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船北极科举考试破冰船变身探极 北极科举考试的中国精神，

世界那么大 带你去看看 二 阅读摘要

浙江泽雅古村落

造纸术是最早的信息革命

文字的发明让知识和智慧穿越时空限制完成积累，但文字作用大爆发的前提是得有实用、廉价的介质。人们曾经使用石碑、兽骨、莎草纸、羊皮和泥版烙印文字，但它们都不是理想的介质，直到蔡伦发明造纸术，局面才得到彻底改变。这一发明有多重要？美国应用物理学家麦克·哈特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中，有两位中国人进入前十名：孔子和蔡伦。哈特提供了一个视角，即站在人类文明而不是某个国家的角度来评估一个人的贡献。接下来，我要带你去浙江温州泽雅古镇，通过探索当地古法造纸术，寻找蔡伦的“术”的奇特之处。

泽雅的活化石

《后汉书》中提到，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树皮、破布、渔网怎么能变出纸来？这一点没有记录。在泽雅，我们能找到蔡伦的古法吗？

“泽”代表水，“雅”代表美，泽雅地处温州西部，有“西雁荡山”的美名。古人说“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雁荡山还是三山五岳的“三山”之一。在泽雅，我们可以看到瀑布和峡谷，小桥和水流，完整的古法造纸工艺就藏在山水间的“四连碓造纸作坊”里，“四连碓”是指沿着230米长的水流设立的四级水碓。

泽雅人造纸的材料是漫山的竹林，我们能看到当地人把竹子变成纸的完整过程。先是把竹子砍下来，去除枝叶，再削成短竹，扎成捆放到淹竹槽。石灰水浸泡两三个月后，放进碓房的石槽，借助水流的动力舂捣。

淹竹槽

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机械装置：水流转动筒车，筒车圆心是一根木轴，木轴每转动一圈，都会通过杠杆原理让水碓上下起落。伴随着有节奏的舂捣声，短竹被凿成絮状物。纸农会把竹絮放进纸槽，再搅拌成细腻的纸浆，然后就可以捞纸了。

纸农操作造纸装置

对，是“捞”，用纸帘捞纸。这非常考验手艺，轻轻一捞是薄纸，重重一捞是厚纸，捞上来的纸落到一起，再用木板压实，大部分的水会被沥干。最后的环节是晒纸。当年的泽雅，天气晴好时“漫山尽带黄金纸”，因而有了“纸山”的雅称。晒干成捆的纸会被盖上印章，成为自有品牌“泽雅屏纸”。

当地造纸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唐代，而更多人相信是元末明初。潘氏先民从当年的福建南屏迁居泽雅，顺便带来造纸术，“南屏纸”变成了“泽雅屏纸”。今天在泽雅的几个村子里都能看到溪边的工坊，筒车、水碓、水碓房、捞纸坊、淹竹槽随处可见。

泽雅能造纸，首先是有水。漫山遍野的泉眼很容易形成溪流，有溪水就可以筑坝，筑坝就会产生水的势能，有势能就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是有料，竹子生长周期短，原料取之不竭。再者是交通不便，为造纸术提供了保存条件。最后是有需求，很多地方的鞭炮和丧葬依然习惯使用古法纸。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泽雅，明清时期，足足10万人在深山大练造纸术。

尽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泽雅依然还有老人把造纸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中外专家一致认为，泽雅的造纸工坊是活化石，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造纸术，和《天工开物》的记录高度匹配。但这种造纸术和蔡伦用的方法似乎有所不同，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造纸，泽雅人则用竹子。

真有人较过这个真儿。1957年，西安灞桥发现一座西汉古墓，古墓里的铜镜底部贴着类似古纸的物质。《中国造纸史》作者潘吉星通过化学测试，证实了这种物质就是纸，于是有了考古学界的一个名词：灞桥古纸。1965年，潘吉星带着一片古纸在当年以古法造纸著称的陕西省凤翔县纸坊村蹲点，并以古纸为导向，希望能通过实验反推出汉代的工艺。

潘吉星前后用了八套方案，最终制造出同样的纸。

他认为，现代造纸工序众多，但一定是基于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断减少现代工序，反复实验，就一定能造出汉代的古纸。那些减到不能再减的工序，就是蔡伦的造纸术。

实验的结果是，有两道最基础的工序无法削减，一是植物纤维必须经过碱性溶液浸泡，二是植物纤维必须捣碎成浆，放入水中再均匀捞起。无论凤翔县纸坊村、泽雅还是现代造纸工厂，所遵循的工序，都是两个基础工序扩展后的结果。

为什么要用碱性溶液浸泡？因为植物纤维中的果胶不利于纤维的细化，木素会降低纤维的强度，这两点均不利于纸张的形成，而碱性溶液可以将它们分离。可蔡伦怎么会知道碱性溶液还有这个作用？有学者推测，他可能参照了古代的缫丝工艺，战国时人们就懂得用草木灰水（碱性溶液）浸泡蚕茧来分离杂质，制造丝绸。从植物纤维联想到造纸术，蔡伦又是如何打开这个脑洞的呢？

造纸术之“术”

其实，造纸术的伟大不在于脑洞，而在于“术”。蔡伦找到了植物纤维转化为纸张的路径，发现树皮、破布、麻头、渔网这些植物纤维都可以造纸，而地球上植物纤维随处可见。这意味着书写的载体变得空前低廉，知识积累和流动的效率呈指数上涨。

没有造纸术会怎么样？前文提到，孔子、苏格拉底和佛陀是同时代的思想家，他们观念迥异，但都遵循“不立文字”，思想都是在死后由弟子整理的。他们述而不作的原因很多，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没有合适的书写介质。

