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概念自提出以来数字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热点问题。许多国家和城市已经开始规划智慧城市。同时,国内智慧城市规划、建设中的数字鸿沟明显,评估监督不到位,政府角色定位不准确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随着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对于经济的发展和演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数字经济的概念开始被更多的提及,对于智慧城市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方面进一步加快了社会治理、城市供给等方面的发展。
当前国内智慧城市发展
近年来,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得到了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如广东、贵州、济南等城市对智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并在初期取得了重大突破。
2013年,全国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公布,覆盖全国大部分省份,智慧城市建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14年,青海省还发布了相应的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纲要。国内各省、直辖市纷纷启动智慧城市建设步伐,主要围绕政府、交通、医疗、旅游、物流、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内容展开。到2015年年底,智慧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方案在全国80%地级以上城市得到了落实,不少县级城市和部分乡镇也开始酝酿本地区的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
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呈现出点、面发展的趋势。东部大城市经济基础较好,功能、规模、结构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它能更早地捕捉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概念和愿景,敏锐地感受到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建设和治理模式对未来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深刻意义。
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创造宜居城市生活环境。一个城市社区是由不同的子社区系统组成的,每个子社区的要素、结构不同,各自的目标和要求也不相同。这些规章制度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有效发展和持续推进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涉及政务、金融、交通、医疗、教育、旅游、物流、社区治理等领域。
智慧城市所面临的“数字鸿沟”
目前,智慧城市处于不同的城市发展水平,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以及地方经济高低等问题,使得智慧城市难以对部分三四线城市有准确的定位和认识,最终导致实施效果很小,城乡差距也会扩大。
智慧城市建设应包括项目规划、融资、建设、运营、监测、评价、反馈等一系列过程。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缺乏环节,主要涉及到监测不足、绩效评价指标不完善等问题。监测应贯穿智能城市建设的全过程,涉及到项目规划的民主性、科学性、融资的合法性、透明性、建设过程的规范化、有序性、评价指标的统一性、合理性等。
在不同的行业中,由于信息技术水平的不均衡,跨行业的信息交流与共享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同时,由于社会结构和市场分割等因素,专业化程度过高,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相互独立,严重制约了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难以形成合力构建综合服务平台。公共服务与公共需求之间、单个企业与行业内其他企业之间、同一领域主体之间等都没有有效的统一信息系统。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群体数字鸿沟影响着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环节和价值目标。一方面,要在一定的战略高度综合考虑和规划智慧城市建设的宏观方向,结合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居民需求、信息技术基础和人才储备,缩小城乡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定位差距;同时,各地区也要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开发一些面向老年人、文化程度低群体、残疾人等群体的智能产品和服务,关注和保护弱势群体的需求和利益。
为智慧城市的长远发展,鼓励企业、技术人员、城市居民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加快提高自主研发信息技术的能力和水平,通过技术创新培育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发挥企业敏锐感知新兴技术和市场需求的独特优势,构建电网融资渠道,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经济技术基础。
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江学者梅宏在首届数字经济暨数字丝绸之路国际会议上作主题报告时提到,在他看来,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有三大趋势。
梅宏提到,数字经济有三个显著特征:信息化引领、开放化融合、泛在化普惠。从构成上看,数字经济可分为三个层次:提供核心动能的信息技术及其装备产业、深度信息化的传统行业和产业以及跨行业数据融合应用的大数据应用产业。
趋势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逐步演化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在其支撑下,人类极大地突破了沟通和协作的时空约束,推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模式快速发展。
趋势二,各种业态围绕信息化主线深度协作、融合,完成自身的提升变革,并不断催生新的业态,同时也使一些传统业态走向消亡。
很多重复性的、对创新创意要求不高的传统行业也将退出历史舞台。不过,人们也不必为此担心。梅宏解释,回顾150年前,美国70%的人口是农民,而现在农民仅占总人口的1%,其他69%的农民并没有失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业态的演化,人们一定会在新业态中找到自己的新岗位。
3.趋势三,信息技术体系将完成蜕变升华式的重构,释放出远超当前的技术能力,从而使蕴含在大数据中的巨大价值得以充分释放,带来未来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发展。
当前大数据应用虽已有很多令人兴奋的成功案例,但总体尚处于初级阶段,数据的“关键要素”特性远未达到预期。一方面是由于从大数据中萃取价值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仍属缺失,另一方面是由于现有以通用性考虑为前提的信息技术体系能力提供不足。
梅宏表示,虽然数字经济这个新型经济形态的成型发展,带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经济后发国家有机会在新经济的全球垄断性格局形成之前,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且由于没有“路径依赖”所带来的历史包袱,可以通过提前布局和创新发展,在新兴领域占据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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