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时期的江梦南和父母一起，在家附近的小河边。
江梦南3岁生日时，父母带着她到北京看病，在天安门前合影。
江梦南生活照。
江梦南生活照。
江梦南生活照。
江梦南和父母在清华大学二校门前合影。
26岁这年，江梦南第一次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
那是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她晨跑时路过树林，一种陌生的声音传入耳朵。她停下来，以便听得更清晰些——重获听力后，分辨脑袋里的声音到底来自虚幻还是现实，是她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在此之前，她清楚鸟叫是种“好听的”“婉转的”声音，但从未体会过这些形容词的真正含义。半岁时，她就因肺炎用药物不当，导致右耳失聪，左耳损失105分贝——几乎相当于能听见直升机起飞时声响的听力。
往后的日子，依靠助听器，她得以生活在并非完全无声的世界里。
“那是种模糊的、混沌的声音。”江梦南努力描述她此前26年的听觉世界。
没人知道那具体是种什么样的声响。她是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克己的性格，再加上长期的科学训练，让她对“精准”有了种执念。但在有声世界里，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初入者，准确形容一种声音，哪怕是常年环绕在她耳边的声音，也是件难以完成的事。
长期以来，她都是用其他方式去“听”。父母从小就教会了她读唇语，与她交流时，你不必刻意放慢语速。她手指触觉灵敏，能感受出声音的不同振动。某些时候，她甚至是个听力过人的女孩，比如在嘈杂的环境里，她会比普通人更容易“听”懂对话内容。
父母还教会了她发声、说话，甚至是家乡湖南宜章县的方言。她没有上过特殊教育学校，而是一直在公立学校读书。她没有因此落下一节课程，甚至跳过级。从结果来看，她的求学经历比大部分人都要顺利，成为家乡小镇上近年来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最终到清华念博士的学生。
2018年到清华大学报到前，她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布谷鸟的叫声、下雨时的哗哗声、晚上的蝉鸣……这些曾经只存在于文字和想象中的声音，和整个世界一起，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1
江梦南出生在一个叫做莽山的瑶族小镇，父母都是初中教师，也是镇上为数不多讲究生活情调的人。他们把诗意寄托在了女儿身上，孩子按民族习俗随母姓，名字是“岁月静好，梦里江南”的意思。
很长一段时间，江梦南的确是个安静的孩子。她很少闹人，从没张口说过话。父母频繁地在她身旁摇钥匙，或者拍手，希望得到她的回应，大人们想尽办法逗她笑，但大部分时候看到的都是她木讷的表情。
当地有种“打哇哇”的儿童游戏，孩子们张开嘴持续发出“啊”的声音，然后用手不停拍嘴巴。梦南也会模仿，她跟着其他孩子张嘴、做手势，却没有声音。
莽山因“林海莽莽，有蟒蛇出没”得名，直到现在，这里还分布着大片的原始森林。莽山乡被群山包围，到县城还要80公里，是全县最偏僻的乡镇。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没有互联网，被群山包围出的狭小物理空间，几乎构建出了小镇居民的全部世界。
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青年教师赵长军有着读书人的清高和骄傲。结婚后，他承包了山上的一处茶园，计划着周末带妻儿品茶赏花的田园生活。
他以知识分子自居，女儿还未出生，就自信“不能比别人的孩子差”，“最起码也要上个重点大学，最好是清华北大。”
接受女儿听不到的事实，是个漫长又痛苦的过程。梦南9个月大时，赵长军夫妇带着她去湖南湘雅医院检查，得出“极重度神经性耳聋”的结论。两人不愿相信，跑去另一家大型医院做了同一套检查，没有意外，希望再次破灭。
孩子3岁前，夫妻俩利用周末和假期，频繁带着梦南去长沙、北京等地看病。医生们善意劝告，再看下去也是徒劳，“孩子大点就送到特教学校，学手语吧”。
夫妻曾把仅剩的希望寄托在助听器上，但很快就被医生告知，那没有任何意义，“助听器只适合听损低于95分贝的患者”。对当时的农村工薪家庭来说，几千元一副的助听器不是小数目，医生担心梦南戴上后，只会把这个毫无作用的东西扯下摔掉。