人类早期记录文字主要靠石头、金属器皿、陶器以及龟甲兽骨，这些介质制作成本高、书写效率低、远途移动难。为此，古代两河文明的苏美尔人用泥板作介质；古埃及人则发明了莎草纸。莎草纸类似中国的芦席，很容易折断，更大的问题是，只能以尼罗河边的纸莎草为原料。这一市场被埃及人垄断，价格昂贵，为此，欧洲人发明了羊皮纸，可以就地取材。但书写一部《圣经》就需要210~225只羊，可以想象成本有多高。

有了造纸术后，局面变得不同。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造纸。

和泽雅的情况一样，所有的造纸工艺都基于蔡伦造纸术。印度人的原料是黄麻，朝鲜人的原料是稻米、稻草、大麻，日本人用桑树皮，阿拉伯人用大麻或亚麻。9世纪末期，因造纸量巨大，大麻制作的碎布都跟着大幅涨价。11世纪的开罗，人们连木乃伊的裹尸布也不放过，撕下来用于造纸。

改变亚洲文明走向

造纸术在中国完成了数次迭代，吸水性很强的竹纸能让墨迹变得朦胧柔和，为山水画找到了依托。想让纸张杜绝蚊虫，还会在工序中加入中草药，公文和档案的长期保存就有了可能。造纸还顺势演化出纸伞、纸扇、风筝、灯笼、春联。更有意思的是，造纸术帮助大唐成为最早使用厕纸的文明。北宋，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了。

《红楼梦》中也有用纸如厕的记录。第41回写道：“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上去了。”

所有变化中，最关键的变化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结合，使得经典可以被高效率地复制，识字成本空前降低，精英人才批量制造，客观上塑造了科举制和大一统帝国。尽管会发生周期性改朝换代，时间起点也晚于其他古代文明，结果不但“后来居上”，还能不断延续，造纸术这之中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伴随着汉字和儒家思想的普及，造纸术在亚洲的传播打造了东亚文明圈。

纸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不亚于东亚。造纸术引入阿拉伯国家后，只用100年就替代了莎草纸和羊皮纸。我们前面走过的巴格达智慧宫，世界各地的智慧，数学、天文、建筑、医学、炼金术等，都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制作成书籍。9世纪，欧洲大型图书馆藏书量仅有几百册，即使到了15世纪，基督教中心梵蒂冈图书馆藏书也只有5000册，而同时代的阿拉伯图书馆，藏书动辄以十万计，科尔多瓦图书馆藏书达40万册。

晚唐时期，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广州的中国人：“便后不用水洗，而是用中国造的纸擦。”

欧洲人为什么速度慢

1150年，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诞生了欧洲第一个造纸作坊。100多年后，意大利有了第一个造纸厂。又过了一个世纪，法国出现造纸厂，各国逐渐有了自己的造纸业。

与造纸术席卷阿拉伯国家不同，造纸术在欧洲的扩张异常舒缓，最开始甚至被抵制。1145年，西西里王国明确规定，凡所有写于纸上的文件，一律不具有法律效力。还有人将纸称为“碎屑残渣”。犹太人也拒绝纸，一段记录描述说：“天堂里，上帝正读着《犹太法典》。但这是本什么书？我们读的书是由羊皮、牛皮，或是纸莎草沼泽中摘取的芦苇皮制成的。他手中的这本却是用什么旧衣服的碎布，或那些劣等东西堆砌成的书。”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绝大多数欧洲人不识字，对纸的需求本身就低。有阅读需求的人集中在修道院，认为书天然就应该是羊皮纸制成的，羊皮纸给人以久远及神秘感。

到了13、14世纪，局面开始改变。首先是阿拉伯数字和数学的引入，数学计算对介质的需求增加。其次是新知识引入，贸易、商业、科学和艺术需要更多介质来书写。最后是大学兴起，古典书籍同样需要复制。羊皮纸不够用了。

与在中国的经历类似，大约1440年，造纸术遇到了印刷术，古登堡完成了活字印刷试验。宗教改革后，欧洲人不再通过教会与上帝对话，几乎人人拥有《圣经》，人们对纸的需求呈几何级大爆发，识字率也跟着大幅增加。

总结下来，如果没有文字的发明，知识和智慧就无法穿越时间存在，文明就会在低水平上重复，无法在前人基础上得到累积。从这个角度看，记录和传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知识和智慧本身。造纸术和文字组合起来，让知识和智慧的创作、传播、学习在全世界范围内进入正反馈通道，最终推动了现代世界的诞生。所以，造纸术可以说是最早爆发的一次信息革命。

北极

预示越来越热的星球

大部分时间我们不会触达北极，只是默默承受它“输出”的寒冷，接受它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改变以及挑战。我理想中的环球旅行，第一站就是北极。这一次，我们一起去北极，那里足够远，足够神秘，足够预见和遇见未来。

地球太热

2006年1月，导演古根海姆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主人公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纪录片展示了卡特里娜飓风、地球洋流的流动、两极冰川的崩塌、乍得湖的消失、洪水干旱的恐怖、超级城市的覆灭，大量难以反驳的证据表明地球升温是事实，人类正面临生存的考验。但多年来人们印象最深的反而是43分钟时的一组北极熊镜头：在浮冰上挣扎的北极熊需要漂游60英里才能找到冰面，等待它的将是活活饿死。

北极熊迁徙到南极会怎样？北极熊在北极捕猎海象的成功率大约是5%，要是改到南极捕猎企鹅，估计成功率会达到100%。如果要迁徙，双方都要改变，北极熊可能要丧失游泳的本领，企鹅则要在灭绝前完成进化：要么重新飞起来，要么快速跑起来，要么变成水生动物。

