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千奇百怪的行为，经济学家希望能找出源头，建立一个在相当程度上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分析架构。
经济学向其他社会科学扩展，而且颇有斩获，这是不争的事实；芝加哥大学的拉齐尔（Edward Lazear）教授，就曾以“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为名发表论文，探讨这种现象。
为什么经济学有这种威力，可以“无入而不自得”？在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可以先以个人经验，稍稍描述经济分析的威力。首先，在阅读其他社会科学的论文时，我常有一种感觉：二三十页或更长的论文，篇幅虽然可观，可是要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只要用经济学里的一两个观念，通常就能“一言以蔽之”。因此，经济分析的长处之一，是可以以简驭繁。
其次，我曾教过许多推广教育的课程，学员大都是四五十岁左右的管理阶层。对他们来说，很多人是一辈子里第一次接触经济学。每当课程结束后，总是有人告诉我：没有想到经济学这么有趣、也这么好用；对于大大小小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由经济分析的角度，得到简单明快的解释。因此，经济学的另一个长处，是面对不同的现象，可以一以贯之。
以简驭繁，表示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可以掌握重点。一以贯之，表示在解读各种社会现象时，可以有恃无恐。对于经济学者而言，经济学之所以具有这些优点，主要是因为经济分析有一套强而有力的“行为理论”。这套理论的基础，就在于经济学者朗朗上口的“经济人”（the homo economicus）。掌握了经济人的特质，在相当程度上，就掌握了经济分析的特殊思维。
那么，什么又是经济人呢？在这一章里，我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经济学家所认知的“人”。
人的特质
·对于有些人来说，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这两种人！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差别！
·还有一些人认为，差别只在于三十岁以下的人和三十岁以上（也就是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
·当然，还有些人根据星座来判断，因此世界上总共有十二种人！
和这些不一而足的看法相比，在经济学家的眼里，“人”又是什么呢？既然经济学号称是（自封为）社会科学之后，经济学家对于万物之灵到底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对于这些问题，可以先从两个角度来思索。首先，想想其他学科的例子。对一个化学家而言，世界上有千奇百怪的事物；不过，追根究底，一切物质都是由一些“基本元素”所组合而成。同样的，对一个数学家而言，所有的运算都可以归纳成加减乘除这四种；事实上，减乘除还是由“加”的运算衍生而来。社会科学分析的对象是人，以及人的行为所形成的社会现象。所以，要分析社会现象，前提就是要了解人的行为；而要分析人的行为，前提就是要掌握人的特质。因此，经济学家把人的特质当作分析的基础，就像化学家把基本元素、数学家把加减乘除当作分析的基础一样；由基础出发，再建立一套完整的分析架构。
其次，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人就是人，人的喜怒哀乐和情感理智是天生的；要探讨人的特质，是个很奇怪的念头”。不过，大家可以先在头脑里想象下面的一连串景象：
·自己上街选购一件衣服；
·买电视时，花了很多时间和老板讨价还价；最后因为老板不愿意再降一点，结果没买成；
·童年好友结婚，自己从香港坐飞机到台北参加婚礼，在当天深夜赶回香港；
·神风特攻队的队员爬进机舱，准备起飞。
虽然这些（和其他千万种的）景象南辕北辙，可是反映的都是人的行为。一套好的分析架构，应该可以一以贯之的、由同样的基础出发，来解释这些不同的景象。显然，就理论的发展而言，需要一些比“喜怒哀乐、情感理智”更明确精致的概念。
经过长时间的探讨，经济学家归纳出两点人的特质：“理性”（rational）和“自利”（self-interested）。
理性
对于经济学家认为“人是理性的”，一般人直觉的反应通常是：人，“当然”不是理性的；人是情绪（感情）的动物，而且人常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事。不过，让我们抽茧剥丝，看看经济学家到底怎么自圆其说（谎）？
