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岳武穆被害时，只是一个副枢密使，有职无权，不可能做到危害赵氏政权；以岳飞的忠义和名声，更是没有篡宋自立的可疑莫须有是史书记载错了吗。

二．金宋构和，金人的要求之一就是除岳飞。秦桧以背宋投金而全身回国，且携带家人，绝无可能是如其所言或某些别有用心者臆断由北逃归南宋，确系金谍无疑。趁此之机，正可挟金人之契以戕害抗金之士。

三．岳飞抗金最力，军事能力最强，官衔资历稍差，与朝中文武关系并不亲密，甚而连他个人所拥有私人土地财产都远远少于另外几个领军人物（这一点尤其为朝廷所嫉）。

四．岳飞军的名气是打出来的，撼山易憾岳家军难的“岳家军”的称号并不是其自己喊响的，而是河北亲宋军民的疾呼与金人因数次惨败后的哀嚎。

以上，赵构秦桧金人杀岳飞之势必矣，岳武穆之殇于39尚不冤乎？冤深似海似阿利亚纳海沟！

其实汪直冒功也不算什么新闻了，当时明朝的太监大部分都有一颗纵横疆场的梦，其中的代表就是汪直苗逵。

汪直在宪宗朝权倾一时，他自己执掌领西厂，专门搞特务政治，随意抓人，权势嚣张一时，可以说连东厂都不放在眼里。

”成化十五年秋，诏直巡边，率飞骑日驰数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马首，箠挞守令。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橐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直大悦。惟河南巡抚秦紘与直抗礼，而密奏直巡边扰民。帝弗省。兵部侍郎马文升抚谕辽东，直至，不为礼，又轻钺，被陷坐戍。”

汪直到辽东去的时候有多么牛可见一斑，陈钺当时都已经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却跪倒在御马监太监的脚下，这显然是一个无耻的恶棍，但他得到了提拔；相反，秦、马等正派官员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接着汪直听信了陈钺的话，发动了对辽东女真血腥恐怖的征伐，“师还，（朱）永封保国公，钺晋右都御史，直加禄米。”

到了十六年春，延绥有警，汪直又在王越的怂恿下，奏请成化帝下诏，拜保国公朱永为平虏将军，汪直监军，王越提督军务，发京军二路俱会榆林。汪直和王越等领兵走大同，结果在王越的谋划下汪直谎报军功，说取得了威宁海子大捷，其实只是杀戮了几个生女真而已，但是宪宗信以为真“越封威宁伯，直再加禄米。”这是汪直的两次出边，他给明朝的边防带来的是消极影响，事过不久，“伏当加寇辽东，亦思马因寇大同，杀掠甚众。”

在汪直之后，孝宗时期影响北部边防的宦官是苗逵。当小王子大入延绥、宁夏时，右都御史史琳请求增派部队，于是孝宗派出京军，由“朱晖佩大将军印，统都督李俊、李澄、杨玉、马仪、刘宁五将往，而以中官苗逵监其军。”等到这些京军赶到前线，蒙古军早已饱掠而去，于是朱晖、史琳、苗逵乃有五路捣巢于河套之举，可是事机不密，“寇已徙帐，仅斩首三级”。

这一活动在弘治年间广为宣传，竟然提拔奖赏多达1万多人。兵部尚书马文升和大学士刘健坚持认为，他们不应该滥用奖励。然而，孝宗听了苗逵的汇报，200多人得到提拔，其余的人得到奖励。苗逵在弘治北朝曾多次执掌军队，孝宗非常信任苗逵，晚年竟然一度想要依靠苗逵与蒙古军队作战。幸运的是，他被大学士刘健、以及大学士谢迁、李东阳和兵部尚书刘大夏拦住了。如果他这样做了，恐怕明朝会遭遇更加恐怖的军事惨败。