多年过去了，很多人提到地球变暖、冰川融化，首先关联起的画面是北极熊，而不是同类的命运。

但随着热浪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逐年增加，现在，不需要借助一只熊来提醒，人们已经明确感受到，这些年的夏天过于难熬，烧烤模式已经成为夏天的常态。

2022年7月19日，英国气象学家西蒙·金（Simon King）告诉媒体：“今天刚到上午11点，气温就已经超过30℃。”到了中午，伦敦希斯罗机场历史性突破40℃，达到40.2℃。作为海洋性气候地区，伦敦7月平均气温大约24℃，早晚还要穿一层厚衣服，有空调的家庭不超过5%。40.2℃，对当地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布里斯托大学气候科学家尤尼斯·罗（Eunice Lo）博士的研究则表明，1884年以来，英国年度最热的前10名都发生在2002年之后。全球热浪越来越普遍，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此前，高温纪录增加幅度通常是几分之一摄氏度，而2022年伦敦一次性上升1.5℃，之前的纪录是2019年7月创造的38.7℃。

世界气象组织对热浪的定义是，连续五天或更长时间里，日最高气温超过平均最高气温5℃。但这不是通用标准，美国人的定义是“异常且令人不适的高温和异常潮湿的天气”，持续两天或更长时间。

疫情期间，英国政府希望民众能留在家里，管制努力几乎失去效力，而热浪做到了。

伦敦收获高温纪录的同时，欧洲大陆的高温也面临“失控”。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现了47℃高温纪录，法国打破了40℃高温出现最早日期的纪录，德国、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同时创造高温纪录，被酷热引发的山火将希腊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映得通红。美洲、亚洲，同样经历高温烧烤。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与1850—1900年的平均水平相比，地球表面温度升高了约1.1℃——这是125000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时代之后从未出现过的水平。

伦敦帝国学院的气候科学家弗雷德里克·奥托（Friederike Otto）教授悲观地认为，今后几十年再回首，2022的夏天可能还算是比较凉快的。与夏天高温尾随而至的，通常是冬季的极寒。极寒、极热并存，被科学家归结为地球温度调节系统发生紊乱，而关键的调节力量就包括北极。

恐怖的洋流

北极对地球的能量调节，从属于一个宏大的故事。

地球获取的能量主要来自太阳，两极得到的辐射量只有赤道地区的40%。这个数值，本应导致两极比现在更冷，赤道比现在更热。事实上却没有如此，因为地球的温度调节系统通过洋流的流动，将太阳能量做强制性分配。

洋流将太阳能量做强制性分配

以北大西洋暖流为例，赤道附近的海水被加热后，在风的吹动下向西流动，形成北赤道暖流。北赤道暖流在墨西哥湾附近右转，成为墨西哥湾暖流。暖流没有沿着美国东海岸行进，而是在佛罗里达拐了个弯，向东北流去，变成北大西洋暖流。暖流带着热带地区的热量，以2米/秒的速度穿过大西洋，靠近北极海域时，温度降低、密度增大，表层海水下沉形成南下深海寒流，又将北极冷水输送回热带，加入新的循环，如此周而复始。

科学家计算，北大西洋暖流每秒向欧洲输送大约一亿吨温水，让流经地区气温至少增加5℃。这是关乎生存的5℃，西班牙、法国、英国、爱尔兰、冰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挪威、瑞典、丹麦，甚至是中欧，都是受益者。这些地区的冬天，气温会比同纬度地区高很多，经典的对比是伦敦与漠河，它们处于同一维度，但伦敦一月的平均气温是7℃~8℃，漠河要到-28℃。暖流还让格陵兰岛变得可以居住，俄罗斯因此拥有了唯一不冻港摩尔曼斯克。圣彼得堡和沈阳的纬度相差18℃，而冬天的温度近乎一致。

借助洋流的循环，大航海时代罪恶的“三角贸易”产生了：欧洲人拉着货物到非洲沿海地区，用货物换取奴隶；再将奴隶运到加勒比地区，卸下奴隶后满载糖、棉花回到欧洲。洋流的帮助让“三角贸易”节约了很多力气。

洋流稳定调节着地球温度，北极通常只是静静地趴在那里，不经意地影响着星球命运。但如果“北极”做出改变，情况将大不一样。

洋流循环的动力之一是海水密度差，决定海水密度的除了温度还有盐度。如果地球温度稳定，北极只需要输出寒冷，就能影响洋流，但如果地球升温，北极的冰将大面积融化，天量淡水注入海洋，直接导致海水密度降低，下沉速度也随之降低，洋流循环将放慢甚至停止。

洋流循环放慢或停止，意味着什么？首先，冬季将没有足够多的热量输送到北方。

2004年的电影《后天》描述过灾难性的结果。我印象最深的是，直升机油路管道被冻死，发动机停止工作进而坠毁，飞行员几秒钟后冻成僵尸，曼哈顿地区降到-100℃。电影有艺术的夸张，但类似逻辑衍生的故事确有发生过。

《后天》电影也提到过。大约11000年前，地质史上出现了“新仙女木事件”，当时地球正处于变暖周期中，13000年升温达6℃，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北侧的冰川融化，在美国和加拿大中间形成了五大湖区。随着湖区蓄水不断增加，终于，冰川围成的冰坝发生决堤，湖水冲入大西洋，导致海水盐度降低、密度降低、下沉停止，大洋循环随之停滞，赤道地区热量无法向北输送。欧洲再次进入持续千年的冰河时代，大批物种灭绝，人类因为进入农业时代才幸运地得以延续。

