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得知，原来彩琴从家里被撵出来之后，社会上颇有议论。宣传部的部长知道了，便把曲艺团的书记、团长找去批评了一顿，认为他们工作怠惰，团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不闻不问，应该尽快把这个工作做好。刘彩琴是你们团的主演，她和你团内的田连元相爱，你们应该尽快促成，不然，要和外市的什么人搞了对象，人家就会嫁到外市去。你们团多大损失？谁能顶替她的位置？从这点上来说，你们得感谢田连元和她搞对象，把你们团的主要演员给稳住了。再说，你们及时关注他们的事情，也说明领导关心同志，让演职员有以团为家的思想，快给他们定日子结婚，我们都去参加祝贺。
这就是领导忽然积极主动起来的原因。
我们在领导给安排的日子结婚了，宣传部、文化局的领导客座参加，团里安排了一些程序，特请文化局的马科长作为司仪，买了些瓜子、糖果之类的东西，没有设宴，也没有横幅，甚至连新衣服也没有。有人说你是不像结婚的结婚，我说这是不像婚礼的婚礼。我穿着比平常还要平常的生活服装走向婚礼殿堂的时候，半路被团里的老评书演员李庆一的夫人（我称她李婶）给拦住，愣是把我扯到屋里。李庆一早已把找出来的一套八成新的中山装毛料服，硬是要我换上，并说：“人生结婚乃大事，怎么能穿旧衣服？这对彩琴也不好。”
在他们的盛情之下，我只好穿上了借来的中山装。
在团领导的劝说下，我的岳父母也出席了婚礼，没想到，他们吵了这一架倒成了我们结婚的催化剂。
婚后，根据他的回忆：辽宁广播电台请我录第一部长篇书《欧阳海之歌》，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了，到这找我重录《欧阳海之歌》，同时再录一部《渔岛怒潮》两部书，十月份进北京。这是1966年的春天，1966年的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不但没上北京，我下了乡了，北京没录成，最后我下乡当农民了。就这么的在农村干了不少的活，铲地插秧薅苗薅草，最后到了插秧的时候，一插十几个小时，我当时想了，我要当农民，当农民也得当出个样来，不行，我就不信能累死。最后把生产队长感悟了，生产队长感动跟我说“老田，你干的不错啊，原来我们寻思你们这唱戏的不能干农活，就我们庄稼人就插秧这活，没有上全班的，你是一天班不缺，看桃园子去吧。”这段经历，是我人生当中记忆很深刻的。
就是经过了耕耘锻炼一番之后，他被借调到“县样板戏学习班”演了两年现代京剧，饰演了刁德一、温其久两个角色，这使他涉足戏剧领域，接触了戏剧表演技巧和理论。
1972年调回本溪市歌舞团，1973年2月下部队慰问演出，表演相声《挖宝》、评书《没演完的戏》。5月辽宁省东片会演在本溪举行，创作短篇评书《新的采访》。1974年，他创作并演出的短篇评书《新的采访》和《没演完的戏》被调进京参加建国二十五年大庆演出，后被《中国文学》英文版译载海外。
1976年他创作的短篇评书《贾科长买马》获建国三十年大庆献礼演出二等奖，后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曲艺卷）。创作短篇评书《梁上君子》参加“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演出”获一等奖；改编演出的短篇评书《调寇》获“86年全国曲艺新曲目比赛”一等奖。参加了首届、二届《中国艺术节》和首届中国曲艺节（南京、天津）的演出，1991年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人事部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92年获本溪市最高文艺奖——天女木兰奖，两次获“省政府文艺创作年奖”90年获省委、省政府“文艺创作突出贡献奖”，91年被“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小说连播研究会”评为“听众喜爱的优秀演播艺术家”。
1981年6月，录制长篇评书《孙膑与庞涓》并在本溪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在中央台播出。9月参加在天津举行的全国曲艺优秀作品观摩演出（北方片）创作的评书《梁上君子》获一等奖。
1982年导演相声剧《甜酸苦辣》赴沈演出受好评。7月至10月参加文化部组织的“全国曲艺会演部分优秀节目巡回演出团”赴华北、西北、西南巡回演出，历时三个月，行程两万里，路经十一个省。
1983年本溪人民广播电台录制40回长篇评书《血溅津门》，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录制长篇评书《徐海东将军传》。
1984年本溪人民广播电台录制长篇评书《刘秀传》。在天津、济南一带开始演说长篇评书。10月，出版了中篇评书《孙膑演义》。
