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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相传是周文王囚禁于羑里期间,演算《易经》得出的结论。在西周初期成作,由周公发布,后经孔子整理成书,深受孔子喜爱,被奉为儒家六经之首。
而提到《周易》大家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它是路边坐在马扎上算命大师手持的赖以生存的饭碗;懂点哲学的人们,会认为它是描写世界万物秩序变迁的哲学巨作;
在殷墟考古以前,由于《周易》记载行文古奥,叙事凌乱,且晦涩难懂,这给后世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战国以来的经学家依据他们的认知,对《周易》进行各种解释,但他们的解读更多的是载德为主,讲的都是虚的。《周易》是商朝末年的产物,想要释读其中的文字,也缺乏参照物。
随着近代殷都遗址考古发掘,甲骨文献被释读,这让从《周易》中寻找历史成为了可能。
通过参照商朝甲骨文的释义,《周易》中诡异难解的语句也得到了全新解释。通俗的说,《周易》可以看作是周文王的笔记本。里边记录了大量占卜的事件以及应验记录作为资料,这其中就包括不少历史事件。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早年曾写过一个小册子《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便是对《周易》中历史事件的解读。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现代史学家李硕基于其中的历史资料,所还原的部分商周历史。
周的始祖后稷,是一个叫”姜嫄“的女子,踩到了上帝(商周以前的至高天神,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俗称的老天爷)留下的巨大脚印,从而怀孕生下的儿子。从唯物史观来看,上古传说的产生应该是人类当时母系氏族社会的体现,”知其母,不知其父“。
姜嫄的姓氏”姜“,本意是女性的羌人。这就意味着,周族是从羌人有邰氏部族繁衍出来的,其实当时关中地区的主要居民就是羌人。另外多说一句,后稷就是西周半神帝王”创世纪“中黄帝的原型。后稷脱离了有邰氏部族,改称姬周部落。
周部族几经迁徙,曾一度迁徙到远离周原的豳地,考古在陕西长武县碾子坡发现的先周遗址可以佐证。在古公亶父这一代,迁回的周原,当时正处在殷商武乙王时期。
至于为什么在古公亶父这一代迁回,史书上说是受到戎狄的威胁和攻击。但是考古并没有发现碾子坡遭遇过外族入侵,甚至留在此地的先周遗民生活水平还提高不少。
既然没受到过威胁,亶父为什么要迁徙?
周文王益卦的爻辞,记录了迁徙的原因。益卦,就是获得利益。六四爻辞:”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经学大师高亨先生认为”依“字是”殷“的通假。”中行“的意思是战车,因为古代战车在中间,步卒走两边。整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有人乘着战车来告诉亶父:”跟我走,为了商王朝,你这个部族搬迁一下,对你们大有好处“。
需卦中有一句,:”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这句爻辞应该就是对此事的占卜,三位不速之客来到族长的窑洞,亶父款待了三人,结果很吉利”。
也就是说,实际上,周部族迁徙的原因是受到当时商王朝的邀请,才迁徙到周原地区。当然,商王不会平白无故给你土地,商王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商王想让周部族成为其附庸部族,并且为商王在此捕猎人牲,送到殷都。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商王朝使用的人牲大部分来自关中地区的羌人。而羌人一直是周的同宗、近邻、盟友,商人的人祭行为也不符合周人的宗教习惯。
这让亶父的儿子们发生了分歧,两位兄长泰伯、仲雍,不愿意为商人捕猎羌人,跑到了南蛮地区,建立吴国。
《史记》: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对于这两位兄长去的地方有很大争议,主要是关中地区距离江南的吴地太远了,历史学家认为应该是山西的虞国。
于是,亶父的小儿子季历,周文王的父亲,继承了亶父的族长之位,开始征伐各种戎人,向商王缴纳了大量俘虏。并因此,受到了武乙王的赏识。
《竹书纪年》: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皞,马十匹。
《竹书纪年》关于季历的征伐记载颇多,向商王献俘,也一直持续到殷商末期。
在文王的《周易》中“俘”写作“孚”,意思同甲骨文中孚。
如:晋卦初六爻:罔孚,裕,无咎。翻译成白话就是,用网捕猎俘虏,有大收货,没有灾祸。
又如,需卦中: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翻译为,会有所俘获,很荣耀,举行祭祀,占卜结果吉利,有利于渡过大河。
种种记述,都是记录周人捕俘经验和战果。
到了文王周昌的时候,周文王的前半生,还是臣服于商王的部族长老,仍旧从事着为商王朝捕猎人牲的事业。
文王私底下对于殷商的甲骨占卜之术很感兴趣,在凤雏村甲组遗址(文王家宅)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用来占卜的甲骨。这是文王为了能绕过商人,直接与上天沟通的佐证。
