖在坚硬的砾石上，徒步鞋踩上去沙沙作响，他感到开阔和兴奋。但这只是刚踏上戈壁后十几分钟内的心情，剩下的时候，他被另一种强烈的感觉包围：“被骗了。”
他参加的是集结了1000名学生的“益行中国2019暑期全国大学生戈壁挑战赛”。因为没有备案、救援保障不力、医疗人员与药品不足等问题，活动主办方被参赛学生质疑在管理与安全上存在诸多漏洞。
不安的情绪在8月1日晚上达到了极点，当晚10至12点期间，有参赛者报了警。8月5日，这一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关注，“1200大学生戈壁迷路，组织者仅有7人”的标题在网络上流传，评论大多将矛头指向参赛学生——“浪费公共资源”、“没脑子”。
流言击碎了这群年轻学生平静的生活。
这本该是一场自我挑战的旅程，却演化为一次危险的预演，暴露出时下热门的“戈壁徒步”背后的风险与隐患。
戈壁徒步
7月31日，徒步前一晚，高奇早早躺下休息，把身子缩在了睡袋里。
敦煌二中的水泥操场上，密布着来自天南地北各个大学学生的帐篷和背包，喧闹的说笑声不断。
高奇有些睡不着了，7月的敦煌天气闷热，地面发烫。他脑海里还想着一个小时前的大会——活动负责人，一个瘦瘦小小的男人站在主席台上，用高亢的声音保证：你们到了营地有信号车，徒步有药有水有医生，我们会保证大家的安全。
他更在意的是开完会后要求签订的参赛声明，上面写着，比赛期间如果出现人身或财产损害，将独立向保险公司索赔。这份文件没有第三方公证，没有公章，他感到奇怪：这不是霸王条款吗？他在参赛者的群里问了问，有同学回：“说是不签就不能参加活动，并且不退还费用。”
赛前组织方与参赛者签订的参赛声明
高奇喜欢冒险，原本期望在这场徒步中挑战自己，大学之前他都在一心读书，准备高考。进大学后，他想在这期间尽量尝试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现在，担忧取代了期待。
另一边，一个蓝色的帐篷里，来自广东的罗佳带着期待的心情睡下。她要留足精力，好在明天的沙漠里行走36公里。
6月，她在一个叫作“大学生义工旅行”的公众号上看到这次活动的信息，文章标题为“暑假招募1000人，一起徒步30公里穿越沙漠星空露营！”活动主办方为Newth青年文化社区。期末的复习资料让她昏昏沉沉，她喜欢体育活动，看到后来了精神，觉得“有意思”，就约同学一起报了名。
戈壁环境特殊，父母起初不同意，她把资料文件都拿给他们看——参赛学生曾收到一份《组委会应部分参赛者问题统一回复》，显示医疗保障齐全，救援车、专业医生、蓝天救援队成员都在跟队保障之列。
戈壁挑战赛宣传时的海报
赛前，《组委会应部分参赛者问题统一回复》显示医疗保障齐全
这些信息让罗佳和父母感到放心，除此之外，她还曾收到“政府方面的文件”：一份会签文《关于邀请参加“益行中国·2019中国大学生戈壁挑战赛”的函》显示，这次活动的联合主办单位包括了甘肃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等。
这场戈壁挑战赛定位于召集普通大学生，活动负责人、Newth创始人之一李子澄说，他们想办一个“公益类型的挑战赛”，因此单人的报名费只有499元，之前Newth没有举办过戈壁徒步类型的活动。
“敦煌戈壁徒步最初从玄奘之路开始发展，当时主要针对国内各大商学院、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院的学员，参加的都是中国高端的企业家，比如王石、柳传志这些，是行业内最顶级的活动。最近四五年，一些商业机构加入进来，包括做公司团建、培训的机构和组织。”一位参加过多次穿越戈壁活动，后成为组织者的人士张洪峰介绍。