那个时候，“十聋九哑”还是民间流行的说法。赵长军夫妇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有次在长沙从医院出来后，他们去考察了当地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那些孩子已经放弃了开口说话的可能，跟着老师学手语，整个教室都是无声的。”赵长军回忆当时的场景。
梦南妈妈江文革有另外的顾虑，她不忍心孩子很小就要离开父母，在这里学习另一套规则和处事方式。
夫妻二人都无法接受的，是让自己的女儿彻底成为一个“聋哑人”，逐渐远离主流社会，进入另一个生活圈子。
这几乎让赵长军失去了理智，他坦承自己的说法可能会冒犯一些人，但当时确实被强烈的自尊冲昏了头。这个乡村教师主教数学，有时也会兼教生物，他一直是科学的忠实信徒。关于女儿的听觉系统，那些他竭力接触到的耳科专家，已经给出了他能得到的、最权威的答案。
现在，他不顾这些，整个脑袋被一种强烈的信念支配：让女儿成为正常人。
“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他决定。
梦南的记忆中，小时候她喝过中药，扎过针灸。父母给她尝试过不少“偏方”，但都没什么用。
按照当时的政策，赵长军夫妇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身边很多亲友也劝他们，把梦南送特教学校，再要一个，开始新生活。
赵长军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在这件事上，他再次展示了自己的偏执，发誓“要把所有的爱都给女儿”。
四处奔波求医需要不小的开销，夫妻俩的工资很快就支撑不住。工作和照顾女儿之外，赵长军把大把时间花在了茶园、果园上。那几年，他被晒得黝黑，成了一个地道的茶农、果农。
小镇上，这个知识分子的锐气和底气都消磨掉了不少。他不得不盘算如何增产，哪里的收购价格更高。功利替代了浪漫，这与他理想的田园生活相去甚远。
梦南小时候，每到暑假爸爸妈妈就会带她去茶园玩，那是她记忆中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长大后她才知道，那是爸爸给她创造的没有烦恼的世界。
烦恼和压力藏在她看不到的地方。江文革记得，有时半夜正在睡觉，丈夫会突然坐起来，大声尖叫，满头大汗，“又梦到了他最害怕的事情”。
茶园的收入暂时弥补了家庭开支，赵长军没有放弃助听器，耳背式的太贵，他买了一台盒式的给女儿试。
那是台有些过时的机器，300多元，主机和当时的BP机大小相当。他和妻子先戴上，把功率调到最小，结果还是被巨大的声响“吓了一跳”。
他们害怕女儿受不了，把功率逐渐上调，但一直调到最大，女儿对外界声音还是没有反应。
“几乎相当于一个高音喇叭放在耳朵里。”江文革说。
有时女儿睡觉，他们也不会取下她的助听器。赵长军清楚，女儿耳朵里一直响着的，是一种“火车呼啸般”的声音。他心疼女儿，又盼望在某一个瞬间，女儿突然被巨响吵醒。
这种事从未发生过，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夫妻俩都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每天早上，他们都会给女儿戴上助听器，对着她“没话找话”。
有时，赵长军就像一个普通的父亲那样，自顾给女儿讲故事。他沉浸在那样的时刻，甚至忘了，女儿听不到自己声音的事实。
2
夫妻二人对女儿发出声音的期待，逐渐变成一种渴望。
别的家长为孩子的吵闹心烦，但对他们来说，哪怕只体验一秒那种烦恼，都成了奢望。再往后，赵长军降低了对女儿的期望，他不再妄想女儿能出人头地。
“能从我这里要钱，去小卖部买瓶酱油，我就心满意足了。”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希望女儿未来能有基本的生活能力。
即使这样的期望，对当时的梦南来说，也有些过高了。做父母后，他们还没听到孩子喊出过“爸爸”“妈妈”。赵长军夫妇教过梦南无数次，这两个几乎靠人类本能就能说出的音节。然后盯着女儿，渴望她喊出来，但每次得到的都是无声的回答。
梦南1岁4个月时，夫妻二人不知第几次带着她去北京看病。结果和过去一样，又是场无功而返的旅行。回到住处，夫妻两人彼此沉默着打包行李，梦南在一旁摆弄玩具球，不小心把球滚落到了她够不着的地方。
“妈妈。”
夫妻俩瞬间怔住。安静的房间里，他们都听到了女儿的声音。那是含糊不清的“啊啊”声，但不重要了，女儿有了主动发声的意识，这足够把他们从不断重复的失望中拯救出来。
