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天，上海警察局内，一个50岁出头的湖南男子正在接受审讯。
他穿着一身旧式长袍、留着两撇大胡子、戴着老式眼镜，审讯官抬头看了看他，下意识觉得：这次又抓错人了。在他看来，革命者一般都是新式青年，绝不可能是眼前的“老秀才”模样。
不过，审讯官还是循例问了一句：“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老秀才”回答：“吾乃学者，岂能不知？”接下来，他摇头晃脑地讲起了《论语》。没讲几句，审讯官就听不下去了，赶紧说：“快滚！提下一个进来！”
“老秀才”听完，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
数小时后，审讯官通过其他渠道得知：当日，他放走的“老秀才”就是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
为了抓他，国民党当局曾四处张贴告示，上写“抓到何叔衡者，奖赏3000大洋”。后来，这一赏金一度达到上万块。眼睁睁地放走了如此“要犯”，审讯官后悔不已，赶紧派人追，但何叔衡早已消失在人群里。
事实上，不止国民党当局官员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何叔衡会是这样的形象。当年不少咱们自己的同志第一次见到他，也都是颇为吃惊的。至于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首先，他年龄不小。
何叔衡1876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的一个农村家庭，26岁中秀才，此后在老家教了好些年的书。到1913年，因受不了乡里恶绅，他辞职求学，并考入湖南一师。此时，他都已经37岁了。比起同学毛泽东，他整整年长了17岁。
湖南一师是何等开明的学校，但见到他，校内主事还是忍不住问：“这个年纪了，怎么还想到来考学？”何叔衡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一句话，让众人无法反驳，也让毛泽东、蔡学森等一群年轻学子，钦佩不已。
其次，他的形象及性格，跟毛泽东、蔡学森等人相比，确实大不相同。
湖南有一群了不起的青年，他们一起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每次大伙儿在一起畅谈局势时，别人总是越讲越激昂，唯有他何叔衡经常讲着讲着，就把自己说哭了。
是的，在毛主席的这群同学里，何叔衡一直是这样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因此，毛主席后来提到他时，总是不无感慨地表示：“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他的这一堆情感，除了体现在家国大义上，亦体现在对妻子、对女儿上。
何叔衡的妻子，名叫袁少娥。
在当时的乡里人看来，她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不太能配得上何叔衡的。
她比何叔衡大了整整3岁。虽说“女大三抱金砖”，但何叔衡是个念了8年私塾的读书人，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才子。而袁少娥，却偏偏是个大字不识，裹着小脚的旧式妇人。
1898年，在父母作主之下，何叔衡娶了袁少娥为妻。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善良、稳重的女人。
那段时间，何叔衡一直在为科举做准备。看书看得入迷时，他只要一个皱眉，妻子就知道他是渴了还是饿了。村里人见到袁少娥，总要说上一句：“袁嫂子，等你家男人考中了，你就享福啰！”每次听到人家这样说，袁少娥总是笑眯眯的。
果然，没过多久，26岁的何叔衡真的中了秀才。何家父母高兴极了，族里的叔伯们也都纷纷前来道贺。毕竟，这是件光耀门楣的大事。很快，何叔衡就在一片羡慕的目光中，被县衙召去管钱粮了。
遗憾的是，这份工作他并没干多久。因为看不惯衙门里那些捞钱的勾当，何叔衡二话没说，背上行李又回到了乡里。此后，他一边种地、一边教私塾的孩子们上课。
挺好的大才子，就这样成了大伙嘴里的“穷秀才”。袁少娥没怨丈夫，作为一个农家妇人，她并不知道丈夫脑子里想的那些大事。当时的她，最大的心愿是早点生个大胖小子，为何家传宗接代。
只是，让袁少娥没想到的是，她为丈夫生下的两个儿子都没能保住。而后，她更是一连生了3个女儿。
大女儿是1903年出生的，何家族人没什么人在意这个孩子的到来。何叔衡翻着字典，给女儿取了个很美的名字，叫：何实懿。“懿”这个字，乡里人多数不认识，何叔衡告诉妻子：它表示美好。
二女儿于两年后出生，她的出生不止没族人在乎，甚至连袁少娥自己都唉声叹气，觉得对不起丈夫。何叔衡见妻子这般，便做了一个让她想不到的决定：四处筹钱，给女儿办“三朝宴”！
这件事曾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大伙都没听说过哪个乡里人会给女儿办“三朝宴”。在那场热热闹闹的宴席上，何叔衡告诉宾客们：我要给二女儿取名“实山”，她会像山一样顶天立地。众人都乐了：这穷秀才，怕是又在开玩笑吧！