据他的经验，徒步活动的市场价格以单人12800元为主流，玄奘之路客单价接近19000元。而在这些活动中，超过一千人规模的非常罕见，“没有几个敢这么弄，玄奘之路、千人走戈壁和城戈5是今年超过一千人的”，这些主办方都有多年戈壁徒步赛事的经验。
在敦煌市户外运动协会副会长、敦煌新沙州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岳军看来，戈壁徒步曾经作为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而火热起来，“很多人感觉走戈壁和创业是一回事，只要坚持就会见到光明。这种精神让企业老板、客户前赴后继。”
现今，戈壁上的徒步挑战正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他们渴望丰富人生经历，去不同的地方。
为了这次徒步，几位参赛者在赛前做了不少准备。赵宇做了20天的体能训练，在户外店购买了衣服和鞋；高奇在赛前每天下午绕湖慢跑，然后做两三遍“hit”训练；罗佳报名后每天跑几公里，不跑步时和同学约着打几个小时的羽毛球。
戈壁在他们眼中是陌生的，也是熟悉的。在高奇看过的vlog里，戈壁是“一望无际的荒野”；赵宇喜欢戈壁，因为那儿没有人，“所以很漂亮”；罗佳印象中，戈壁是荒凉的。
而在这次的旅途中，戈壁可能意味着将命运托付给他人。
进入无人区
去往戈壁的大巴上，学生们睡着了，这天早晨，应会上主办方的要求，他们凌晨3点半就起了床。
李子澄说，旅游旺季车费贵，在早上空档期用车，就不是包一天的车，而是付一趟的钱，“都是大学生，想给大家省点钱”。
赵宇还醒着，窗外，房屋渐渐变少，一路的颜色变得单调，大巴不住地上下颠簸，他知道，戈壁快到了。
8月1日5点到7点之间，学生们陆续到达戈壁挑战赛起点。
无人机留下的航拍照片上，大地粗糙而黯淡，布满赤裸粗硬的石块与黄沙，稀疏的植被星星点点分布在漫无边际的土地上。天空与地面交界处，依稀可见远处绵延起伏的沙山。
起点线前，分散着一团一团的赤橙黄蓝绿，是戈壁滩上少有的色彩——1000个学生被分为五个军团，军团中又分10人一小队。他们背着随身的行军包，戴着下发的迷彩帽子和围脖，除了马甲颜色的差别，几乎分不清谁是谁。
赵宇站在人群中，站在戈壁的边缘，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前方，第一次感觉到人的渺小。
无人机航拍参赛学生在起点线前等待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屏幕右上角的信号格显示为几条横杠——他们即将进入无人区。
学生们将装着帐篷与衣物的行李包放下，待主办方派车送到营地。9点到10点，军团一个接一个出发，浩浩荡荡的千人队伍涌入了戈壁。
起初，大家都很兴奋，忙着拍照，补给也充足。参赛学生刘伊宁记得，每隔十几分钟，身边会有一辆补给车经过，可以拦招停下，大约2公里会经过一个补给点，参赛者可以拿空瓶换水。
在徒步过程中队员互相照应
脚下的路逐渐变得难走起来，“开始小石头居多，后来沙丘，再后来小石头变多。”赵宇说。
高奇买了专门的徒步鞋，但地面时而硬、时而软，走起来非常不舒服。前述《统一回复》提到，正常戈壁徒步挑战赛路线基本属于平路，而“我们的戈壁挑战赛路线有较多需要翻越戈壁、沙丘、石山等，路线难度较大”。
走了近两个小时，赵宇的脚磨出了水泡。他不敢休息太久，怕停下后泄了气。队伍像一条前进的长龙，最后的人看不到最前方的人。他属于第四军团，处于队伍末端。
1000多人的队伍像一条长龙
赵宇在队尾，看不到最前方的队伍
高奇走在队伍最前方。中午12点40分，路标旗旁，一辆面包车在他身边停下，司机告诉他“走错了”。高奇感到纳闷，司机说：“你们没看前面没有旗子吗？”