这样的灾难会被重现吗？科学家们用数据提出警告。

1981年时，北冰洋有310万平方公里浮冰，到2019年，只剩11.6万平方公里，消失的冰面变成注入海洋的淡水。与1950年相比，北大西洋暖流流速已经降低1/8。2021年，德国波茨坦气候问题研究员伯尔斯（Niklas Boers）称，地质史上，过去一千年间，大西洋环流系统（AMOC）“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弱过”，“有可能接近崩溃失稳的边缘”。2022年，伦敦创高温纪录时，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进一步警告，从过去30—40年的气候平均水平来看，北极冰面融化一直在加剧，现在达到了高峰，大西洋环流系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从现有趋势看，北极冰面减少甚至消失，已进入不可逆周期。冰面减少意味着更多热量被海水吸收（海水吸收率90%），而不是被冰面反射到空间（冰面反射80%的日照），海水升温又会增加冰面融化速度，吸收更多热量，融化更多冰面，产生更多淡水，让洋流流速更低。一旦洋流循环中断，欧洲将失去冬天温暖的气候，北美东海岸地区将遭遇更为频繁、更为极端的洪涝灾害。而全球洋流是个循环整体，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气候和地理环境，都将被不可逆地改变。

热热热，恶性循环

影响气候的因素众多、背景复杂，但科学家还是给出了一个结论——冬天的极寒与夏天的极热是一体两面，都被北极这张大手笼罩。

北极升温后，与副热带地区温差将变小，一方面，导致西风带变弱，西风带变弱连带北赤道暖流变缓，加重大洋环流的降速趋势。另一方面，高气压地区热空气会向上升，而上面的阻塞高压会将之推向地面，于是地面温度变得更高。想终结高温就需要强冷空气。冷，主要来自极地地区，而极地地区气温升高，与副热带地区的温差减小，导致季风减弱，使得夏季热浪强度和时间变长，这就是所谓的热盖现象（heat dome）。

科学家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热浪的频率和强度超过世界任何地方，除了全球变暖外，大气气流和洋流的循环变慢是重要原因。波茨坦气候研究所认为，洋流减弱导致大气循环改变，让欧洲夏天更干燥，热浪又导致水分蒸发、土壤干燥，下一波热浪没有水分可蒸发时，地面将积累更多热量。同时，被蒸发的水无法在本地形成降水，就会转运到其他地方，制造洪水泛滥。

对人类来说，短期应对方法只能是空调，而这必定消耗更多能源。能源缺口又无法通过新能源填补，就需要增加化石能源供给，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变得不可避免。

气候变化故事，听起来像俄罗斯套娃，一个“恶性循环”里套着另一个“恶性循环”。

地缘政治重塑机会

地球升温、冰面融化对大多数国家是灾祸，但也意味着地缘政治和利益格局的重塑正摊在全人类面前。

现有地缘政治格局是大航海之后确立的。大航海之前，欧洲人虽然知道地球是圆的，从北极航道去往亚洲，要比绕道好望角近得多，但真正的北极航线并没有成型，只是留下了一连串可歌可泣的故事。

1500年，葡萄牙人考特雷尔兄弟再也没有回来。1596年5月10日，荷兰人巴伦支船长已经接近北极圈，但被风暴困了9个月，最低气温下探到-40℃，船员们3个月没看到太阳，等天气转暖后往回走，巴伦支船长却留下了，那片海被命名为巴伦支海。1611年，英国人哈德逊率队出发，因为恋家的船员叛变，船长下落不明。1725年，彼得大帝派航海家白令去探险，100多人死在路上，其中包括白令。1845年，英国人富兰克林带领128名船员驾驶着新式蒸汽船出发了，最终没有回来。1897年，瑞典探险家安德鲁和两位同伴乘坐氢气球从瑞典斯瓦尔巴群岛出发，直接跨越北极点，前往俄国或加拿大，起飞后扔下一个浮标，写着“旅行很顺利，我们在海拔约250m的空中飞行……天气很好，精神也不错”。之后还放飞了信鸽说“情况良好”，再之后就没有消息了。1926年，意大利人诺比列决定驾驶飞艇前往北极点，他吸取了前辈教训，最终在阿拉斯加着陆。他是第一个搭乘飞行器飞越北极航线的人，他的冒险证明了穿越北极到北美是可行的。而遗憾的是，因为沿途没有补给线，早期的气球、飞艇和飞机航程又过短，航线被束之高阁。

因为北极航线无法走通，从伦敦到上海，只能沿着大西洋东岸南下，绕过好望角，再往北进入印度洋；第二次穿越赤道后，进入马六甲海峡抵达上海。即使有苏伊士运河，这条路还是很远，大型油轮也依然需要绕到好望角。

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的原因之一是海军要绕到好望角进入远东，抵达战场时胜负已经决定。如果当年有北极航线，也许战场形势会发生改变。

按照现有趋势，预计到2050年，夏天的北极就没有冰了，新的航道即将出现。变化趋势已经开始。

第一条航线叫作北方海路。2017年，走北方海路的船只为879艘，和5年前相比增加了60%，亚洲和欧美间的运输缩短了十几天。从上海港发出的货轮不用走苏伊士运河，可以走白令海峡，跨越北极到欧洲，时间缩短为不到30天，节约10天左右。从摩尔曼斯克州出发到中国，现在要穿越三大洋，需要47天达中国，而走北方海路，航程也将缩短1/3到1/2。

第二条航线叫西北航道，从美国东部港口出发，沿着加拿大海岸线，穿过加拿大在北极圈的群岛，直接进入太平洋。相比苏伊士运河航线，最长可以缩短9000公里。

如果走第三条航线，北极航道，直接跨过北极，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会更近，只是目前还需要重型破冰船帮助，但这条航道有望在2030年成为可能。