当经济学家主张“人是理性的”时，是指人是“能思索”而且“会思索”的一种动物。人具有认知环境的能力，人也具有分辨和思维的能力；而且，人不只是具有这些能力，事实上人还“会”运用这种能力。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人能思索并且会思索可以说是一种很平实中肯的描述。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接受“人是理性的”这种描述，而采纳另外一个观点，我们将很难理解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如果人不能也不会思索；那么，人为什么会依交通信号灯过马路，为什么人又能利用自动提款机提款？
当然，人往往会冲动或情绪化；不过，这并不表示人是不理性的。试问，在面对自己的师长上司时，一个人通常会很冲动和情绪化吗？在考试作答时，大部分人都是兴之所至地随便勾选吗？即使是一时冲动买了件昂贵的衣服（或和别人吵了一架），这个行为的背后隐含着这已经是经过自己的过滤，自己知道可以承担这个偶然事件的后果。而且，退一步考虑，那些“冲动、情绪化”的行为毕竟只占一般人行为里的一小部分；因此，经济学家可以把分析的目标，放在绝大部分其他的行为上。
不过，即使接受“人是理性的、会思索”这种假设，还必须处理“不理性”的问题。一般人会认为，吸毒伤身、跳楼自杀、贪吃甜食等等，都是不理性的行为。可是，这种观点隐含一些值得澄清的问题：首先，“理性”是一种主观的概念；人会思索，指的是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而进行某种心智活动。我不多吃甜食是我的理性，别人多吃甜食是别人的理性；我不能以我的取舍，论断别人的取舍。（因此，参加神风特攻队的队员，可能是基于同侪的压力或其他的原因而加入；由一些史料来看，至少有些队员在心里经过相当的挣扎。）
其次，“理性”只是指人能思索而且会思索，并不表示思索之后所采取的行为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昨天我很理性地买了十只股票，今天股票大跌，我赔了钱；虽然我很懊悔，可是，我（和其他任何人）显然不能用后来的结果来否定原先的斟酌思考，因为行为和结果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时点上。
再次，理性当然也有精细和粗糙的分别；喝两大杯金门高粱之后的思索能力，当然和清醒时不同；小朋友对事情的斟酌拿捏，也当然和成人不同。不过，除非是醉烂如泥、步履蹒跚的人和襁褓中的婴儿，人都能思索而且会思索——人都是有理性的。
最后，是关于理性的客观性。你有你的理性，我有我的理性；我不能以我思索的角度否定你的思索角度，就像我不能以我的审美观来辩驳你的审美观一样。不过，如果在内在的思索和外在的判断上，我们之间有某种交集，这时候“理性”又多了一层意义：我们可能会基于同样的考虑，而采取同样的行为；譬如，我们都不会为了省钱而坐慢车。那么，对“我们”两人而言，坐慢车省钱是“不理性的”。这是指对我们两个人来说，省钱坐慢车和我们对其他事物的思索判断格格不入；可是，对其他人而言，省钱坐慢车可能是理性的——因为能慢慢地欣赏沿路风景！
总结一下：理性，反映了人在行为上的自主性，也隐含了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有思索评估的能力。
自利
“人是自利的”，这是经济学者对人的特性所作的第二种描述；当然，一般人对这种描述的反感，可能要比对于“人是理性的”的反感更强。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人事实上不是自利的，因为人会做很多利他的事；第二，人“不应该”是自利的，人“应该”为他人着想。前面的理由，是实然面（positive）的质疑；后面的理由，是应然面（normative）的考虑。我们可以细细琢磨，这两点理由的曲直。
让我们先标列出两个参考点：一是极端的自私，一是极端的利他。开车时摇下车窗、丢出垃圾，这可以说是极端的自私；日行多善之外，每个月还把薪水绝大部分捐给慈善事业，这可以说是极端的利他。以这两个参考点为左右端点，我们可以想象有一道宽广的光谱；介于两个端点之间有无穷多的点，而这道光谱涵盖了行为的各种可能性。
对于经济学者而言，这道光谱上各个点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不同；不过，所有的点都可以从“人是自利的”这种角度来解释。“摇下车窗丢垃圾”是自私，当然也就是自利；捐钱做善事虽然是利他，可是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慰藉满足，这显然也是自利。因此，不论行为表现的外观如何，在本质上总有自利的成分。
此外，当经济学家说“人是自利的”时，他是指“人会设法追求自己的福祉”；重点是在“自己的”和“福祉”这两点。追求自己的福祉，并不表示一定会侵犯或伤害到别人的福祉；而且，福祉是包括物质、心理、精神上的福祉。我们很难想象，一般人的绝大部分行为（也就是社会科学家所分析的对象）是完全不顾自己、是完全要让自己变得难过和不适！
事实上，在大部分时候，人的行为是比较接近光谱上“摇下车窗丢垃圾”的那个端点。试想，当我们去买水果时，选了（我们“自己”认为）漂亮、甜美、可口的之后，不是就让别人不能再买到这些较好的水果吗？因此，就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的行为在利己的同时，不也间接地伤害到其他人吗？我们希望自己的成绩好、工作表现出色，不都隐含了其他的人会相形逊色吗？因此，当我们掠去行为的表象之后，我们会发现：虽然表现的方式不一，人其实都是在设法增进自己的福祉，让自己觉得比较快乐、比较高兴、比较有成就感、比较有道德！