但这在商朝过于僭越,与神沟通是商王垄断的特权。文王只能偷偷的研究,甲骨被发现于遗址西厢房的密室之中,且文王大宅的甲骨卜辞刻字非常细小,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字体,仿佛就是故意让人看不清楚。
文王在押送俘虏送往殷都过程中,自然也见识到了商都的繁华和王朝的各种先进技术,更让周昌感到震撼和毁三观的是商人各种杀俘献祭仪式。《周易》中的卦辞和爻辞有不少内容表现商人献祭的过程。
比如,夬卦:扬于王庭,孚号有历。翻译成白话就是,参观王庭的时候,有俘虏大声惨叫。
观卦:盥而不荐,有孚颙若。翻译成白话就是,祭司洗过手,准备进行仪式,此时有些俘虏紧张的左顾右盼。
坎卦:有孚,维心,亨。意思是,掏出俘虏的心脏,烧熟献祭给神。
此时的周文王并未感到人祭的血腥和残忍,也没有对于人牲的同情。因为他是商的帮凶,他是胜利者。真正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他在被囚于羑里成为人牲候选人的时候。
关于文王被囚于羑里的原因,《史记》中《殷本纪》和《周本纪》虽有差别,但大意都差不多。大概是因为周文王因为私底下不满商纣王的言行,被崇侯虎举报,然后被囚于羑里。
但史学家们普遍不认可这种说法,因为当时周的只是依附于殷商的部落,实力十分弱小,没有挑战王权的可能,并不会让纣王警觉。且《史记》中的所提及官职,在商代并没有,这段故事形式更符合后世儒家的道德叙事。
李硕认为,文王被囚羑里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周文王作为番邦酋长,牵扯进了殷都王朝上层的派系斗争当中,从而让纣王产生了疑心。周文王需要向纣王证明自己没有二心,不然下场很可能被献祭。
当然《周易》中也有大量篇幅,记录的是周文王的囚禁生活。
比如:上六爻: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这说的是被人用绳索捆绑起来,关进荆棘丛环绕的监狱,三年都没有脱身,很凶险。
初六爻:习坎,入于坎窞。凶。这句描述的是被关进很深的地穴。
在周文王的臣子和诸子向纣王缴纳大量的礼物之后,纣王开恩赦免了他。文王为表忠心,还献上了洛西之地。纣王因此册封周文王为“西伯”。
册封仪式在殷都举行,必然伴随着人祭仪式。而此次人祭所用的人牲,正是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长子伯邑考,被制成肉酱赐给群臣,当然也分给周文王一份,甚至文王的其他儿子也都被赐肉。在商的文化中,参与献祭的人分享祭品,也是在分享诸神带来的福佑。
周文王根本无力反抗,为了自己和族人的生存,只能接受商人的宗教礼仪,并且还要表现的心悦诚服和感恩戴德。
吃下伯邑考的祭肉,在纣王的视角下,这是周人接受商化,正在从愚昧走向开化,当然这是周族对商纣王绝无二心的最直观表现。
儿子被献祭,对于周文王来说,是一次极为惊悚的经历。对殷商的仇恨,是周文王发起剪商事业的直接导火索。
但是,想要灭商,除了自身的富国强兵。还需要解决宗教伦理问题。商王朝一直给上帝和诸神献祭,历代商王都是诸神主持人间事务的代表,甚至到了殷商末期,商王把自己和上帝等同起来,王权和神权极度融合。
在神权社会的背景下,如何向人们解释,周人的剪商事业会获得诸神的支持,这成了摆在周文王面前的难题。因为灭商,就等同于跟诸神的意志作对。
周文王并没有全盘否定商人的信仰,反而推崇商人的至高神:上帝。但是,文王把历代商王、鸟神等诸神,从崇拜体系中剥离出来,只承认上帝是唯一真神,有点独尊上帝的意思。当然,文王这么做有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拉拢商王朝上层中商王的反对势力。
商朝末期,帝乙王和帝辛(纣王)以上帝自居,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俩末代商王是唯一名字里面带帝字的。
王权和神权统一,意味着权力范围在缩小。这侵害了祭祀贵族和宗室的利益,加上纣王又经常杀戮贵族献祭,商王室高层人人自危。认同商人信仰,利于周文王在商人内部找到支持者。
《周易》六十四卦,是文王通过对自己认知和经历的各种事情进行排列组合和重组,用不同的卦象来检验他们的吉凶,进而总结出这个世界更深层次的运行规律。周文王的反复带入和推算,得出一个理论:世界万物呈“颠倒成对”的原则,有阴既有阳,既有的事实都能用相反的方式再现一遍。
商族曾经弱小,爻辞中说商的先祖“丧牛于易”。但后来他们成为了强大的商朝。但根据《周易》的理论,这个过程是可逆的,强大的商朝终将灭亡。上帝曾经眷顾商人,但上帝不会永远做商人的守护神,周族也可以得到上帝的垂青,并在他的护佑下剪灭商朝取而代之。
大家不要觉得可笑,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知识水平去评价当时的周文王,他处于殷商末期。当时的人们就是认为,神是世界的主宰。《周易》的理论,撬动了商几百年积淀下的神权基础,让剪商成为了可能。
周文王从殷都返回周原,开始”受命“,即接受上帝的任命。并宣称,只有自己能够和上帝沟通,自此正式开始灭商大业。
当然我们都知道,周文王并没有活到商朝灭亡的时候,真正攻灭殷商的是他的儿子武王周发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以上内容也是史学家关于《周易》的部分释读,不过这已经颠覆了我们过往的认知。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史学家基于现有考古的推测,远构不成信史。但是,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去审视商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