当大量国际贸易改变航线，大航海时代兴盛起来的新加坡、苏伊士运河、好望角等地区的作用会战略性地降低，俄罗斯、挪威、加拿大、丹麦等靠近北极圈中心的无人区，将从地缘政治边缘跃升为主流，白令海峡可能成为21世纪的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博思普鲁斯海峡，也许会出现一座跨海大桥。

除了航线重塑利益格局，北极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和能源，也是一块巨大的蛋糕。但人类准备好了怎么享用吗？

今天的北极，是没有边界的新疆域，各利益方如何相处？谁负责制定规则？谁负责执行规则？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按规则行事，北极暴露出的巨大利益，福兮祸兮？北极将怎么影响文明？

围绕北极的博弈早已开始。英国媒体报道，美国重新建立了在北大西洋和北冰洋活动的第二舰队，并在挪威部署了B1-B战略轰炸机，同时动员北约国家加强防务能力。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称，俄罗斯成立了“新的极地司令部，新的北极作战旅，沿北冰洋海岸线维修了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建深水港，并努力建立防空和海岸导弹系统、早期预警雷达和其他设施”。

就在人类准备“互相攻击”的时候，科学家不止一次地提醒，被封存在冰川下的病毒和细菌是最不可测的威胁，人类还没有准备好针对古老微生物的抗体。除了北极，南极还有更大范围的冰面融化，冰面融化将导致海平面上升，当代最伟大的城市群落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令人欣慰的是，全球科学家的共识是：减少化石能源使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保护森林资源，增加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主体）吸收，可以阻止地球的升温。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这是努力的一部分。阻止全球升温是人类为数不多的共识，但是否能协调行动，是另外一回事。用气候变化专家、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话说，政治家的意愿是最大的可再生资源。

悲观地想，如果地球终究无法居住，我们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中国人的北极科考

中国不邻近北极，但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北极对中国的气候和环境影响巨大，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包括农业、林业、渔业、海洋等领域。北极的气候和环境变化，关系到中国的重要利益。2004年7月28日，中国在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新奥尔松组建了第一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也是当地第8个科考站。

之前已有多个国家在北极建站。中国的主要科考项目包括地球生态环境演变考察、近岸海洋环境监测、冰川长期监测的可行性调查和大气化学采样等。其中有一个研究方向很有特色，相关负责人的说法是：“中山站（位于南极）和黄河站都在75°（纬度）左右，处在地球同一根磁力线的南北两端。因此，能在南、北两极对极光进行共轭研究。”黄河站将日地相互作用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如果你去当地旅行，遇到危险，比如被北极熊追赶，可以就近跑入黄河站。记住，不要推门，要拉门。所有北极科考站的规矩是：不锁门，朝外开门。据说北极熊只会推门，不会拉门。

火星乌托邦平原

从闪闪红星上看地球

乌托邦的概念来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St.Thomas More）500多年前的思想实验，他凭空架构了一个“完美世界”。之后，“乌托邦”通常被用来描述不存在的社会。100多年前，一位土耳其出生、法国居住的希腊天文学家偶然地将“乌托邦”搬到火星，为一座平原命名。由此，坐落在火星卡西乌斯区、阿蒙蒂斯区和刻布壬尼亚区之间的火星盆地，就被称为乌托邦平原（Utopia Planitia）。它是太阳系最大的盆地，直径超过3000公里。这一次，我们把乌托邦平原作为文明之旅最后的目的地。

步步解密

在“想象”一章中，我们曾经探讨过，“想象”不只是“想”，而是需要在现实世界中落实，落实过程就是文明的改造。在现实世界里，人类把火星作为星际移民的目标，人造探测器不止一次登陆“乌托邦平原”。

在电影《星际迷航》中，乌托邦平原上空是星际联邦制造星际船舰的基地，企业号、挑战号、航海者号和圣保罗号等星舰都产自这里。

比较乐观地估计，2050年前人类会登陆火星，更乐观地估计，还会发生星际移民。如果成功，人类将分为两大族群：地球人和火星人。这一切会成为现实吗？乌托邦平原会成为真实的文明地标吗？我们需要这个地标吗？

火星乌托邦平原

在火星探索中，美国是领先者，中国是追赶者。2021年5月15日，中国“天问一号”探测器在乌托邦平原成功着陆；19日，祝融号火星车传回首批地表照片；22日，祝融号开始在火星表面“巡视”，到2021年8月中旬已累计行驶1921米。中国人完成了火星探索的“绕、落、巡”。

这是中国火星计划的前三步。第一步，发射轨道探测器；第二步，发射着陆器；第三步，着陆器释放火星车巡视地表并收集数据；第四步，采集火星标本运回地球。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走到第四步。

祝融号传回的火星影像与美国人的发现基本一致，看起来并不陌生，会让人想到腾格里沙漠以及罗布泊的死亡之海。天问一号和祝融号静静地趴在那里，平原上没有发现任何生命，也没有发现有过生命的迹象，但“乌托邦平原”依旧独特。

人造探测器选择着陆点，都有着精心的设计。“天问一号”着陆点位于火星原始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是的，现有证据推测，火星曾经有海洋。不仅如此，中国“祝融号”和美国“毅力号”各自确认了同样的事实，那就是火星曾经存在大量的水，即使今天，它的地下依然储藏着丰富的水。毅力号的着陆点还发现了河口、沙洲和古老的沉积泥沙，这是水流曾经存在的痕迹。进一步地推测是，36亿年前那里曾经碧波荡漾。

水去了哪里？天文学家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个分析模型，借助模型，不仅可以解释地表水的去向，也能理解火星为什么是红色的星球。

