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的古希腊学术界对于公元前五世纪埃吉娜是否曾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意见大多是持认同态度的，通常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埃吉娜最晚在公元前五世纪第一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加入了伯罗奔尼撒同盟，直到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进攻埃吉娜。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没有坚实的史料支撑的，更多的是凭借现有的，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材料中只言片语描述所做出的推测。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推测，其根源或许是来源于对多数惯例的理解，如圣·克鲁瓦就认为埃吉娜出于作为民族城邦、寡头政体还有地理位置等方面。
它就理应与同为多利安人种的斯巴达寡头政体结盟;再如惠伯利·伦纳德认为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仇怨是因为种族仇恨和政治体制的不同。
但其实根据品达所提供的诗歌将会发现，埃吉娜人曾歌颂亚加亚人阿基琉斯是他们的祖先，而不同于斯巴达人将自己视作拉西第梦的后代。若一定要在斯巴达与埃吉娜之间寻找出共同点，倒不如说二者都是雅典制政体的敌人。
首先，将塞佩亚战役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希罗多德这段描述使得它已经成为公认的能够佐证埃吉娜在公元前493年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第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至于埃吉娜一雅典战争，经考证，本文认为它是爆发于公元前493年的，并不是公元前487年。
英国学者莱希和英国学者克鲁瓦都认为埃吉娜在公元前493年(或494年)加入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也就是他们二人认为埃吉娜在埃吉娜一雅典战争时期加入了伯罗奔尼撒同盟，这在本文的观点看来是有待商榷的。
公元前494年斯巴达在塞佩亚打败阿哥斯使得斯巴达真正确立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治地位。之后埃吉娜人为了对抗雅典人向阿哥斯求助，但是遭到了拒绝，并且要求其和西锡安人一并缴纳罚款，理由是:“埃吉娜人的船只曾被克莱奥梅尼用武力强夺而在阿尔哥斯的海岸登陆，但是埃吉娜人却和拉西第梦人一齐上岸了。”
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事实是希罗多德记载的一场爆发于公元前493年的，雅典和埃吉娜之间的一场战役，雅典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埃吉娜，并且占到不少便宜，在此过程中雅典为了对抗埃吉娜曾向科林斯“买”了20艘船。
根据希氏6.92段中的记载可以推断出，当时只有埃吉娜人的船只是被克莱奥梅尼胁迫登陆梯林斯的。学者莱希对此仅做了含混不清的解释，他首先假设埃吉娜此时已经成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然后试图用“西锡安与埃吉娜都被克莱奥梅尼所强迫登陆”来混淆重点。
第二，莱希认为西锡安人十分顺从的缴纳了罚款，但是“两国的不同行为可能意味着对相同情况的不同反应，在支持斯巴达一事上，埃吉娜可能也是同盟(笔者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但他们二者皆是行为自由者，由于有强制条约压身，于是被迫参加了违背其意愿的战争。”
在这里莱希预先假设了埃吉娜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然后又假设了埃吉娜与斯巴达同盟之间有一个“强制条约”，然而这都是基于他的假设。如果按照莱希的说法，那么为什么同为斯巴达盟友的西锡安，会因为害怕阿哥斯的复仇选择被迫缴纳罚款，而埃吉娜则无此畏惧?
阿哥斯在斐冬时代打败斯巴达称霸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势力或许有所残留，并且考虑到后来众所周知的与波斯的关系，西锡安此时作为斯巴达没有争议的盟友或许是真的担心阿哥斯的报复。
如果试图用埃吉娜曾和阿哥斯是传统盟友的说法来解释这个疑问是不可信的，因为阿哥斯和斯巴达的仇恨是由来已久的，它没有理由宽容的对待敌国的盟友，更何况还是埃吉娜这样一个“背叛”了自己的旧盟友。
唯一的解释就是接受希罗多德说法:只有埃吉娜是被迫和斯巴达人一起登陆的(西锡安人则是自愿追随斯巴达人)。据希罗多德之后的记载亦没有出现阿哥斯报复埃吉娜的信息。
第三，克莱奥梅尼曾经和埃吉娜的舰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武装冲突，即，如果克莱奥梅尼夺取埃吉娜舰队时，后者没有反抗，那么这个系列动作组应该称之为“夺取”，而不是“用武力夺取”，因为后者传递的含义是被夺取者的反抗失败。
既然反抗了，那么就意味着双方的冲突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擦枪走火。埃吉娜如果此时与自己的“盟友(斯巴达)”发生擦枪走火的武装冲突，那么这种行为足以摧毁任何程度上的联盟关系，甚至是一段正常的邦交关系。很显然在那段时期斯巴达与埃吉娜的关系是非常糟糕的。
第四，众所周知科林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一直都是斯巴达最亲密的盟友，如果斯巴达联盟中有埃吉娜的席位，科林斯和埃吉娜也就是盟友关系，科林斯怎会近乎于赠送的“卖”给雅典20艘船让他攻打自己同盟国。科林斯不是这件事情的主角，雅典才是。
这则产生两个莱希还有克鲁瓦无法解释的疑问:首先，假设斯巴达对科林斯的纵容会使这种事发生，那这种行为就意味着一个非同盟国(雅典)入侵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国。