他们看着对方，激动得说不出话，甚至哭了起来。情绪平复后，一整晚，他们几乎没合眼，回味着女儿的那声“啊啊”。两人都从这一声中得到了巨大满足：江文革认为女儿喊的是“妈妈”，赵长军则坚信那声是在叫“爸爸”。
长大以后，梦南分析自己当年突然“说话”的原因——通过助听器，她能听到微弱的声音，尽管无法辨别音源的方向，也听不出声音的内容。
“就像是乱码。”她解释那种声场。通常情况下，助听器唯一的作用只是帮她感受周围环境音的大小，以便调整自己说话的音量。
这种微弱的，看似毫无意义的声音，成了她得以融入有声世界的稻草。
从北京回到家后，赵长军夫妇坚定了女儿可以发声、可以正常说话的念头。他们每天都抱着梦南，从最简单的音节开始，对着镜子练习口型，教她如何摆放舌头。
一开始，梦南只张口，没有声音。夫妻俩让女儿摸着他们的喉咙，感受声带振动，把她的手放在他们的嘴巴前，感受说话时的气流。
江文革曾利用暑假，去长沙一家聋儿言语康复机构学习。她和几岁的孩子一起上课，整个教室就她一个大人。但这没有妨碍她认真听讲，“毕业”时，她甚至拿到了宜章县第一张“言语康复师”证书。
赵长军买回有关耳科和言语康复的书籍，终日研读。没人知道那些书有什么用，直到他“折腾”出一份《关于县城内开设聋儿言语康复指导机构的可行性报告》，然后一个人带上那几页纸去了郴州，交给了市残联。
“言语康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复。集中康复与家庭康复各有利弊，聋儿言语康复指导机构能充当两者间的桥梁，培训家长、跟踪指导……”他在报告中分析道。
梦南逐渐学会了发声，但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与普通人不同，她不是靠听觉记忆对比、纠正自己的发音，而是需要记住每个音节、每个字的口型，以及舌头的形状和摆放位置。
即便一切都做到完美，协调声带振动与口型变化，调动声带准确发音也是件难事。这是个不断尝试的过程，“每个字练习上千遍都是少的”，直到父母点头。
看着还不懂事的孩子，赵长军不知道这样的训练方式到底会有多大效果。他说这种方法很“蠢”，但他坚定，“蠢”也要“蠢”到最后。
梦南再大一点时，父母意识到他们的口音太重，开始让女儿对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练习。别人家的孩子都热衷动画片，梦南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爱好者”——几乎每天她都要拎着小板凳，坐在家里那台21寸的电视前，紧盯着播音员叔叔阿姨的嘴巴。
她一天至少要看三档新闻节目，都是重播，因为有字幕。
这种集中的“听”说能力训练，一直持续到梦南6岁前。除了吐字不太清晰外，她赶上了同龄小朋友的言语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自己的年龄——上小学前，她已经熟练掌握了拼音，也比同龄孩子识更多字。
现在，6岁前的记忆已经模糊，那段艰难的人生起步过程，也只存在于父母的述说中，像是别人的故事。但她习得的技能永远刻进了大脑，往后的日子里，她既会面对命运的不公，也会得到命运的独特馈赠。
3
从上小学开始，梦南就一直坐在教室的前排中间位置。她需要读老师口型“听课”，但全程跟上老师的语速，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课堂上，有时需要边听边看，有时老师会背对着同学讲话。
大部分时候，她都是靠看板书，然后自学赶进度。这占用了她大量的课余时间，但又必须这么做。或许是超出大多数同龄人的刻苦，也或许是缺失的听力换来了惊人记忆力，她在自己的节奏里按部就班，却不经意就走在了前头。
“她可以完全按照顺序把成语词典背到100多页。”江文革说。
四年级暑假时，她就已经把五年级的课程学完。通过学校测试后，她直接跳到了六年级。
在学校里，除了学习，梦南也在适应集体生活。她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特殊，别人在背后叫她时，不会得到任何回应。音乐课上，同学们一起唱歌，她只能跟着念歌词。
同学间谈论周杰伦，她看到他们说出“这首歌好好听”时，眼睛里放着光。
一个周末下午，她坐在电脑前，戴上耳机。找到同学口中那些好听的歌曲，把音量开到最大，努力感受。
“我也想知道‘好听’是什么感觉。”
整个下午，她听到的都是虚无，连一句歌词都对应不上。对她来说，音乐、旋律只是些抽象的名词、几个普通的汉字，没有多余的意义。