两年后，袁少娥再次怀孕。这一次，她比从前更加紧张，她求神问佛，只愿这次会是个儿子。只是，她又失望了。三女儿的到来，彻底激怒了何家上下。众人看着已不再年轻的袁少娥，一边摇头，一边对何叔衡说：“纳个妾吧！大才子总不能无后！”
一波又一波的人来相劝，个个都打着“我是为你们好”的名义，这让何叔衡气愤不已。实在忍不了了，他索性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三女儿，当着大伙儿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
“谁说我断了后？有女就是有后！这个女儿，我就叫她实嗣，她就是我家的实际继承人。”
嗣，是继承的意思。
从此，何家有了3千金：代表美好的大女儿实懿，像山一样顶天立地的二女儿实山，将来要继承父亲志向的三女儿实嗣。
女儿们的名字，袁少娥全都写不来、也认不得。但她晓得：丈夫取的名字，都是好听的，是书里面的千金才会有的名字。在这山沟沟里，很特别。
不过，虽然最后纳妾的事被拒绝了，但何家上下还是不肯“放过”何叔衡。在他们的反复逼迫下，何叔衡不得不在家族里过继了一个养子。这个孩子，名叫何新九。
在当时的情况下，何叔衡唯有这样做，才能让妻子少承受一些压力。
有这样一个爹，3个女儿是幸运的。
别人家的姑娘不能读书、不能识字，她们能，因为爹会教她们；别人的姑娘要裹脚，个个疼得哇哇叫，她们不用，因为爹说：我不会让女儿受这样的苦。
有这样一个爹，3个女儿又注定是要忍受分离之苦的。因为在何叔衡心里，始终有一个不曾熄灭的想法：他还想出去闯一闯。
1913年，最小的女儿才5岁时，37岁的何叔衡离开了老家，前往长沙，入读湖南一师。从此，“穷秀才”认识了一批年轻的“弟弟们”：毛泽东、蔡和森、萧三……
干革命，总是苦的。放假时，毛泽东、蔡和森这些没结婚的年轻人，总爱去湖南各县考察。何叔衡也会找着机会参加，但一旦得了空，他总惦记着回乡看看孩子们。
有一年暑假，何叔衡好不容易抽空回了趟家。但刚到家门口，他就听到女儿们在念：“笑莫露齿，话莫高声！” 何叔衡问：“谁教你们的？”
女儿们说是老先生教的，族里的长辈们说她们三个被宠坏了，罚她们背。何叔衡气极了，他告诉女儿们：“我的女儿，不学这些臭规矩！”3个女儿，就这样在爹爹的“庇护”下长大。
1921年，刚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何叔衡，回到了老家。这次跟着毛泽东去外地开会，他学到了很多，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干革命是有危险的，他必须安排好孩子们的未来：
长女，当时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父亲不在这几年，她由长辈作主，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实小伙为妻。何叔衡觉得这样也好，至少她能一直陪在母亲袁少娥身边。
二女儿和三女儿，都还是上学的年纪。何叔衡和袁少娥商量，让她们跟自己出去读书，将来和自己一起干革命，袁少娥答应了。临行前，她告诉丈夫：“早点带她们回来，她们还要嫁人哩！”
继子何新九是男孩，被族里人当“宝”，当然不可能跟何叔衡出去。他也留在了老家，娶妻生子。
从那天起，袁少娥就苦苦地盼着、等着丈夫带女儿回来。期间，何叔衡的名气越来越大，并很快成了反动派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
于是，此后的何家，来了一批又一批的“陌生人”。这些人，都是冲着那几千块大洋的赏金来的。他们问袁少娥：“你丈夫，到底在哪里？”袁少娥只能反复摇头，说不知道。她没骗那些人，她已经很久没见过丈夫和两个女儿了。
这些人不肯罢休，袁少娥也不是好惹的，每来一批，她就骂走一批。反动派见她“敬酒不吃”，便开始动武。没办法，袁少娥只能躲进深山老林里生活。
就这样，当年令众人羡慕的“袁嫂子”，成了村里人人同情的对象。她熬白了头、流干了泪。期间，支撑她活下去的，有3样东西：
其一，袁少娥得到了长女的陪伴。
长女的性子最像母亲，温婉、娴静。出嫁后，公婆都很喜欢她，她经常回娘家照顾母亲，婆家也没什么意见。遗憾的是，因为一场大病，何实懿在1932年病逝。
其二，袁少娥得到了继子何新九的照顾。
虽然当年过继这个儿子，何叔衡内心并不太愿意。但孩子过来后，他也得到了养父母的悉心教诲。何叔衡并不要求继子将来替自己养老送终，他把对何新九的唯一要求，写在了一封家书里。这封家书，何新九一直保存着，上面写着：
“我是绝对不靠你给养。我唯挂念你的母亲……只怕她不得一点精神上的安慰……”
何新九是个懂事的孩子。养父母对他怎么样，他心里一清二楚。因此，养父不在的日子里，何新九就成了袁少娥的另一个依靠。
期间，何叔衡也曾给妻子写过信。袁少娥找人给自己念，才知道上面写的是这样的内容：
“我是要永远地对得起我的骨肉和您的！但我要问您，假使我遭遇危险，您是求死呢？还是求生？请答复我！”
何叔衡在信里称呼袁少娥，都是用：您。这或许，和他作为老秀才的习惯有关系。
这封信，袁少娥没回。就算叫人代笔，她也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去。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何叔衡至死都不知道。
