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兴趣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声明二十年代的沈阳报刊，我不是专业人士，只能从一个球迷的角度说说自己的看法。

最早接触《足球》是90年世界杯（感谢父亲至今保留着90年意大利之夏专辑，可惜扔在老家的旧书堆里），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一张喜欢的报纸我可以反反复复的看上几天，如果没有《体坛周报》，我相信《足球》会是生命中最好的精神食粮。至于《足球》为什么会在市场竞争中败给《体坛周报》，且听我慢慢道来：

《足球》成功的必然作为事业单位，《广州日报》旗下的《足球》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着先天的优势，虽然创业初期同样艰苦，但是大树底下毕竟好乘凉，严俊君带着梁清、陈伟胜、谢奕等四五条枪依托平台优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几乎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很快抢占了全国市场，1990年开始就做到了世界杯比赛日的第二天出报，1993年《足球》扩版增期，1994年更是第一次派出庞大的特派记者组现场采访了美国世界杯，依靠着强大的记者团队，《足球》在这个阶段真正做到了睥睨天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面这份报纸是《足球》从8版扩到16版的第一期）

这时期的《足球》报适时邀请国内足球界的诸多名家开辟专栏，比如“京华新村”和“海派风云”，张路、毕熙东、葛爱平、王俊等大伽在这里指点江山、直抒胸臆，记忆中当年王俊的笔锋颇有古龙的味道。聘用甲A甚至甲B球队所在城市的名记撰写赛场报道，追踪赛后内幕，另外报纸上还有专为球迷解惑的“春来茶馆”。这些举措同样吸引了国内的大批球迷。

1995年，严俊君在《足球》报上为“成都保卫战”振臂高呼，舆论反响之大估计连他本人都没有料到。

《体坛周报》逆转的几大关键因素最早的《体坛周报》默默无闻，至少我在92年之前都没听过这份报纸的名字，一见钟情的原因在于它的版面设计和报道上的全面。瞿优远当初应该是下过一番苦工的，既然在采访方面远远落后于《足球》，那么在编辑力量上就要做到全国最强。

跟《足球》报相比，《体坛周报》几乎没有广告，版面干净利落，满满的真材实料。另外一方面，《体坛周报》避实就虚，把欧洲赛事作为主战场，花大力气报道国内各大体育专业媒体尚未顾及的五大联赛和冠军杯，另外NBA、网球、田径甚至围棋都做到了全国领先，相信很多球迷都是通过这个时期的《体坛周报》知道了乔丹，了解了意甲。

国内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瞿优远眼光独具，充分利用和挖掘了这一优势，开始大手笔的从其他报社挖人，甚至包括即将签约《足球》的金焱等人。《足球》则限于体制上的僵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对方一步一步的蚕食着原本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

“3个月200万签约李响”事件成了压垮《足球》报的最后一根稻草。李响从《足球》投奔《体坛周报》，不仅直接打击了《足球》报道国家队冲击韩日世界杯的力量，而且把米卢所有的独家新闻都带给了直接竞争对手。

2001年国足出线前夕，《体坛周报》周发行量超过了惊人的500万份，正式宣告国内体育专业媒体第一的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撼动。

九十年代是国企的改革时期。当时国家给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有优惠政策；相比之下，国营企业经营困难，周转资金紧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产品滞销，企业停产；员工发不出工资，先是精简少量人员，培训学习，重新上岗。后来，有好多企业干脆关门停产了。国家面对这种情况，把一部分企业申请破产了，员工买断工龄，走向社会，自谋生路；一部分企业低价卖给民营企业，职工由民营企业安置，不愿意接受安置的职工自谋生路。国家只保留了少部分骨干企业。大量的国企职工走向社会以后，有些职工的生活非常困难，那些职工没有一技之长，工作不好找；有些虽有技术，但行业低迷，人多岗位少；当时有机械工程师沦落到蹬三轮车拉人挣钱的地步；好多下岗工人做搬运工，环卫工，保安，还有许多到建筑工地做普工。年轻人有些再学技术，重新择业。所以说，那一代的国企职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做出了贡献的，他们无私无畏，没有任何条件，自愿的放弃了几十年的铁饭碗，走向社会。

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些下岗的国企职工大部分已经退休，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