赵长军很早就预料到了女儿的烦恼，他总是对女儿说，“不要和别人比。”
“有些人近视，就需要戴眼镜。有些人腿脚不好，就要拄拐杖。”他告诉女儿，“你和别人没什么不同，每个人都有难题，都需要自己克服。”
爸爸的话几乎成了她的生存法则。未来的生活中，她会碰到更多困难：听不到闹铃，不能独自接打电话，在机场火车站时听不到广播……
每进入新阶段，新的难题也会随之出现。到清华读博士后，研究组七嘴八舌“头脑风暴”，大家讨论得越激烈，她就越跟不上节奏。
但她总能找到自己的解决方式。医生曾告诉她，因为听力损失严重，平衡感会很差，很难学会骑自行车。现在，在清华校园里，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课，和其他人一样轻松自如。
她不需要闹铃，而是学会了全程握住手机睡觉，每天唤醒她的是闹钟的振动。有时，听不到也成了一种优势：“我不用担心睡觉时被人吵醒”。
赵长军常常陷入一种矛盾中，他想把女儿保护得严严实实，又不得不把她推出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他承认，女儿要比别的孩子懂事更早，但也从未把它当做一种欣慰。
他无法体会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是什么感觉，“肯定很孤独吧”。他决定成为女儿永远的好朋友，一个随时都可以出现在她身旁的“老赵”。
谈起爸爸，梦南首先想到的不是他的严格，而是他的幽默。小时候，她经常和爸爸一块上山，挖一些野花野草，带回家移栽到花盆里，然后每天趴在一起，共同观察记录它们的变化。
直到现在，父女俩还保持着这种平等的关系。
小升初时，梦南考了全市第二名。她主动提出要去300多里外的郴州六中上学，“不能一直在父母的保护下生活”。
妈妈不同意，爸爸沉默，两人最终统一意见，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女儿第一次独自一人到城市生活，江文革担心那里“车多、人多”，女儿听力不好会有危险，会受同学欺负。开学后，每逢周末，她都会跑去郴州看望女儿。
在市区和妈妈一起时，梦南会挽住妈妈的胳膊，反客为主。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一定要先看红绿灯，再左右观察，确定没车时再走。”她叮嘱妈妈，一脸严肃。
宿舍里的女孩都是第一次离家，晚上都自顾自地哭了起来。梦南心软，看不得这些，上前安慰她们。
很多人眼里，梦南都是个对自己要求严格、又坚强的姑娘。她说自己从小就生活在一个“hard（困难）模式”的环境里，时间长了，一切都变得寻常。
但更多时候，她也是个普通的姑娘，只是没让人看到。刚到郴州六中时，面对新老师，她要重新适应他们的口型，这让上课变得更难。她和舍友一样想家，那天熄灯后，她躲在被窝里哭了，没有声响。
2010年，她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超过了一本线。她不满意自己的发挥，选择了复读。
当年湖南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早》。考场上她想到了小时候，父母每次天不亮就带着她，提着大包小包，到镇上路边等车。他们带女儿去看耳朵，长途汽车发车早。
她说自己是哭着写下了这段经历，出了考场就知道跑了题。成绩出来后，她的强势科语文刚过及格线，99分。
4
第二年，她考上了吉林大学。3000公里远的长春，她没让父母陪同，独自乘火车去报到。
因为自己的经历，她本想选择医学专业，但马上又意识到医生要和病人交流，有时病人也会戴口罩。她最终选了药学，“一样能治病救人的”。
大学里不只有学习，有时看着同学们上台表演才艺，唱歌、跳舞，她也会好奇自己的声音。
“我的声音好听吗？同学们会喜欢吗？”
朋友会告诉她，她的声音很温柔。她习惯了控制着声调说话，轻柔到不会让人感到任何攻击性。她听不出别人的阴阳怪气，也不会这种高阶的说话技巧。
她喜欢和朋友交流，包括一起看电影，一起去KTV聚会。她更愿意别人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而不是处处迁就自己。
“唱歌不是目的对吗？大家在一起开心就好啊。”她说。
有时候，大家真的会忘记她缺失的听力。她和很多女孩一样，爱健身，对时尚有品位，甚至在她身上能看到更多自信。最重要的是，她身上有种稀缺的感染力——对他人的真诚和善意。
在朋友眼里，她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她会真正关心你，有很强的共情能力。”