可以说明代太监的军事梦想，都是明朝老百姓和普通士兵的生命为其买单的。

后世在提及秦始皇的暴政时，必然会拿“焚书坑儒”来说事，痛批他施行的文化专制政策，恨不得对他食肉寝皮。然而根据各种史料来分析，秦始皇“焚书”确有其事，但“坑儒”却属于莫须有的罪名，这点已为今天的学者所普遍认同。既然并不存在“坑儒”，那么究竟是谁在“抹黑”秦始皇？他们的真实意图何在？

其实，在汉朝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官方资料记载中，并没有关于秦始皇坑杀儒生的记载，但这并不代表“坑儒”一说不存在，而且极有可能在民间早已流传开来。官方史料中关于秦始皇“坑儒”的记载，最早见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那场著名的盐铁会议上。

当时，主持会议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专卖政策的利弊跟郡国贤良（儒生）们争辩。由于儒生们强烈反对盐铁专卖政策，所以桑弘羊便大肆攻击儒生们夸夸其谈、表里不一，就像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祸害。正因如此，秦始皇才会焚毁儒家典籍，并且宁愿将儒生们活埋也不任用（“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见《盐铁论·卷五》）。

等到西汉末年文学家刘向在为《战国策》作序时，也采纳了秦始皇“坑儒”的说法，并且称他“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藐三王”。由此可见，最晚从汉昭帝开始，社会上便已经出现秦始皇“坑儒”的说法，但由于此说纯系个人观点，并无史料做支撑，所以不被史学家所认可。例如，东汉史学家班彪、班固父子在撰写《汉书》时，便依旧采用秦始皇坑杀方士而非儒生的说法。

但是，秦始皇“坑儒”的说法，在后世的流传却越来越广。在魏晋时期的伪《古文尚书》孔安国序中，“焚书坑儒”一词正式出现（“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经过数百年后唐朝史学家们的认可性论证，终于被确定为无可辩驳的史实，直到今天依旧被历史教科书采用。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秦始皇并没有坑杀儒生，那么“坑儒”一说又是怎么来的？换句话说，到底是哪些人在“抹黑”秦始皇？其实，依据史料和常理来分析，“抹黑”秦始皇的无非有以下两类人：

其一，秦始皇的焚书政策，不仅导致大量儒家经典被焚毁，使得流传数百年的孔孟学说有被消灭的危险，而且还直接阻断了儒生靠学说入仕做官的途径，形同砸烂他们谋生的“饭碗”。正因如此，儒生们对秦始皇恨入骨髓，一直在寻找报复、“抹黑”他的机会。所以等到秦亡汉兴后，民间便开始流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段子，便在情理之中。

对于儒生们痛恨秦始皇的原因，《史记》作者司马迁曾拿侍奉过陈胜的儒生孔甲做例子，对此有过精辟、准确的论断。司马迁在书中评论道“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其二，汉朝取代秦朝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合法性，会有意识地“抹黑”秦始皇，把他塑造成一位暴君形象。汉朝立国之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因此推崇“无为而治”思想的黄老学说便大行其道，然而道家学说无法论证汉朝取代秦朝的合法性，这个任务只能交由对秦始皇恨之入骨的儒家来完成。

因此，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关于秦始皇“坑儒”的传闻便开始得到广泛传播，成为汉朝控诉秦朝暴政、论证自己合法性的有力证明，而这条流言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必然是受到汉朝皇帝的默许或支持。虽然“坑儒”在秦朝各项暴政当中并非最重要的一项，但它却能起到“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影响力不容小觑。

虽然秦始皇坑杀的是方士而非儒生，但毕竟他通过“焚书”政策，毁灭了难以计数的典籍，造成了文化领域的大萧条、大衰退，并严重扼杀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其行为要比简单的杀人还要严重。其中，司马迁便在《史记》中痛陈“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书从此缺焉”（引文同上）。

正因如此，虽然在汉朝灭亡后，有部分学者试图为秦始皇翻案，但无一例外均已失败告终。原因无他，后世痛恨秦始皇暴政的思维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宁愿相信他确实干过“坑儒”的事情。更何况，被秦始皇坑杀的方士当中，的确有些人原本就是儒生，说他“坑儒”，也并没有完全冤枉他。

史料来源：《史记》、《汉书》、《盐铁论》、《古文尚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