在广袤的戈壁滩上，没有任何地标参照物，全靠领路车插旗设置前进方向。
司机将高奇和几名队员带到了一个小沙丘上。高奇有些懵，其他参赛队员也渐渐走过来，挤满了沙丘。很多人不知所措，赵宇到达时，有人告诉他“开路车找不到路了”。每个队配有一个对讲机，赵宇听到手中对讲机发出嘈杂的声音，来自不同队伍的队员互相发出疑问。
这天没有云，风很大，阳光明亮得刺眼，敦煌的最高温度达36摄氏度。
焦虑的气氛开始在部分学生中蔓延，将时间拉得漫长。车辆里的组委（即大学生义工）告诉高奇，“线路规划错误，现在旗子插错了，重新插。”高奇询问后，发现他们不知道路线，也联系不上负责人。人群中出现此起彼伏的质疑声，“这组织的什么活动。”赵宇感到轻松，可以短暂休息一会儿。
罗佳挤在山丘上，也开始慌了。她记得，路线好像会经过鸣沙山（景区），她问队友：“鸣沙山到底离我们多远？”去过鸣沙山的队友回：“没那么近。”她心里“有些咯噔了”。
在这之前，她翻越沙山时看到不少植被有滤布罩着，越往里走分布得越规律，她暗暗地想：我们可能踩到政府的保护区了。她觉得很不舒服，好像被迫走了非法的路线，“做了违法的事情。”那是不是再往里走，就会经过景点呢？罗佳边走边自我安慰：“我们要相信主办方。”
参赛学生回忆，他们在沙丘上等候了半小时至一小时后，队伍重新出发。罗佳有些动摇了。
罗佳在徒步过程中发现一些区域有滤网罩着植被
矛盾爆发
更大的矛盾在下午爆发。一些学生发现，他们受伤后，没能及时得到医疗与救援保障。
从沙丘出发不久，经过一片乱石滩时，高奇不小心崴了脚。他一瘸一拐走到附近的车前，车上的义工看了看他说：“还有五六公里，再坚持一下，磨练一下自己。”他无言以对，感到一阵愤怒。
罗佳的膝盖也在徒步过程中受了伤，她曾有旧伤。经过的救援车她一辆一辆问，但车里都满员了。看着坐在里面休息的参赛学生闭着眼，流了很多汗，她不好意思再提，只说“好的好的谢谢”，撑着登山杖继续行走。
对讲机的公共频道里也发出焦急的声音，赵宇听到，一名队长不停呼叫：“救护车救护车在哪，我的队员脚不行了”，始终没得到回应。下午2、3点，赵宇队伍中也有三名队员中暑，前后上了救援车。但休息后继续走的队员没能再与队伍汇合，也无法联系到原来的队伍，只能一人走完剩下的路程，“我们就再也遇不到了”。
刘伊宁的队员中暑后，脸很红，“头很疼，站不住”，她向所有路过的车都招手示意，没有车停下来。队长对讲机呼叫救援，得到“自己找车”的回应，40分钟后车辆才到。“车把她送到营地后，仍然没有药品，只有供遮阴的帐篷和冷贴。”
赵宇判断，那段时间，可能也有部分学生因为走不动而上车。他是医学专业，看到有人“上车时还有精神，不像中暑的样子”。
对此，李子澄说，当时协作方“柏森户外”安排了32台救护车，“除了做医疗救援还有其他任务，导致救护车不够”。
高奇走不了了。一个多小时中，脚踝越来越疼。他走向最近的补给点，对停着的小货车司机坚决地说，“我脚崴了，绝对不能再走了。”司机让他坐到货箱上，车上没有座位了，“但他们志愿者（义工）在前面好好地坐着。”
露天货箱上堆着矿泉水和杂物，高奇形容自己“赖”在那儿了。他爬上车后，路遇7、8名参赛者，中暑的，脚崴的，一起挤在车上。
货车摇摇晃晃地往前开，渐渐远离了大部队。一路上，高奇遇到团队中的医生，得知1000人的队伍就配了一个市人民医院的专业医生，而身边同学手机软件记录的里程显示，车辆从中午等待的沙丘到营地开了20公里，不是之前义工说的五六公里，被欺骗的感觉又一次在高奇心中腾起。
他想，这活动必须要先暂停，至少保证参赛人员的安全。
协商与交涉
下午3点半不到，高奇到达营地。这是戈壁滩中的一块平地，几个简易的大遮阴棚下，1000多个学生们挤挤挨挨地坐在地上休息。有人找不到地方乘凉，就靠在车辆的阴影下借一丝阴凉。