关于“人的行为应该利他”的观点，也值得仔细斟酌。首先，社会科学是探讨社会现象“是”如何，而不是社会现象“应”如何。即使社会科学家（似乎）有责任提出革新建议，以改善现况；可是，在能有效地解释实际情况“是”如何之前，我们并不具有指引方向的条件。直接论述“应”如何，只是道德上的呼吁；也许满足一般人心理上的期望，但显然对分析实际现象毫无帮助。
其次，我们可以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人应该是利他的”这种原则，那么一个人如何处理不同关系的交往——和家人相处、和亲戚相处、和好朋友相处、和陌生人相处呢？这些关系的亲疏远近，难道不是已经反映出“自己”这个因素的重要性？也就是，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利害）考虑，而决定“利他”的程度！
再次，“应该”代表的是一种束缚，也就是限制了行为上自由取舍的空间；一旦把这种束缚变成内在的一种规范（我应该诚实），那么遵守规范本身也隐含自利的成分（因为我说了实话，所以我心里很坦然）。不过，更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会为自己加上一些束缚，为什么人要自绑手脚？
以家庭之内的伦常为例：我们“应该”孝顺父母，不只是对父母辛劳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只要在观念上形成“孝顺父母”的规范，大家在行为上就自然有大致的脉络轨迹可循。父母和子女在相处互动上会容易得多，大家都得到好处。因此，“应该”所隐含的规范，其实是寻求在较大的范围里增进福祉。这当然还是自利，不过这时候的自利不再是以个别事件的利弊得失为着眼点，而是跨越时空以及单独的个人。而且，要能维系某种规范，一定要有配合支持的条件。家人朝夕相处、祸福与共，才可能培养出紧密的伦常关系；公寓大厦里的住户彼此生活作息不一、平日不相往来，显然很难要求邻居“应该”守望相助。
总结一下：追根究底，人是自利或不是自利的问题很简单，我们只需自问：站在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宗教家、哲学家）的立场，根据哪一种假设出发，比较容易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
下面的这个故事，就很巧妙地反映了，即使在庄严神圣的宗教领域里，都含有“理性、自利”的成分。
人神之间
前一段时间上课时，讨论到人的“自利心”，少不了又有一番争论；许多人质疑：人不完全是自利的，慈善家和宗教家都是一心为人、是利他的。我觉得多言无益，就福至心灵地出了个家庭作业：以三人一组为单位，去探究一下在宗教和慈善团体里，到底怎么处理“资源分配”和“奖惩升迁”的问题。
对我来说，观念很简单：在宗教和慈善团体里，也面对资源分配的问题。同样一笔钱，用到一种志业，就不能用到其他志业；负责不同志业的人，难道不会为自己的志业争取资源吗？同样的，宗教和慈善团体，既然是组织，就有各种职务和位阶。难道这些组织里的人，不会有竞争较劲的情怀和作为吗？
两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交来的作业；虽然写得都很用心，但是其中只有一组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他们从台北搭飞机到东部花莲，实地访谈一个著名的宗教团体；他们发现，这个团体是以微妙的方式，处理资源分配和奖惩升迁的问题。
有趣的是，很多报告提到，当他们访谈一些宗教和慈善机构时，刚开始气氛都很好。但是，一旦他们问到实质的竞争和取舍问题时，受访者往往脸色大变，然后冷漠以对。
对于一般人来说，由“自利心”的角度来看慈善和宗教团体，似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一种亵渎。不过，如果能保持着一点智识上的好奇，再心平气和一些，也许可以对宗教和慈善活动有更深刻的了解。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讲座米勒教授（G.Miller），1993年在知名学术刊物《法律研究期刊》（Journal of Legal Studies）发表论文，对《圣经》的内容提出一种前所未有、但发人深省的解释。
论文的主旨，可以借着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来反映：一个厂商会设法包装自己的产品，以吸引消费者、并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样的，古希伯来时代的祭司们，也可以看成是提供祈祷祭祀的厂商；他们既是决定宗教仪式的裁判，又是享受祭祀奉献的受益者。那么，他们会如何设定各种游戏规则，以符合自己的利益呢？