1985年他录制的长篇评书联播《杨家将》在辽宁电视台试播成功。在全国各地电视台交换播出反响强烈，首开了长篇电视评书的先河，参加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新年、春节晚会，担任过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的开播主持人和撰稿人。出版了长篇评书《刘秀传》《杨家将》等计约一百多万字，发表短篇曲艺作品数十篇。
谈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他回忆道：八十年代开始说长书，到了1985年，就开始录电视评书，第一部《杨家将》，1987年到了北京了，北京一播《杨家将》引起了轰动性效应，很多青年学者，尤其是初中生高中生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还有的一个班的同学，给我做个小座垫，让我垫着，说别把腰闪着，还有些老同志给我画画，给我写字，赞誉我这评书怎么说得好，可以说举不胜举。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有一回到了北京打出租，出租司机一看“哟，田老师，我就老想我要见着您了。我得告诉您个事。您可别过意啊。我啊是二汽厂的。我们那二汽厂里边有个老工人。就特爱听您的评书。这老工人啊。后来得了绝症了要死了。他儿子就问他。说您还有什么事跟我们说。这老工人说我真要是死了啊。就听不着田连元的《杨家将》了。他儿子真孝顺。
您还别说，他爹死了之后，糊了个电视，荧屏上画个田连元，一块烧了。”我一听我说好啊，我说我上那边给他说去了。所以说杨家将震动很大，从那以后我当主持人出了一本书，最后到大学里演讲，到北京大学、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演讲的时候我想了，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上大学里边演讲，我觉得这是一种反常现象。我觉得人生道路从生到死，这是一个过程，中间这个过程叫活，所以你活得怎么样，靠你个人的拼搏，结果怎么样，你不要期望值太多，你得有一个环境，大环境允许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有为无为，都是做，不以贫富论值得，这就是我的人生感悟。
动作洒脱时，他是跨虎登山的皇帝刘秀；满口山西方言时，他是足智多谋的宰相寇准；提辖鲁智深是他，都头武松是他，梁山一百零八将都是他。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个人，穿越古今时空。一抖扇，烽烟重新过眼。他有意打破传统评书的表现模式和程式化语言，加强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和生活化，丰富表现技巧，增强视觉效果，他在评书中塑造的皇帝、将军、盗贼、平民等各种形象深入人心，幽默的表演风格被人称为“田氏风格”。
相声里有"帅、买、怪、坏"四种风格。帅，是说台风稳健大气，儒雅沉雄，不愠不火，潇洒自如；买，是指嘴皮子利索，气铆得足，多用贯口等丰富剧情；怪，是指嗓音特殊，剑走偏锋，收到奇效；坏，是指机智幽默，诙谐，多抖包袱。用来观照评书，袁阔成先生占“帅”，刘兰芳女士占“买”，单田芳先生占“怪”，田连元先生占“坏”。特色鲜明，各成一家。
在他眼里，将评书艺术更深广地传播，不能再单纯依靠中国曲艺圈儿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他目前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编纂评书表演理论课程书籍，“很多中国曲艺种类，之前在高校中没有科目，不能形成系统的教学。在国外，学习音乐会有系统的理论，但是很多中华艺术的瑰宝，就是因为没有系统教学而流失了。”为了配合中国曲协的计划，田连元付出大量精力，希望评书能成为大学里一个单独的科目。
“历史上，曲艺类的收徒弟就是惟一的传承办法。但是现在我们有学校了，学校教学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宽的平台，你不光学习评书，还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在田连元说：“比如《百家讲坛》中的很多老师，就是把课堂教学加点历史故事。还有《王刚讲故事》，《牛群讲故事》等等配上电视画面，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评书的变种。说书需要一个人演绎很多角色，很多人学了一段时间，说个小段儿可以，但说长篇就需要有不休止的学习积累。”
在60余年的说书生涯里，田连元有很多观众极为熟悉的评书作品《隋唐英雄传》、《小八义》、《杨家将》、《水浒传》……采访中记者问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他说：“我没有什么最喜欢的作品，从书场说到电视评书，我哪一部都做得比较认真。电视和书场不一样。最早在书场一天一次，一次说俩小时。后来到了电视评书，每次录半天儿，剩下时间都在准备，琢磨语言和形体动作。说《水浒传》的时候，我把很多流传在民间的故事都加在评书里面，任何一部评书，你都要个重新讲故事，根据观众欣赏口味进行调整。哪一部回头看的时候，我都有遗憾。”