基于分析模型，火星表面有规模巨大的死火山遗迹，比如奥林帕斯火山的高度超过珠峰的两倍，是太阳系已知的最高峰。当年火星上的火山爆发频率很高，仅在北部的阿拉伯地（Arabia Terra），就发生过几千次高强度喷发。高频率、规模大的火山爆发对火星是个灾难，其内部热量流失过快导致核心变冷，进而悲剧性地失去了磁场，没有磁场就意味着火星彻底暴露在太阳风里。注意，太阳风不是“风”，而是高能带电粒子流，太阳风不但吹走了地表的大气，水分也被分解成氧气和氢气，氢气密度低逃逸到外太空，而氧气则与火星岩石中的铁元素结合，生成红色氧化铁（想想铁锈）。最终地表水耗光了，氧气消耗殆尽，给我们留下一个红色的星球。

这颗红色的星球如此独特，在中国古人的眼里，“荧荧如火，亮度与位置变化甚大使人迷惑”，逐渐有了“火星”的称谓。也因为红色，古希腊人将其纳入神话体系，叫作Ares（阿瑞斯），还给它安排了一位多情的父亲——宙斯。罗马人则称它为Mars（马尔斯），是战神的代称。

无论是“火星”，还是“阿瑞斯”“马尔斯”，都是富有浪漫和动感的名字，而真实的火星则完全不同，没有氧气与磁场保护，常年冰凉、一片死寂，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还有必要去吗？去了能生存吗？但想象的翅膀一旦扇动，就不会停下。

登陆火星该怎么做

第一个问题是，人类能在火星上生存吗？

理论上，火星大气主要由二氧化碳组成，而且地表光照充足，这样的条件可以满足植物光合作用；而地下储存的液态水，又提供了生命源泉。至于氧气，有植物就会有氧气，即使植物不够用，也可以通过水的分解制造氧气。所以，主流观点认为，登陆乃至移民火星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我浏览了大量移民火星的“攻略”，具体到操作层面，可以简单类比为“把大象装进冰箱”：第一步，搭建一个“人窝”（概念版的火星基地确实像一个“窝”）；第二步，把人送到“窝”里；第三步，以“人窝”为中心开枝散叶、生息繁衍，发展出火星人类。

进一步的技术分析是，我们不用担心缺少材料，火星的砂石可以转变为玻璃、陶瓷、太阳能电池板等基础材料，就地取材是星际移民的关键。当然，最初使用的采矿设备、太阳能电池板、火星车、核能电机、医疗仪器和必要的生命支持系统还需要空运。不过，大规模人类抵达之前，机器人已经开始工作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大批机器人在火星上夜以继日，像搭积木一样“搭窝”，最终建造出一个空气、温度都适宜的封闭空间，达到“拎包入住”的状态。随着资源开发能力的增加，吃、穿、用等资料都可以就地取材。随着移民越来越多，最终发展出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公共事业，火星人类诞生了。

这是梦想吗？谁能帮人类实现这个梦想？

人类对星空的探索，无论是载人航天、兴建空间站还是登陆月球，只有各国政府才有动力和财力完成。登陆月球后，人们也很快就把火星纳入新的目标。而1969年之后，没有任何人能走得比月球远，甚至阿波罗计划后，人类也没有再返回过月球。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耗资太大，缺少动力。也由此，登陆火星的事一度被公众忘记。但埃隆·马斯克进入太空领域后，似乎一切都有可能。

埃隆·马斯克在吹牛吗

在所有火星探索计划中，埃隆·马斯克最引人注目。他认为人类终将变成“多行星物种”，这个“多”首先指的是火星。但如果移民太少就无法构造文明，所以，他提出百万人移民火星计划。这是梦想、狂想还是妄想？不妨看看他的判断。

马斯克认为，最大的难题不是技术，而是财务。如果让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做这件事，一次性运送五名航天员，大约耗资1200亿美元，单人成本是240亿美元，如此高成本自然无法支持移民。马斯克认为，如果他的SpaceX（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做这件事，可以将总成本优化到500亿美元。但即使如此，人均100亿美元也不可能实现商业化，还要降低几个数量级，如果降到单程50万美元，移民就可能实现。但100亿如何能缩小2万倍？马斯克给出一个数学公式：20000=20×10×100。

首先，一次运输要从5人增加到100人，这是公式里的20的来历。其次，所有发射材料由自己生产，不让中间商赚差价，运输成本可以降低到之前的1/10，公式里的10有了出处。第三，让火箭可重复使用，成本再降低100倍，公式里的100也有了来源。

听起来像是变魔术，但人们已经看到曙光。三个数字中，最难实现的是“火箭可重复使用”。但众所周知，SpaceX已将火箭回收常态化，发射火箭如同开汽车、飞机，只需要支付燃料和折旧费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两个数据，似乎更容易实现。

NASA高昂的成本其实是垄断导致的。以ULA（美国联合发射联盟）为例，它的大股东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ULA一度垄断了NASA的发射服务，按照NASA和ULA的协议，ULA的服务价格是成本基础上加价20%，这意味着ULA稳赚不赔，而且没有任何减少成本的动力。其结果是，ULA每发射一次耗资3.5亿到4亿美元，是SpaceX的三倍。而以猎鹰9号为例，SpaceX从设计到发射打包一共才用了3亿美元，是同类项目的1/10。

马斯克认为，他找到了财务密码。技术派往往缺“泼冷水”——如果一次运送三四百人，火箭要具备1000吨的有效运载能力，比登月用的“土星五号”高出几个数量级，这绝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一部分人认为马斯克太轻视技术门槛了，而SpaceX也一直没有决定性的技术突破。另一派观点则认为，科技产品有自身演化路径，比如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有半个足球场大，不可能进入私人家庭，而后来电脑的运算速度、体积和价格都下降了几个数量级，为什么火箭不可以？理论上可行的事，一定有技术路径。