医疗志愿者用酒精喷雾处理了一下他的脚伤，“冰袋也没有。”他问对方有没有从业资格证，两人说了几句，对方最后说：“要不我把医院给你搬来？”高奇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决心，下午就回市区就医和报警。他要找到承包的户外机构负责人与另一名活动的分管负责人，提出对比赛的种种质疑。
营地里，参赛学生在遮阳棚下休息
这时候，已经有一部分学生提出要退赛返回市区。
得到的回复是“尽快解决”。直到下午5点半，一辆车载着高奇和另两名受伤严重的参赛者离开了戈壁滩。
学生们接二连三到达了营地，但帐篷和行李迟迟没有运到。下午6点左右，第一批物资到达现场，一二三军团的学生领到帐篷，有人开始扎营。林杨是拿到物资的学生之一，但他不打算搭帐篷。
他想先把队里五个中暑的同学送出去。
经历了替队友找车时沟通困难，葡萄糖和盐供给不足各种状况后，林杨记得，徒步前一晚和白天，有Newth员工反复说，“只要发现任何不对劲，就请你们放弃，你们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事，直接上车，车会把你们送回营地。”开完会后他曾单独找负责人，确认过会有两个专业的医疗团队。但这些都出了问题，他感到失望。
李子澄回应称，他在后来得知，柏森安排的专业医师只有一位，此外，医疗团队包括十几位志愿者，培训过户外急救技能。
林杨回忆，下午5、6点的时候，几个穿白马甲的义工开始统计退赛名单。他要求和负责人当面对质，谈谈出现的问题。
想要说法的学生围成一团，人越聚越多，有将近200个。
傍晚，部分参赛者同活动负责人交涉
过了一会儿，林杨发现在另一个军团的方向，又有一群学生聚在一起。被拦着交涉的是另一名负责人，在学生们的提问下，他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表示他也解决不了。
人群中，有人情绪激动，“觉得被耍了”，也有人就看着，有机会讲几句。在参赛者谢飞的印象里，交涉过程中，学生们一个说完了另一个继续说，“挺有秩序，没有激烈地吵”。他没有参与交涉，“我以前也办过大学里面的户外活动，觉得组委整体做得可以，细节他们（指部分学生）有点吹毛求疵。”
罗佳是较晚到达营地的一批学生之一。她决定退赛，“我不可能拿我腿的未来开玩笑。”她感到很累，没想太多，“也没埋怨主办方，就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从交涉学生的话中，她才知道医疗、路线存在各种问题，“原来我们走在戈壁是那么不安全。”她记得，那个户外公司的负责人高个子，很壮实，懵懵地点头，没有做出回应。
罗佳说，在这之后，活动负责人、Newth创始人之一何东来到营地，他对着大家说，各位弟弟妹妹，你们要相信我们。罗佳感到对方在说“套话”，更加无法信任。
晚上9点左右，学生们与何东交涉了许久。最后，多名参赛学生回忆，何东承诺当晚把要求退赛的同学送出去，“（晚上）11点物资到达，他回到营地，把活动方案、费用明细打印出来给队长。（晚上）12点有车辆接送回敦煌二中。”
恐慌后的报警
戈壁的夜晚来临，温度逐渐下降。天空渐渐全黑了，营地没有灯光，往外望出去，黑漆漆一片平地，什么也看不到。
罗佳想到，徒步来营地的路上，他们翻山越岭，知道有坡度、有危险存在，而现在四面都是一样的景象，她感受到未知的恐惧。天和地都很大，给人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交涉的同学散开后，她与几个队员站在一块聊天。一个黑黑的、个子不高的男生用平淡的语气说：“你们知道有狼吗？”罗佳听后惊慌失措，差点尖叫，“他说我学法医的，有狼的粪便、狼毛、脚印，根据泥土的深浅，推断狼不久之前来过这里，你们不信我带你们去看。”