有人说，评书四大家之后，无论是说书人还是评书本身，都出现了断代和衰退。2005年评书栏目在中央电视台停播后，再也难见新的评书大家成名于世。
“辽台首播电视评书开始于1985年，1987年北京台开播，当时产生了万人空巷的效果。后来，中央台也设立评书联播。日播文艺节目能挺20年，这是绝无仅有的。”田连元说，“很多人问我，评书能不能衰亡？我觉得，不会。评书只能变迁，不会衰亡。很多艺术创作都离不开评书，编故事是评书的本质特点。”
田连元先生很适应时代的变化：“过去网络没有那么发达，观众就只能看电视听广播。但今后，不会再有一种艺术能够造成万人空巷。现在仅电视一家就能收200多个频道。年轻人上网看手机更是有自己主动的选择。大家的注意力都分散了。不过，现在网络评书也不少，很多年轻人刚学一两个小段子就上网说一说。过去大家一起看电视评书，现在下载在手机里，一天听很长时间。评书已经借助新的平台发展了。”
“我这一辈子，从说传统书到说新书，又返回来说传统书。刘兰芳、单田芳、袁阔成不论说老书还是新书，在当时那个时间点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你不符合时代要求，就会被时代淘汰。评书要有自己的底线，并顺应时代的变迁，适者生存。任何一种艺术，在时间的长河里，都要顺应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
在2014年遭遇车祸之前，田连元正在为评书的变迁做一项重要的工作——录制大型实景评书《星火燎原》，“这是一部展现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实景评书，以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展现。创作很困难，很多当年的实景没有了，而且创作过程中，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审查也非常严谨，必须符合史实。按照我本人说书艺术的特点，整个文字的内容都是我自个儿写。”
2014年在沈阳发生的那一场严重的车祸，成为了田连元人生的一个分水岭。（2014年5月28日，田连元从北京回沈阳时不幸经历了一场车祸。他坐在副驾驶，司机是他儿子，经确认，他伤势不轻，而他的儿子已经死亡。） “我现在身体还行吧，不如以前了。这么大的车祸之后，还能演出，还能做点节目，这已经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儿子没了，我也跟着受伤了。我还能起来，是一种幸运。”经历了这一场堪称惨烈的车祸后，田连元对于人生也有了更为深远的规划，一些不平事也看得极淡。“我知道我的评书有很多盗版，我也知道我只要起诉就能赢。但是我没时间去追究这个东西。我的时间非常宝贵，事儿太多，像我这个年龄了，不是怎么扩大影响和扬名，也不是追求经济上的东西，考虑的主要是以后还能留下点什么。”
很多曲艺在辽宁曾有过非常辉煌的过去，他说：“辽宁人爱听书，袁阔成、我、刘兰芳、单田芳都是在辽宁说书起来的。除了刘兰芳，其他三个人最早都不是辽宁人。过去，辽宁观众多，说书人服务于工人，现场说书卖票上座率高，全国各地的说书人都愿意到辽宁来。”然而，辽宁有很多曲艺瑰宝并没有很好地保留并传承，“当年李默然张罗辽宁老艺术家协会，现在我把这些人争取再聚合在一起，不定期搞点活动。”
说到这儿的时候，田连元笑着说，“比如东北的唐韵笙先生，那是我们东北非常有名的大艺术家，但是你想找一出他演出的完整资料，非常难！而上海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很多艺术作品还保存着，这些我们辽宁都没有。你说辽宁的大艺术家的作品好，哪儿好？什么都没留下！他们一辈子有什么感悟和见解？没有了！留什么给年轻人？老艺术家一生对于艺术的探索和感悟是不可复制的。探索和经验，应该留存下来。所以，我们想办法，把老艺术家们都聚一聚，尽量把这些宝贝都保存下来，给后代留点什么。”
田先生曾出版了自传体《田连元自传》，在这部自传中，以自己70年生活的酸甜苦辣和经验感悟，加上常年说评书累积的知识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在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中用真诚的笔调将自己从记事至古稀之年的往事娓娓道来，于调侃中阐述丰富的人生哲理，让读者在莞尔一笑的同时对社会和人生有更深入的思考。他相信，人生一世，不管命运如何，都不可忘记一个“勤”字，勤能补拙。
这一系列到这里就暂时做一个终结，评书演员们也是浩如烟海，其中更是名家辈出，着重介绍了一部分算是比较有名气的大家，希望各位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