2018年11月，马斯克告诉公众：“我们最近取得一些突破，很兴奋。”他预测自己“很有可能会死在那里（火星）”。2022年2月，SpaceX称，将在2023年进行例行飞行和在轨加油演示，2023年实现绕月旅游，2024年将第一艘无人飞船被送到火星。至于第一批“活人”上火星，“最好的情况是五年——最坏的情况是十年”。

2022年3月，他将这一时间节点确定为2029年。

马斯克的过往经历

坦率说，探索火星的话题远远超出我的知识容量，只能从可信任的公开资料上找答案。

马斯克值得信任吗？那要看看他的过往经历。十几年前，特斯拉只能为全世界最酷的一帮人做出几辆电动跑车，一度岌岌可危，但马斯克依然坚信：电动汽车一定会取代燃油车。这在老牌汽车厂商看来，趋势判断是对的，只是过于遥远，就好像说地球早晚会毁灭一样，正确，却意义不大。

但他们忽略了人类发明过的一个伟大组织：公司。“公司”出手了，2012年，特斯拉董事会为马斯克制订了一个十年激励计划，包括十对指标，一边是市值，一边是经营数据，每实现一对指标——市值增加40亿并完成经营数据——马斯克将获得0.5%的期权奖励。十年意味着，特斯拉的市值要翻十倍（当时特斯拉市值是32亿美金），并完成十个经营指标，结果则是获得5%的期权奖励。

结果，2017年3月，特斯拉市值达到450亿美元，经营指标基本完成。2018年1月，公司董事会制订了更为激进的激励计划，给马斯克制订了12个级别的奖励，如果市值再翻12倍，达到6500亿美元，同时完成12个级别的经营指标，每完成一对就奖励1%的期权。

之后三年内，特斯拉开始了“魔术”般的增长。2020年1月10日，特斯拉市值达到860亿美元，打破美国汽车公司的估值纪录；6月10日，超过宝马、戴姆勒和大众的总和；7月超过丰田，达到2060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商。2021年1月，特斯拉市值达到8480亿美元，超过另外九家最大制造商的总和；10月，突破一万亿美元，经营指标也同步完成了。

回看他“吹过的牛”，市值增长、经营数据、火箭回收、星链计划都完成了，登陆火星是否也能顺理成章地变成现实？

这一点我们需要离开马斯克去讨论，毕竟单个“人”还是靠不住的，得在文明过往中寻找答案。

对远方的憧憬始终是推动文明的源动力。大航海开启了全球化时代，缔造了英国霸权、美国神话和中国崛起，包括马斯克的成功。阿波罗计划则伴随着连续、关键的技术突破。登陆火星是否可以类比？我们要考虑，几次成功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不同，哥伦布是被信仰和财富吸引，阿波罗登月则是基于对苏联的恐惧，计算机迭代动力也来自市场，本质上也是对财富的渴望。信仰、财富、恐惧，确实能激发人最原始的力量，那移民火星的动力是什么？

马斯克过往的经历，除了有其个人因素，也在于市场力量的支持。那么，登陆火星有市场力量支持吗？

马斯克分析过，即使单程船票降到50万美元，消费者也只能是百万富翁。全世界大约有5000万百万富翁，他们是马斯克的用户基础。但问题是，大航海船队上的欧洲人主要是流氓、地痞甚至是罪犯，而支付火星船票需要的是百万富翁。他们为什么要移民？有财富、信仰以及免于恐惧等着他们？似乎看不到。相反，这样做的回报还极其有限，除非他对生活彻底失望，碰巧还是百万富翁，那就要统计绝望的百万富翁有多少，能凑几船人。又或者，他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但支撑好奇心的一定有更底层的力量。牛顿对星空的好奇来自信仰上帝，登陆火星背后有什么信仰在支撑？

当然，“恐惧”也许是动力，但100万百万富翁同时恐惧，意味着地球发生了决定性、灾难性的改变。《星际穿越》电影里，在数得清天数的末日面前，人们自然会想到星际移民。那地球可能面临什么样的灾难性恐惧？

我首先会想到热核战争。爱因斯坦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使用的武器我并不知道，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将会用木棍和石头开战”（I know not with what weapons World War III will be fought，but World War IV will be fought with sticks and stones）。人们一度认为，核大国间已经实现恐怖平衡，但21世纪20年代，就在这本书即将成书之时，核战争似乎一度近到无法描述。不得不说，核战争确实是一种终极而现实的恐惧。第二个现实的恐惧则是气候变化导致地球无法居住。

但问题是，如果真的爆发核战争，估计百万富翁们还没来得及跑，肉体便已经消失了。至于气候变化，它的进展又太慢，百万富翁始终能依靠财力找到星球上适合生存的地方，无法感受到真实的恐惧。既然如此，支持百万移民的动力又在哪里？

行文至此，我似乎找到了另一个终极问题的答案，只是这个答案太普通、平常以及没有创造力：珍爱和平、保护地球。唯有如此，我们的文明才能演绎下去，传给千秋万代。至于火星移民，可能是一种自然发生或者自然不发生的结果。至于马斯克以及其他人的计划，有一点我是看好的，那就是太空旅行有望商业化。假如让我花10万块钱到外太空走一趟，我可能真的会动心。

此外，我有兴趣留下一个题目，在你合上书后做一次思想实验：假如真的发生火星移民，那里将实行什么制度？哪一种文明更适合在火星上延续物种？移民会发展出更高级的文明吗？在这里生活的人和地球人会有文明冲突吗？

人类最遥远的足迹到过哪里

1977年9月5日，旅行者号离开地球向深空奔跑。1990年2月14日，旅行者1号留下了一张太阳系“全家福”。这是人类第一次用眼睛，而不是依靠理论，看到太阳系的样子。2012年8月，旅行者1号飞离日球层（太阳风和星际物质碰撞的界面）。

