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大规模的蝗灾频繁发生，给农业带来难以估量的破坏治理蝗虫灾害的方法。根据《中国救荒史》的统计，从前707年到1935年，中国共发生过796次大规模的蝗灾，平均每3年便会爆发一次。而如何对待蝗灾、安置饥民，始终都是困扰历代帝王的大难题，一旦应对不慎，甚至会危及到帝国的安危。

其实，作为一个灾难多发的国家，除肆虐的蝗灾外，地震、水灾、火灾、风灾等自然灾害，在中国发生的频率也相当高。在古代，上述灾难，连同月食、日食、星变等自然现象，经常被皇帝们一起视作可能给帝国带来消极影响的灾异。那么，在大规模灾异发生后，除了灾民的自救行为外，历朝历代的皇帝是怎样应对的？

罪己诏。从汉朝开始，受儒家“天人感应”说的影响，皇帝们（天子）大都相信（或假装相信）自己是上天的儿子，代表上天治理万民，而一旦自己违背天意、不行仁义，那么上天必会降下灾异，以此来对皇帝进行谴责。而为了平息上天的愤怒，皇帝们往往通过颁布“罪己诏”的方式，来检讨自己过失。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第一个明确颁发“罪己诏”的皇帝是汉文帝，时间发生在前179年。当时，有大臣建议汉文帝要早日择立太子，而皇帝却以自己“德行有亏”为由予以婉拒，并颁布相应的“罪己诏”。截至1895年光绪帝颁布中国史上最后一份“罪己诏”，共有88位皇帝颁布过264份“罪己诏”，时间跨度长达2074年，平均每8年就会出现一份。

虽然“罪己诏”的内容、措辞千篇一律，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但在“君权神授”观念极浓厚的古代，还是能起到某些积极的效用。其一，它表明皇帝严肃对待上天的谴责，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展现出自己时刻将百姓安危放在心上的态度；其二，借以平息民众的怨气，造成一种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共抗灾情的局面，并由此稳固皇位。

大赦，即皇帝以施恩的名义，不定期地对罪犯实行免除或减轻罪责的行为，除了皇帝登基、更换年号、册立皇后和太子外，在重大灾异发生后，往往也会采取此种措施。因为在皇帝们看来，月食、日食等天象异常是上天在对自己示警，而蝗灾、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又容易导致灾民触犯法律，因此适时宣布大赦，可以回应上天的谴责，并显示自己哀矜万民之意。

大赦往往跟皇帝发布“罪己诏”同时进行，比如西汉本始四年（前70年），天下49个郡国同时发生地震，造成6000多人死亡，伤者无数。对此，汉宣帝颁布“罪己诏”，并下令大赦天下，免收重灾区租赋，对于安定民心起到良好的作用。翻阅二十四史，关于皇帝大赦的记录比比皆是，在此不做一一赘述。

蠲赈。“蠲”即减免赋税，“赈”即赈济钱粮。跟“罪己诏”和大赦天下相比，灾民们普遍关注的还是实实在在的物资援助，毕竟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每当蝗灾、地震、水灾等重大灾异发生后，皇帝们通常会下诏减免民众的赋税，同时还开仓放粮，尽可能地保障灾民的生活。除此之外，朝廷有时还直接补助灾民铜钱或银两，尤其在明清两朝最为常见。

自汉朝开始，历代帝王在面对重大灾异时，都曾采取过上述措施，尤其是到了清朝，还形成一整套成熟的蠲赈办法，对于安定民心起到很好的作用。纵观整个清朝，蠲赈灾民最积极的无疑是乾隆帝，无论哪个地方发生灾情，都会在第一时间实行救济，六十年如一日，确实值得称道（“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见《啸亭杂录·纯皇爱民》）。

捐纳。由于帝国的财力毕竟有限，所以朝廷除了直接蠲赈灾民外，往往还会号召富人们捐钱、捐粮以救济灾民，而作为回报，皇帝们往往会赐予他们爵位以作为奖励，此即“捐纳”。早在秦汉时期，帝国政府便开始推行“捐纳”制度，比如秦始皇在位时，便颁布政令“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捐纳”制度的实行，激发了民间救济活动的积极性，对于缓解灾情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在1679年北京大地震发生后，广大缙绅富户积极响应朝廷的号召，纷纷捐纳银两或雇佣人力来救助灾民，从而救活了很多人。其中，天津商人张孺人“倾箧付典质，钱积门中，雇人掘被压者，所活数十百人”（见《张学士文集》），可谓功德无量。

除了上述应对之策外，皇帝为显示对上天谴责的自省，往往在颁布“罪己诏”的同时，采取“避殿减膳”的活动，即不在正殿处理政事，同时减少饭量或菜肴。有时，皇帝也会因重大灾情问责、罢黜宰相，尤其在东汉时期最为常见。不过，“避殿减膳”毫无实质意义，而问责、罢黜宰相多属非常规操作，政治打压的意味很浓，并非历朝历代的通则，所以在此均不作详细讲述。

史料来源：《中国救荒史》、《资治通鉴》、《宋史》、《啸亭杂录》、《张学士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