其次，基于斯巴达本身的政治体制和其同盟者多数的政治体制，这将意味着雅典将以武力强行把“民主”施加给斯巴达的“盟友”埃吉娜。这两点都是斯巴达和他的同盟者所不能容忍的。
最后，被迫登陆的埃吉娜船员身份的特殊性。在这个问题上莱希认为“埃吉娜船员的着陆不需要埃吉娜国家为其承担法律责任”，这说明他清楚埃吉娜舰队船员的身份组成:他们是由埃吉娜岛民中的Declasse成分的人员构成的，这种人在大型的埃吉娜舰队、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些船员此行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战利品，这种行为自然不能代表埃吉娜寡头官方的意图，就我们所知的仅限于希罗多德提供的材料中，没有任何关于阿哥斯和埃吉娜自此之后有过战争举动或任何矛盾。
侧面证明了阿哥斯并没有要求埃吉娜官方为他们本次行动负责。即，可以理解为在公元前5世纪那个年代的人，包括阿哥斯和斯巴达，他们都知道这些埃吉娜的舰队船员是唯利是图的“雇佣兵”形象，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代表埃吉娜。
据希罗多德记载，大约于公元前491年左右，埃吉娜人向大流士贡献水和土。这被看做是埃吉娜“私通”波斯的罪证。希氏给我们的印象是，在那个年代，似乎每个城邦都曾面临一个问题:是否要向大王投降。
斯巴达抵御波斯的态度是明确的。公元前491年属于马拉松战役前夕，如若埃吉娜此时为斯巴达的盟友，那么这种通敌的行为等同于退出联盟，甚至与整个盟军为敌。
就这一点莱希试图用“斯巴达时至今日都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来表达对波斯的明确态度”来模糊斯巴达抵抗波斯的决心，但是事实证明斯巴达和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此时就抵抗波斯问题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雅典得知了埃吉娜通波斯后立刻向斯巴达汇报，克鲁瓦将其理解为，雅典认为斯巴达应该为自己盟友的通敌行为负有一定的法律责任，莱希则选择了更为精妙的逻辑骗局进行诱导。
他认为此时要么雅典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那么埃吉娜“私通”波斯妄图对付雅典，雅典则向自己的盟主求援;要么埃吉娜是斯巴达同盟的成员，雅典害怕埃吉娜成为波斯人的据点所以向它的盟主求援。
这种逻辑看似完美，甚至被Croix推崇备至，但是他忽略了此时的雅典斯巴达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他所推测的这种同盟关系。
众所周知，在公元前510年左右的时间雅典曾加入过伯罗奔尼撒同盟，但是在希波战争期间，这种关系已经有了质的改变，其显然是防御型同盟关系，并且不是主动防御型，而是被动防御型同盟关系。
所以就这个问题首先雅典没有资格在未发生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向斯巴达请求援助，其次根据马拉松战役斯巴达迟到的援助来看，斯巴达也不会在未发生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主动援助雅典。
最后，埃吉娜在“私通”波斯之前，于公元前493年的战役时被雅典打败了，其之后的行为完全符合逻辑，即，如果埃吉娜想要报复第一个选择应该是向盟友(或旧盟友)求助。
由于阿哥斯，国内政权不稳，自顾不暇，所以无暇顾给予埃吉娜的求助，这个途径无法实现，退而求其次才选择“私通”波斯。
这里有一个细节受到了不该有的忽视:埃吉娜即使选择通敌也没有向斯巴达靠拢，这只能说明，在当时埃吉娜的对外政策中，斯巴达并不如波斯更加令他值得依靠。
所以，就本文的观点来看，以莱希和克鲁瓦为主的学者，之所以会认为埃吉娜属于斯巴达同盟，是因为他们把时间颠倒了，他们把之前塞佩亚战役之后阿哥斯的贵族失势势力派出1000名志愿军援助埃吉娜的事情，还有公元前493年的战役都放在了马拉松战役结束不久，这样所有的事实就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难以解释。
上文对整个事件混乱的时间问题都有所提及，但是这已经属于另外一个研究范围。莱希或许是因为接受了维拉莫维茨的编年方法，所以才会颠倒了后期所有事件的时间顺序;克鲁瓦又是因为十分推崇莱希的观点。
所以就公元前493年战役的爆发时间选择追随莱希。其实有一种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立刻分辨出二者混淆了时间顺序，即，按照他们的顺序去分析整个事件是令人难以捉摸倍感困惑，甚至无从下手的。
就上文所述埃吉娜在塞佩亚战役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斯巴达的盟友，甚至此二者彼时未能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埃吉娜受到斯巴达的胁迫，并且处于不合作的状态，同盟一说更是无从谈起。
因此学界比较认可的，埃吉娜在公元前493/494年加入了斯巴达同盟的说法实在有待商榷，至少暂时不能构成定论。其实就连在埃吉娜研究造诣颇深的莱希也不得不承认：“塞佩亚战役的事件并不能强迫我们相信埃吉娜在那时已经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甚至还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特别是如果有其他证据支撑的话。”
<1>李丹柯：《埃吉那与地米斯托克利海军政策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1980 年3月期。
<2>吴素梅：《古希腊土著民族探源》，《世界民族》，2003年第5期。
<3>徐松岩、李电：《关于希腊城邦同盟的几点看法》，《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 2000年3期。
<4>陈文兵：《古希腊国际体系中的城邦反霸同盟外交》，《东北师大学报》，1999 年第5期。
<5>祝宏俊：《古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世界历史》，2008年第1期。
<6>祝宏俊：《关于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的反思》，《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