梦南说自己很少因为听不到感到自卑，她很早就开始直面这个问题，而不是躲避。小时候，父母常带她出门，让她多跟人沟通。
“这是我女儿，她听不到。”赵长军总会这样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女儿，毫不避讳。
在她面前，父母从来没表现出过自卑。
某种程度上，梦南很大一部分世界，都是由父母帮助构建。他们已经尽可能放手，让她自由成长，但有些时候，又不得充当女儿的耳朵，来弥补她缺失的听力。
语言是她理解世界的方式，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梦南只能通过父母学习语言。直到现在，她也不会骂人，因为父母从没教过她。生气时，她只是用加重音调的“哼”“嗯”来表达情绪。
更早前，她甚至不知道世界上存在“脏话”。小时候，看到别人说粗字，她会问爸妈对方说了什么。
“哎呀，我没听清。”赵长军总是这样回答。
他承认，自己的女儿可能比正常孩子更好教育，毕竟她接受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父母。工作中，他接触过不少问题少年，“就像听力正常的聋人”。
有时候，他也会担忧自己的教育方式——把太多灰色和不堪帮女儿过滤掉，让她成长得太过单纯善良，进入社会后会不会适应不了？
到最后，他都会说服自己，真诚待人至少不会得到坏结果，纯洁善良的人也许会在小事上吃亏，但在大事上不会犯错。
现在，梦南实现了赵长军对她最初的期待，考上重点大学，然后走上象牙塔的塔尖。他笑着说，“莽山考进清华园的，恐怕是头一个。”
事实上，梦南第一次叫他“爸爸”时，他就已经心满意足。女儿后来的每一次突破、进步，也曾激活过他蛰伏的野心，只不过他已经可以淡然面对，“都是锦上添花”。
5
第一次高考那年，梦南就有获得真正听力的机会。当时的一项公益项目，可以免费为她植入人工耳蜗。
这是一家人的大事，他们咨询过长沙的医生，对方不建议手术。一家人考虑手术风险，还有梦南已经完全掌握了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共同决定“保持现状”。
2018年，梦南即将在吉林大学硕士毕业。一位长春当地的医生看到她的故事后，托人“连哄带骗”把她带到了诊室，劝她植入人工耳蜗。
“你已经走这么远了，为什么不试试看，自己的人生还有多大的可能性？”她被医生的这句话打动。
这年夏天，右耳成功植入人工耳蜗后，她重获了失去26年的听力。
一开始，在寂静里待得太久，她很不习惯这个有声的世界。即使把耳蜗灵敏度调到很低的水平，她也无法承受外界的“吵闹”。普通的环境音，都会让她感到“视线都在震颤”。有时一个塑料瓶轻轻倒地，她都会被吓一大跳。
逐渐适应后，她开始重新打量自己所处的世界，“它原本就很吵，这就是它一直的样子”。每一种声音都是新鲜的，汽车鸣笛声、下课的铃声、雷雨声……还有她一直想感受的歌声。
现在，她喜欢听舒缓的钢琴曲，甚至重新了温习周杰伦的歌，即使她还是很难听懂。在清华校园里，她骑着自行车，把手机直接连接上耳蜗，不需要通过振动，电信号直达大脑。那是独属于她一个人的时刻，“普通人很难感受到这种奇妙的体验”。
她虽然能说话，也掌握了每个字的发音方式，但从来没真正听到过它们的发音。对她来说，如果闭上眼听一个人说话，就像在听一门完全没学过的外语。
刚植入耳蜗的那段时间，梦南需要新的言语康复训练。父母每天都跟女儿通视频电话。他们先在笔记本把当天要练习的内容写好，再挡住嘴，按顺序念出来，让梦南分辨。
“宜章县”“莽山乡”“打车”“请问车站怎么走？”开始是字，接着是词，然后是日常用语，密密麻麻记满了两个笔记本。
梦南无法记起小时候父母教她说话的过程，如今在某些瞬间，她说自己似乎体会到了20多年前，坐在妈妈怀里，对着镜子不断练习口型的感觉。
恢复听力后，梦南仍和父母保持着文字沟通的习惯，几乎每天她都要跟爸爸妈妈发短信、微信。有一次，赵长军没注意女儿连续发来的信息，紧接着，手机铃声响起。
电话接通，女儿显得有些着急，确认没有及时回复信息的父母，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赵长军告诉女儿只是手机没在身边，父女二人寒暄一番，然后挂断电话，没人感到哪里异常。
很快，赵长军激动地跑向妻子。20多年来，他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了女儿的声音。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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