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其他朝代的末期一样大清时日本为何崛起这么快，清朝到了中后期，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僚体系，都变得越来越没有生机，各种内耗，各种短视，造成了清末的国力水平逐年的下降。

其实，历史也是公平的，崛起的机会不是没有给，而是一再被忽略或放弃，简单举几个例子。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个叫魏源的人写了一部《海国图志》，详细介绍了当时的世界格局和西方国家状况。他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

魏源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时是1852年，也就是道光年间。如果这时清政府能够看清国际局势，进行变革，中国是有希望再次崛起的。然而，这本书在国内并没有人重视，更没有人愿意改变现状。但是，这本书却被日本人奉为经典，在1854年就被翻印，在日本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人认为该书也间接推动了明治维新的运动。

到了1888年，北洋舰队建立，其实力当时是亚洲第一。在1891年舰队去日本时，受到了日本人的仰慕，可以甩当时日本舰队几条街。

但是，这次访问也刺激了日本，从天皇到各个大臣，都节俭自身，包括天皇和其母亲，都捐献了钱财，就是为了打造自己的舰队。

反观中国这边，清政府还嫌北洋舰队花钱太多，慈禧更是挪用舰队钱款，为自己的生辰打造颐和园。

这样对比来看，如何能与日本相比较？

所以，清帝国虽然庞大，但在昏庸的统治之下，也是难以成就的。而日本虽小，但其上下一心，所以崛起也是必然的。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由于其自身实力资源都不具备相应条件，所以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来达到目标的实现。

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助手；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德国和法国为了趁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俄国虽然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尚未准备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列强默许或纵容的态度，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有利条件。

日本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蓄意向海外扩张。1871年，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款：“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但日本并没有遵守这一条约，而是积极向中国扩张。1872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琉球，准备以琉球为跳板进攻台湾。1874年，发生了琉球漂民被台湾高山族杀死的事件，日本利用清朝官员的糊涂，以琉球是日本属邦为借口大举进攻台湾岛，这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次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但日本和中国实力悬殊，加上水土不服，日军失利。在美英等国的“调停”下，日本向清朝勒索白银50万两，并迫使清廷承认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即间接承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从台湾撤军。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日本于1879年完全并吞了琉球王国，改设为冲绳县。

随后，日本又开始侵略中国的另一个属国-朝鲜。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该条约第一条即宣称“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把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排斥在外。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清军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压制住日军，但日本还是在《济物浦条约》中取得了在朝鲜的派兵权和驻军权。1884年，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袁世凯率清军击败了日军，镇压了政变。但日本同清朝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济物浦条约》使日本取得了以保护公使馆为由出兵朝鲜的权利，《天津会议专条》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这两个条约为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中方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但朝鲜甲申政变之后的十年时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段时间，日本一直关注着中国，日本军界要人山县有朋指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故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战前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日本还出动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在此期间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初见成效，开始得意轻敌。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放松了军备意识。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北洋水师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

甲午开战时，清朝陆军总兵力达96万人，而日军总兵力为24万人，清军与日军的兵力之比达到4:1，然而，清军一线战场实际参战部队主要以淮军为主，只有十余万（一说20万人），实际参战兵力可能还不如日军（17万人）。

朝鲜问题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破口，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同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抛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线，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加紧扩军备战。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朝出兵朝鲜。清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000人于6月6日后数日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6月25日，原定计划的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正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弹劾，在朝鲜向清朝乞援的同时，日本通过其驻朝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兵朝鲜的消息后，得到此消息后，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战争。1894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议出兵朝鲜。6月5日，日本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6月9日，日本派先遣队400多人，在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以《济物浦条约》规定之日本有权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同时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知照中方，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进驻汉城。在日军先遣队出发前，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找寻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1894年7月期间，日本发动战争的阴谋愈发明显，中国国内舆论和清军驻朝将领纷纷请求清廷增兵备战，朝廷形成了以光绪帝载湉、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其六十大寿为战争干扰，李鸿章为保存自己嫡系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企图和解，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主和派。到7月中旬中日谈判破裂以后，一直按兵不动的李鸿章才应光绪帝的要求，开始派兵增援朝鲜。随着中日、日朝谈判相继破裂，列强调停均告失败，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作出开战决定；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随时准备寻衅；同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要求48小时内答复，朝鲜继续敷衍日本，于是日本决定出兵控制朝鲜政府，以找到与驻朝清军开战的“委托”。

1894年7月23日凌晨，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击溃朝鲜守军，挟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解散朝鲜亲华政府，扶植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日本嗾使朝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控制了朝鲜政府后，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清朝在其宣战诏书中指出朝鲜历来是清朝的附属国，清朝是应朝鲜政府的要求出兵的，相反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理昭然”，令清朝忍无可忍，因此“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在宣战诏书中则针锋相对，声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声称其开战原因是“帝国于是劝朝鲜以厘革其秕政……朝鲜虽已允诺，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表示其目的是“使朝鲜永免祸乱”、“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宣扬帝国之荣光于中外”。

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一共勒索了中国两亿三千万两巨额白银。占领琉球、台湾、朝鲜，确实是因为大清赔款使日本第二次工业革命快速崛起却是事实，而且日本侵华早有野心。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等。

总之，国不强民不富就意味着挨打被欺负。国强民富，事实证明谁也不敢欺负。只有国家强大，民族富足，团结一致。谁还敢再给我们中华民族书写屈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