那么，当袁少娥在老家苦苦盼着时，何叔衡带着两个女儿在外，又干了些什么呢？
在爹爹的影响下，二女儿和三女儿毕业后，先后做了地下党。她们扮过教师、扮过乡下来做活的年轻工人，每到一处，姐妹俩总能帮上组织大忙。女儿们，成了何叔衡的骄傲。
然而，这样的工作注定是危险的。而当她们遇到危险时，何叔衡的选择，则是很多党内的同志们万万想不到的。
那是1931年的事了。
当时，何家两姐妹都在上海同一家印刷厂“潜伏”。反动派怀疑印刷厂有问题，抱着宁可错抓的想法，抓了一大批工人，姐妹俩就在其中。
彼时，何叔衡人也在上海。同志们听到消息后，都赶忙去找何叔衡，并表态：“何老，您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营救她们！”
谁知，何叔衡听完，居然甩下一句狠话：“等一等再行动！”他要确定，女儿们在接受审讯时，有没有出卖组织、有没有暴露！
爱女如命，谁能想到他会做这样的决定。
事实证明：女儿们都没叛变。敌人一次次询问，她们机智应对，硬是没暴露真实身份。最后，同志们花了一些钱保释，敌人竟把她们当普通犯人给放了。
父女再见，何叔衡把自己在营救前的态度，直接告诉了她们。他问两个孩子：“怪不怪爹爹？”女儿们看着愁白了头的父亲，摇摇头。她们了解父亲，战友们也是别家父母的心头肉。不让他们冒险，这是大义。这一点，她们懂。
这次出事后，何叔衡辗转进入了中央苏区。两个女儿也一个去了苏联学习，一个潜伏至其它地方。
1934年，红军主力要准备长征了。
当时，中央苏区有5位年龄较大的同志，并称为：苏区五老。他们分别是：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
“苏区五老”资历老，德高望重，受到了大家的敬重。而在这5人中，何叔衡是年纪最大的，这一年他已经是58岁了。
这样的年纪，是跟着队伍长征，还是留在苏区作战？最终，组织上的意见下来了：其他“四老”长征，何叔衡留在苏区。对于这样的决定，何叔衡没有怨言。
分别前，何叔衡把自己能送的东西，都送给了其他“四老”。他把女儿给自己打的毛衣脱了下来，套在了林伯渠身上；把自己存下来的干菜，送给了徐特立；把自己防身用的小钢刀，送给了谢觉哉……
后来，这“四老”都顺利走过了长征。但此次分别，却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何叔衡。
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在苏区坚持斗争。令人痛心的是，在1935年2月24日的长汀突围战斗中，他英勇牺牲。那一年，他59岁。
多年后，对于在苏区时期的何叔衡，几位老战友是这样描述的：
他身上，随时背着三件宝，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
布袋子是他请人缝制的，每个小袋子都有特定的用途，内务工作、干部教育情况，全部分门别类、一清二楚；
手电筒，是因为他视力不好，走夜路时总是看不清；
记事簿，是他走村串户搞调查时要用到的，他总是对我们说：“我老了，脑子不管用，记在本子上忘不了”。
是的。革命者，也是会老的，不变的是那份担当。
父亲去世的消息，何实山、何实嗣姐妹俩，直到1937年辗转到达延安后，才得知。一到延安，她们就去找当年“苏区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叔叔，问起父亲的情况。面对姐妹的反复追问，谢老老泪纵横。那天，姐妹俩抱着哭了很久。延安的战友们听了、见了，无不跟着抹泪。
新中国成立后，姐妹俩终于回到了湖南老家，见到了母亲袁少娥。此时的袁少娥，已是满头白发。
1957年，84岁的袁少娥病危，孩子们围在她身边，轮流照顾。弥留之际，她对孩子们提出了此生唯一的要求：“我与你们父亲在一块的日子，少得可以数出来……死了要是能和他合葬就好了。”孩子们，含泪点头。
生在宁乡何家，孩子们是幸运的，他们都成了宁乡县的骄傲。
何家二女何实山，在建国后先后担任要职。1977年，她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次年再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何家三女何实嗣，则在1978年担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6年后又兼任北京参事室副主任。
早逝的何家长女何实懿，也得到了当地乡亲们的认可。提到她，村里的老人们总是说：她贤惠、懂事，配得上“懿”这个字。而过继至何家的养子何新九，也一直以能得到何叔衡和袁少娥的教养为荣。
1925年晚秋，32岁的毛泽东在途经长沙，面对湘江秋景时，写下了《沁园春·长沙》，其下阕是这样的：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 ”
笔者相信，毛主席想起的这“百侣”里，必有何叔衡一席。毕竟，至情至性的他，一直是毛主席及湖南诸友最尊重的同学之一。末了，用鲁迅先生《答客诮》里的一句话，纪念叔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