过去关于狼的知识一下子冲击到她的脑中——狼是群居动物，如果看到一头，下一秒搞不好就是一堆；它们很聪明，多少人也好，知道怎么把人群打散……
“营地附近有狼”的消息迅速在学生中散开。
参赛学生周俊生回忆，有一个义工推着音箱说，请义工们集合开会。“开完会就四处来说，这附近发现了狼的踪迹，请大家帮忙生一些火防狼。”在赵宇的版本里，他听说，几个女生称看到了绿色的眼睛。林杨记得，是几个服过兵役的队员说发现狼的踪迹，跑过来警告队伍往中间挪一点，有些人在四周起了篝火，燃了一会儿。
没有人知道真假，但恐慌已经被点燃。第五军团的队员们互相召集，围在坐一起，罗佳跟一些同学说，“有狼，大家做好准备，不要走散。”
学生们聊天，玩游戏。罗佳越发不安，她想赶紧离开，提出要报警，“他们（主办方）说的很多话都是假大空，都没有实现。有人受伤生病，环境恶劣，没有武器，这三点加起来足以让它们把我们全部咬死。”
其他人不想报警，想等到何东承诺的11点，罗佳犹豫了。游戏还在继续，她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紧张，担心被人看出引发集体的恐慌。
林杨说，当时1000多个学生各有各的想法，“该吃吃喝喝睡觉打牌还在吃吃喝喝睡觉打牌，该看星星的还是在看星星，只有那一批第四、五军团的帐篷一直没来的和一些要走的车还没来的人，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看到不少人走来走去，寻找信号，一脸忧愁。
接近深夜11点，罗佳终于拿到帐篷和衣物。戈壁上昼夜温差大，当时的气温“像南方冬天一样，需要棉被，起鸡皮疙瘩。”她和队友紧紧靠在一起，不停地说话。
约定的时间，何东没有出现。主办方和参赛学生之间的信任降到谷底。
罗佳觉得等不下去了。她拿出手机，播出了紧急通话。
“我们被困在戈壁滩上了。”她说。
帐篷中望出去的黑夜
难以入眠的夜晚
夜更深了，星空明亮清澈，一条银河从北到南贯穿而来。几颗流星出现，罗佳闭着眼睛许愿，“快让我们走吧”。
她打完报警电话后，有队长过来提醒，降温太厉害了，不要在外面感冒生病。她和队友先搭了帐篷取暖，又出来等了一会儿。她坐着想睡，但是不敢闭眼。
林杨回忆，当天晚上队伍里，有学生扁桃体发炎，开始咳嗽、流鼻涕、吐痰、发烧，他们看上去没什么活力。
赵宇还在各个帐篷之间穿梭，寻找主办方的人，安抚紧张的学生。他看到有个男生逐个帐篷去问有没有学法律的人，要告主办方；有个女生带着哭腔和义工说，她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就想离开这个地方，已经报了警。
义工向他回复说，晚上12点会有人回来。但凌晨1点20分，仍然不见负责人踪影。
接送学生的车辆为何一直未到？李子澄后来解释说，柏森户外负责人曾表示去市区紧急调运车辆，撤离中途退赛人员。在等待过程中，营地的组委会负责人员发现车辆一直未能抵达，无法与柏森户外负责人取得联系，于是与驻守在市区的组委会负责人联系，要求调运车辆，发现大巴车来会涉及到监管部门“2:00-5:00”巴士停运的规定。“柏森户外负责人在夜晚11 点多了解到这一情况，却没有及时向我们通报情况。”
当晚，不只罗佳一个学生报了警。
赵宇第二天与政府工作人员沟通时了解到，市长办公室接到过报警电话称，有人头部受伤，危及性命，要死了。“实际上那个人只是脚磨破皮，磨出血泡。”也有人报警说走了40公里，孤立无援。谢飞记得，他曾看到有七八个学生围着说要报警，还说“要在网上发1200个大学生迷路”，他不知道这些人最终有没有报警。
甘肃阿克塞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张强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他们在晚上10点40分接到阿克塞县应急管理局通报，称在国道215线海子乡政府附近举行的戈壁徒步大赛活动过程中有1200余名人员迷路，请求帮助。当时有多人拨打了求助电话，凌晨2点40分左右，在离肃北50公里处的石桥墩附近找到迷路人员。