《圣经·创世记》里该隐（Cain）和亚伯（Abel）两兄弟的故事，提供了鲜活的说明。哥哥该隐是农夫，弟弟亚伯是牧羊人。亚伯把羊群里的头胎（firstborn）羔羊，带到祭坛作为奉献；该隐的奉献，则是他收成的一些农作物。耶和华（通过祭司）接受了亚伯的礼物，却拒绝了该隐的献礼。该隐既羞且怒，因此在旷野里谋害了亚伯。耶和华察觉了该隐的罪行，就在他额头上烙上印记（Mark of Cain），罚他终生流浪、受人唾弃。
米勒认为，这个故事透露了几点讯息。首先，对祭司而言，羊肉不只比农产品味道鲜美，而且比较有价值；其次，以“最先得到的收获物”（the first fruits rule）作为祭品，可以确保（祭司的）收入。还有，祭品不够丰盛的，会被拒绝；让该隐流浪示众，等于是四处宣扬祭礼的游戏规则。
此外，亚伯拉罕（Abraham）的故事，也同样耐人寻味。神告诉亚伯拉罕：“带着你挚爱的儿子以撒（Issac）到摩利亚（Mo-riah）高地的祭坛，把他焚烤作为祭礼。”虔诚的亚伯拉罕带着儿子，跋涉三天之后到达祭坛；当他把以撒绑在一堆木柴上，正准备下手时，耶和华的使者出现。
使者要亚伯拉罕放开自己的儿子，改以一头公羊作为祭品；然后，使者向他开示耶和华的旨意：“为了侍奉我，你愿意牺牲最钟爱的儿子；因此，我将降福到你身上。你的子孙，将如天上的星辰和海滩上的沙一般的繁茂；你的子孙将所向无敌——因为你遵从我的指示！”
在常人眼里，把亲生儿子献为祭品，当然不可思议。但是，抽象地来看，这个故事隐含了一些对祭司有利的游戏规则。
如果自己最怜爱的孩子都可以奉献给神，献出其他的牛马牲畜、金钱财物，当然更顺理成章。还有，在三天的旅程里，亚伯拉罕不但要耗费时间、人力物力，也一定经过心理上的煎熬试炼，而终能坚持到底；因此，侍奉神，自然要有所付出。而且，亚伯拉罕要长途跋涉，到指定的祭坛才能献上祭礼。因为，如果亚伯拉罕就地行礼如仪，固然不能测试他的决心；更重要的，是祭司将分享不到祭礼。另外，三天的旅途，也许反映了市场区隔的基本原则；在三天行程所能到达的地方，只有一个祭坛。如果同时有好几个祭坛，祭司们彼此竞争，很可能同蒙其害。
在论文里，米勒多次强调：以厂商的角度来认知祭司，再由厂商自利的角度解读有关祈福奉献的做法，确实可以有效地阐释《圣经》的某些内容。不过，这当然只是“一种”而不是“唯一”的阐释。米勒的论文，解释了祭司的自利心，也提供了了解《圣经》新的视野；不过，更根本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神”呢？
对于这个问题，米勒没有处理；也许是基于自利心，不要太得罪神——或是不要太得罪人？
效用函数
根据“理性”和“自利”的刻画，经济学家开始建立他们的分析架构。除了在文字上描述理性和自利之外，经济学者希望能更简洁精确地用数学来表示这两个特质。因此，第一步，他们宣称人的行为可以用一个“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来表示。譬如，U（3个苹果）=6单位效用，U（两块面包）=5单位效用；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简写成U（x）=6，U（y）=5。第二步，理性和自利会反映在这个效用函数的特性上。
以效用函数代表人，这是第一步；以效用函数的特性来反映理性自利，这是第二步。在巧妙地完成这两个步骤之后，人已经变成一个“效用函数”；既然效用函数是以数学来表示，经济分析当然就可以运用数学精确、迅速、有效地进行。经济学能在短短两百多年中累积可观的智慧，能在社会科学里独领风骚，可以说都和分析方法上大量地运用数学有关。
效用最大化
关于效用函数，经济学者作了很广泛的运用，其中又以“效用最大化”为主。
关于效用最大化，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可以说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分析架构主要有三个核心概念：稳定的偏好、效用最大化和均衡。而他对经济分析具有无比的信心：在1976年，他曾出版《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但是，当他在1993年得到诺贝尔奖时，他的演讲题目是：“由经济分析的角度观察行为”（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行为，当然不限于人的行为。对于贝克尔十足的信心，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科斯就颇不以为然；因此，他话中多少有点浇冷水的味道：“不只是人会追求效用最大化，老鼠、乌贼也都会。”
人在行为上是不是会“效用最大化”呢？一般人会觉得不可思议，自己在生活呼吸、工作行动上，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效用最大化”，这是不是又是不辨菽麦的经济学家所玩的益智游戏？其实，不只是一般人，就连得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大师都不能苟同“最大化”的观点。美国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一直主张，人的思维计算能力并不是无远弗届；人具有的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而不是“无穷理性”。试想，除了围棋高手之外，一般人恐怕最多只能猜测对手未来的两三步。
