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事业单位编制真要大幅度裁减吗：必然会降低。

一，公职人员工资的构成

按照法律的规定，公职人员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工龄工资，奖励工资，补助工资四部分构成。基本工资、工龄工资、就是每月扣完五险一金发到手的钱，这些钱也是五险一金的缴费基数。补助工资包含的项目很多，包括津贴收入（纪检津贴、、艰苦地区津贴、政法津贴等）。奖励工资可以等同于企业的奖金，如绩效奖、目标奖等，其中，奖励工资在中西部有些地方实际上不存在。如有些事业单位是每月足额工资，也就没有了绩效奖金，有些地方财政困难，有公务员目标奖但从没发过。

受次疫情的影响，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同时因为防疫的需要，财政的支出增加很多。简单来说，财政（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手里的钱不够用了。

当然，公职再怎么说也是铁饭碗，财政再没有钱，基本工资和工龄工资是不会降的（工龄工资很少，没有下降的空间），补助工资可能会少发或晚发，奖励工资肯定会下降很多。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的奖励工资最高可能是基本工资、工龄工资和补助工资总和的数倍，所以奖励工资降低，实际上等于公职人员降薪。

二，江浙沪地区公职人员高薪，很大原因是因为奖金工资高

就每个省来说，全国各省的公职人员基本工资、工龄工资基本上差距不大，也就是一个月三两千块钱的差距，但奖励工资差距非常大。

在中西部省份的有些地方，压根就没有奖励工资，公职人员的收入就基本工资、工龄工资和补助，而江浙沪地区公职人员动辄年底十万八万的奖励工资。如果不算奖励工资，江浙沪地区也就仅比中西部地区一个月高那么一两千、两三千块钱，但是算上奖励工资，平均下来一个月能高一万。

三，因江浙沪地区的经济特色，今年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

题主自己也说了，江浙沪地区的外贸行业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企业受影响，财政收入必定也受影响。此外，江浙沪地区外来人员众多，防疫压力也比中西部地区要大的多。

财政收入降低+财政支出增加，必然要增加收入减少支出，所以降薪是肯定的，因基本工资和工龄工资没法降，补助工资只是部分人享有，降低的话不合适也没必要，所以只能从奖励工资上入手。

结语：今年公职人员的收入必定会降低，中西部地区因本身收入都不高且都是基本工资，所以不会降低太多或者根本不会降低，但东部地区的公职人员，因收入本身就高，且收入中奖金占大头，所以工资（主要是奖励工资）必然会降低！

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整合，虽然不属于 《劳动合同法》中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条件，但是，事业单位整合的同时，还要精简机构、编制和人员，正式在编职工不能辞退，首当其冲就是合同工了。

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生产经营职能必须改企经营，推向社会。按照精简人员编制的要求，职能剥离改企后，人员随企改制，合同制管理人员在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赔偿后，可以到改制后的企业就业，也可以自主择业、创业。

同时，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执法职能，明确要求非正式在编在岗人员，不能取得行政执法资格，不能行使行政执法权力。河北省先行试点的行政执法综合改革中，一律取消了合同工、临时工、劳务派遣工等编外人员的行政执法资格，全面清退执法领域临时人员和聘用人员，严禁使用辅助人员执法，全面梳理、规范和精简行政执法机构，建立统一、高效、严明的行政执法队伍。

事业单位承担的许多公益服务职能，由于其职责、权限和技术标准要求，都要求在岗在编人员才能实施，这也从专业领域对合同人员行使事业职能进行了规范和限制。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要求人员编制精简比例达到20%以上，首先要裁减的，就是接近事业人员四分之一的各种编外人员，包括合同工、临时工等聘用人员。

经济发展的变化，影响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过去我国经济多年来都是处在高速增长期，企业的经济效益相对比较好，尤其是一些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的经济效益都高于国企或民企，薪酬和福利水平也比较高。但是这些年随着经济增长步入常态，再加上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新冠病毒的疫情，全球经济下滑，涉及到许多企业，原先过的比较滋润的企业都出现利润下滑，为了控制成本大幅裁减人员。还有一些中小民企和私企甚至破产倒闭。反观事业编制单位却没有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工作比较稳定，薪酬待遇也没有降低，更不会有被裁员的危机。实事求是地讲大学本科人、研究生，博士升就业大多数愿意从事相对稳定的工作。竞争公务员、事业编制单位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