林杨正在帐篷里安抚队员，突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警察来了”，他看到远方警车的灯光闪烁，朝队员方向驶来。学生们很激动，有人走到前面，开始打强光手电，方便警察找到位置。
活动负责人随后也来到现场，李子澄解释，事后警方说组织者有7个人，就是指当时在场跟他们沟通的7个组织者。“活动组委会十几位，负责人是我，义工60多位，还有40多位后勤保障人员。”
参赛学生、负责人与警察协商完后，消防车停在距离营地一百米左右的地方，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林杨觉得，“大家心里安稳。”
此时此刻，在距离营地200多公里的敦煌市人民医院，高奇在输液大厅的躺椅上睡着了。
他在晚上七点到达敦煌市区，两位受伤同学先去了医院，他去了敦煌市公安局旁边的辖区派出所，民警回复说，除非生命财产已经受到伤害，才能干涉。
高奇打车去敦煌二中，保安不让进门。他试图打电话给李子澄、总负责人、分负责人，全都打不通。在网页上查到总公司电话拨过去，对方回复：不知道这边敦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只好打了民警建议的12345热线，政府工作人员回复将派人联系组织，要求他们必须妥善照顾。
等待的几个小时里，他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身份证件还在营地。他浑身没劲，脚一直在抖，心里着急，甚至觉得搞笑：自己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从敦煌二中走到路口，高奇在路边坐下了，看着人来人往，车灯、红绿灯闪烁，他反而觉得安全。
晚上11点不到，政府工作人员与李子澄到达，把他送到医院。高奇的脚已经完全肿了，“医生说过度运动，脚淤血，长时间没有冰敷。”他吊了一个小时盐水，不敢联系家里，怕家人担心，给队员发信息，也联系不上他们。
这天，他独自在医院过了一夜。
走出戈壁后
8月2日早上10点左右，357名退赛学生搭货车离开戈壁，再乘大巴于下午回到敦煌二中。剩下的参赛者继续徒步，下午1点到达大巴集结点。
敦煌的戈壁滩陷入了短暂的宁静。
Newth负责人何东给参赛者的保证信
在这片无人区进行的徒步活动自13年前开始盛行，为人口不到20万的敦煌带来了新的消费增长。
张洪峰介绍，目前，戈壁徒步通行的商业模式为组织与机构招人，负责整体的策划、宣传；再同地接的户外公司协作，当地公司负责救援、补给、后勤。而当地公司一搬自己很少养人，“接了活就找司机、后厨、医疗诊所的人组一个班子，提供服务，也是外包。”
近年来戈壁徒步热度飞升。岳军曾接待过一家主办公司，2017年第一次活动组织了900人，到2018年就增加到了1500人，后来又发展到2400人。“没有做广告，仅仅是参赛者在朋友圈宣传，发起众筹，就可以找到这么多人。”
市场渐渐变得鱼龙混杂。“好多人觉得这个事情蛮简单，就也来做，”岳军认为，戈壁徒步必须有很强的专业经验和户外保障团队。但多少人要配置多少数量、什么资质的医疗人员和后勤保障团队并没有通行的规范，目前都是根据行业自己的经验来设定。
在张洪峰看来，活动出问题通常是由于组织者考虑得少，“注重前端拉人，给地接方的钱压得比较低，那边服务就跟不上”。