因为人是有限理性，所以人在行为上并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实际上人会根据对环境的认知和自己有限的思维，然后作出能让自己满意即可的选择。和“效用最大化”的观点相比，西蒙“适可而止”（satisficing）的论点似乎更接近血肉之躯的人；这种和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唱反调的意见，使西蒙成为非主流经济学家阵营中的大将。但是，他不同流俗的慧见，也使他成为最早得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之一。
可以比较
效用函数的另外一个特性，似乎卑之无甚高论：把任何两个东西（A和B）放在眼前，我或者喜欢A、或者喜欢B、或者一样喜欢。可是，稍稍琢磨，这个不起眼的特性，可以精确地反映出人理性自利的特质！
首先，这个特性是指“任何两个东西”；如果放在眼前的是面包和苹果，要比较取舍很容易。可是，如果放在眼前的是环境和经济发展、个人的升迁和社会的福祉、儿童先换肾和成人先换肾……这个条件就隐含着：即使面对这些困难的抉择，人还是能在斟酌之后，作出取舍。人是不是这样呢？
其次，“或A，或B，或A和B一样好”的条件，在实质上排除掉其他的可能性。当一个人面对某种两难的情形时，他可能既不喜欢A也不喜欢B，而且A和B也不一样；他选择的是“放弃”或“延后再议”。可是，这个条件，排除了这些可能性。换言之，这个条件意味着人不会逃避，人也不会犹豫不决；人不只是“能”比较，人实际上也“会”比较。
由以上这两点来看，“可以比较”的说法似乎有点摇摇欲坠的倾向；不过，让我们试着阐明这个假设积极的意义：首先，在A和B之间作比较和选择其实只是表面，更重要的是这种特性所隐含人的思维能力。“好或不好或无所谓”表示人不但能认知（譬如）“留学”和“就业”的含义，而且还可以意识到这两种选择对自己的意义。也就是说，人能比较和选择，表示人能根据自己的思索判断，了解自己的行为（选择）和各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选留学或就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比较和选择所反映出人的思维能力——人是理性的。
其次，对于任何的A和B，能先比较和后选择，表示人是从“相对”的角度来认知这个世界。我们可以以两个例子来反映：
第一，有人对宗教信仰很虔诚，认为信仰是绝对的。可是，当我们说宗教是“绝对的”，我们事实上已经把宗教和所有其他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较；在其他事物的衬托之下，才显示出宗教的（在相对上的）绝对。
第二，故宫里的珍藏是无价的，也就表示这些珍藏的价值是至高无上、不会被凌驾超越的。可是，博物馆之间在交换互赠时，不还是会斟酌比较、希望在礼尚往来时能恰如其分？显然，在众多无价之宝之间，还是有“比较无价”的无价之宝。而且，对于故宫的无价之宝，我们事实上要动用人力物力去保养防护。既然人力物力是有价的；因此，对于无价之宝，我们还不得不琢磨出适当的有限价值来烘托。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问，这些无价之宝的价值真的是绝对的吗？如果情势所逼，我们必须在存亡和故宫之间作一抉择；难道我们会坚持，这些故宫珍藏的价值是绝对的吗？
关于“可以比较”特性最重要的涵义，是在于这个特性表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和思维，对任何有形无形、精神物质、具体抽象的东西加以比较。因此，人不但能在苹果面包之间比较取舍，人还可以在道德良知上斟酌抉择。美丑、善恶、是非、对错等等的价值，事实上就是人为了帮助自己思维比较而慢慢发展出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逐渐形成一套“价值体系”（value system）；而经济学者根据“可以比较”的特性，就能够尝试分析这套价值体系的结构和内涵。由此可见，经济学的精髓所在，并不在于对商品劳务货币价格的探讨，而是更广泛地对“价值体系”作很基本的分析；价格体系（price system），只不过是整个价值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经济学的独特性可以说就反映在“可以比较”这个概念上。政治学是从政党权力等角度分析，法学是从公平正义等角度立论，社会学是从角色规范等角度论述；相形之下，经济学是从“可以比较”所隐含的“相对性”出发，然后建立一个分析人类行为的理论架构。“相对”的观念虽然有点抽象，但精致地反映经济学这个学科的核心精神！
由经济人到法律人
在经济分析里，以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而且认为人具有“理性”和“自利”这两种特质。相形之下，在法学里，并没有所谓的“法律人”；偶尔有人用“法律人”这个名词时，是指法律系的学生，或以法律为业的人。在法学里，是以“概念”（con-cept）为基本元素，在概念之上发展各家的理论。