主办方的宣传资料显示，此次活动的联合主办单位包括甘肃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协会等。会长杜永军向澎湃新闻回应称，甘肃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协会是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在民政厅注册的社会组织。此次活动他们主要负责咨询、顾问，人员组织、路线和后勤等是主办方和户外公司在进行。
活动负责人、Newth创始人之一李子澄承认，这些合作方没参与到活动具体执行，“因为做了很多年公益，大家了解我们，我们也希望活动能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因此邀请他们成为联合主办方。
目前，戈壁徒步的管理处于空白地带，“没有相关的法规，依托的可能只是旅行社法规。协会也只能建议，我们的会员（当地的团队）可以互相说，但如果仅仅是户外露营的公司，不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岳军说。
敦煌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所有在敦煌戈壁的徒步活动都要经由相关部门审批才能展开，涉及体育、旅游、公安、环保、文物的备案，但这次千人徒步活动旅游局没有收到任何备案，“我们地方一般在7、8月气温那么高的情况下不支持这样的活动”。
8月2日退赛后，高奇建了戈壁挑战赛维权群，想要寻求一个说法，他想，如果他们不站出来，以后会有更多人遇到同类问题。群里有时有同学很激动，他会出现，说大家先冷静。
8月10号，活动组委会发了公开信，没有发布之前协商好的道歉声明。高奇再一次感到愤怒，“完全把责任推卸给了户外公司”。主办方给每个人退款了42.5元，他看着支付宝里的收款页面，“觉得那42块5是在侮辱我”。
组委会于8月10日发布的《益行中国2019 大学生戈壁挑战赛徒步活动赛事公开信》
高奇考虑过走法律途径，如果继续打官司、找律师，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不知道怎么坚持下去，自己也有很多事，投入了不知道能得到什么。”他也担心自己不能代表所有人。
罗佳回家后，取关了Newth公众号。有人知道她去了无人区，在微信上留言说“好酷”，她赶紧解释，“听起来很刺激，但实际上很糟糕”。她也会觉得愧疚，麻烦了警方，但又想到，“本来就是主办方的问题”。
“1200大学生戈壁迷路”的新闻，底下的留言永久挂在那儿，“一群白痴”“浪费社会资源”，像是一道伤疤。
有些同学把报道链接发在群里，林杨看到有人回复，这事不该闹这么大，“你开始参加活动就应该明白会出现这种情况，毕竟是戈壁徒步”，他更生气了，他自己虽然没有受伤，但选择了退赛，“对于走不下来、发现医疗有问题的人，他们是什么态度？你们自己能走下来但能尊重下别人吗？”
这段徒步之旅也曾留下不同的记忆，林杨说，自己学会了担当。徒步过程中，他发现很多队存在落单情况，中途接了好几个别的队的队员一起走。
谢飞记得，第二天徒步时，他在路上听到歌声，“几个队一起唱，互相加油”。
刘伊宁忘不了敦煌的夜晚，她发现原来戈壁不只有荒漠，还有河流、雪山、蜥蜴。
回去后，她在游记中记下：敦煌的八点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你会看到影子不断延长，弱下去的阳光让你愉快，你会知道两小时后就是银河和流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罗佳、赵宇、林杨、谢飞、周俊生、刘伊宁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