不过，法学论述里，也有人的踪迹。在某些官司（特别是侵权行为）里，会提到“正常人原则”（the reasonable person rule）；根据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注意力，在行为上有没有过与不及的地方。还有，在另外一些官司（特别是契约问题）里，会涉及“专业标准”（due care）；根据各行各业（律师、水泥工、理发师等等）的行规，在专业上应该达到某些水平。如果没有达到这些业内所公认的尺度，就应该承担意外或损失的责任。
无论是“正常人原则”或“专业标准”，都隐含赋予当事人某些责任；也就是，在行为上，法律认定当事人应该或必须采取某些作为或不作为。当然，这些责任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有时候很模糊）限度，当事人就毋需对意外或损失负责。可是，这是一种针对各行各业、各种情况而有的体会；是一种“点的智慧”，而不是一套一般性的理论，可以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
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于法学里的问题，特别是各式各样的官司，“理性、自利”的概念，其实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因为，由这两种特性出发，比较容易掌握当事人的心理和行为。譬如，当交通违规的罚款提高之后，违规的人数会减少；因为，人是理性自利的。又譬如，暴风雨中游艇闯进私人码头，撞坏了码头设备。码头主人提出侵权的告诉，法庭以“紧急避难原则”，裁决被告没有过失，但是要赔偿修缮费用。由理性自利的着眼点，不但可以解释游艇的行为、码头主人的反应，也可以解释法庭的立场——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有可能碰上急难；承认某种程度的紧急避难原则，长远来看对社会比较好。
总结一下，在法学里，对于人的特质并没有特别的探讨；由理性自利的角度，反而容易理解法学里的许多问题。
结语
人的特性不像“鸡蛋是椭圆的，油条是淡黄色的”这么简单明确；没有人能剖开胸膛，证明自己是理性自利或不是理性自利。面对人千奇百怪的行为，经济学家希望能找出源头；由最根本的地方开始，建立一个在相当程度上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分析架构。理性自利、效用函数、效用最大化等等，都是这个知识探索过程中的足迹。这个智识之旅当然还没有到达终点，不过万物之灵的人，毕竟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令人难以捉摸了！
在这篇文章里，我简单地描述了行为理论的基础——经济人。就内容而言，有两个重点。首先，无论效用函数的特性如何，行为理论的核心观念是：“人是理性、自利的。”在分析社会现象时，追根究底，总可以归到人的这两种特质上。其次，人作比较的基本特质，反映了经济分析采取的立场、是“相对”而不是“绝对”。这个角度虽然看似平凡无奇，但是却常被忽略——包括笃信经济帝国主义的许多经济学者在内。
相关文献：
（1）Becker, Gary S.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2）“Nobel Lecture：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1，No.3，pp.385-409，1993.
（3）Coase, Ronald H.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4）Demsetz, Harold. Ownership, Control, and the Firm, 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8.
（5）Lazear, Edward P.“Economic Imperialis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5，No.1，pp.99-146，2000.
（6）Miller, Geoffrey P.“Ritual and Regulation：A Legal-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Selected Biblical Texts，”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2，pp.477-490，1993.
（7）Simon, Herbert.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Cam-bridge, MA：MIT Press，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