这是里程碑意义的旅行。它们站到木星、土星的面前，照片上是美丽的土星光环，它们旁观了木卫一的八座活火山，发现土卫六存在液态海洋。而之前只有模糊的印象，或者理论上的假说。

这本书涉及的，中国发明的瓷器、威尼斯玻璃匠人、牛顿万有引力以及现代科学的所有成就，都被旅行者号使用。它们每秒钟都能创造人造物抵达最遥远距离的纪录，我动笔时，它们距离我们233.5亿公里，连光都要奔跑20多个小时才能到达。它们还要在银河系轨道上奔跑几十亿年。如果有一天被其他智慧文明捕捉，对方将听到人类的音符——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江苏古琴宗师管平湖的《流水》，还能听到火山、地震、雷电，风声、雨声、海浪声、脚步声、心跳声、笑声，以及几十个语种的问候，其中包括一句闽南话：“太空的朋友们，你们好吗？吃了吗？有空就来看看吧。”

如果哪天，人类文明悲剧性地消失了，在旅行者号的光盘里，还能找到我们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巴黎老佛爷百货消费时代的超级符号如果你认为符号、语言和阿拉伯数字过于抽象，那我带你去一个高度“物质”的地方，巴黎的老佛爷百货

。我对那里的香水、口红、时装和名牌包包不感兴趣，我好奇的是那里的logo，即视觉符号。这次我们一起探索这些符号是如何指引现代人的消费行为的，看看它们抓住人们消费心理的机制。

老佛爷究竟在卖什么

因为读音的关系，Lafayette被翻译成老佛爷。我第一次听到“老佛爷”时，想到了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甚至脑补这家百货商场是否有东方文化的介入。其实它的音译应该是“拉斐特”，是个法国姓氏，和清朝没有任何关系。在巴黎，它还是一条街的名字。老佛爷是欧洲最著名的百货商场之一，紧邻巴黎歌剧院与和平咖啡馆，是奥斯曼大道上三座大商场的建筑群。通常，其中一栋建筑上会有一张三层楼高的巨型海报。

老佛爷百货汇聚了全球最著名的奢侈品和高档品牌，但这一次我们要按下购物的冲动，换个视角，站在符号的角度打量老佛爷，这个超级符号的万神殿。

走进主楼大厅，阳光从金碧辉煌的拜占庭风格玻璃穹顶倾泻而下，打在五个楼层琳琅满目的商品上，制造出了一种豪华宫殿的感觉。每次去那里，我都能强烈感知到这种倾泻感。和现代购物中心的简洁风不同，这座拥有超过100年历史的商场，其内部的装饰繁复而华丽。光滑的大理石地面，精心设计的橱窗，舞台感的装饰，不断把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

巴黎著名商场“老佛爷百货”

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多年前，时尚大牌迪奥为了庆祝70岁生日，在老佛爷百货搞了一个大型展览。主楼穹顶的正下方飘起了一个几层楼高的蓝色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巨大吊篮也是蓝色的。只要进入大厅，就无法忽视吊篮上D、I、O、R四个字母组成的硕大金色logo。

反对奢侈品的人一直批评，一个包、一双鞋，只因为上面多了几个代表品牌的字母，或者有一个鳄鱼标识，凭什么要卖那么贵？有人开玩笑说，养一头鳄鱼也不用那么多钱吧！甚至有人计算手工和材料费，结论是标价远远超过成本，而且是几百几千倍地超过。既然如此，迷恋它们的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钱真的多到花不出去？问题还真没那么简单。

人们在这类商品上花大量的金钱，并不是寻求其实际功用。买包包不是为了装东西，否则拿个塑料袋就可以了。买时装不是为了遮羞或者保暖，很多时装既不遮羞也不保暖。甚至不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好看，所谓的“经典款”并不一定好看。那为什么要买？人们在这里一掷千金，买的是对知名品牌的强烈认同。曾有知名营销专家把这些超级品牌的logo叫作“超级符号”，人们会通过符号实现某种认同。

有魔力的超级符号

超级符号“超级”在哪儿？凭什么能让人心甘情愿多掏钱？我们不妨以老佛爷里的超级大牌为例做具体分析。

这些超级大牌，往往具有很高的形象识别度。先看logo的外观，有些是完整的单词，比如BVLGARI（宝格丽）；有些是字母的缩写，比如路易·威登的LV，香奈儿的双C，古驰的双G；有些则借用了动物和植物的形象，比如阿玛尼的雄鹰，兰蔻的玫瑰。这些logo看似简单，但识别度很高，这就意味着记忆成本低，能让人一眼认出来。“一眼认出来”很重要，不但使要买的人容易辨认，更重要的是能够迅速被他人辨认出来。

当然，仅仅识别度高还不能叫超级符号，想成为超级符号的logo还要有强大的信息压缩功能——你买的不是某个品牌，而是它背后一整套的故事。品牌的历史、产品的理念、创始人和历代设计师的传奇故事，全都压缩在这个图形里。

比如，香奈儿的双C图标会让人想起一系列跟品牌创始人香奈儿女士相关的传奇故事，有法国南部修女院学校的孤星血泪，有巴黎帽子店的名流客人，有20世纪初女性的解放和独立，有五号香水与梦露的香艳传奇。所有这些故事放到一起可能是几本厚厚的传记，而庞大的信息都被压缩进双C图形中。双C图形如同思绪的开关，看到这个图案，大量信息会从记忆深处喷涌而出。

每次去卢浮宫，都能看到人群向《蒙娜丽莎》涌动。这幅画前永远汇集了最多人，是最有观众缘的藏品，因为它符合超级符号的三大特征。高辨识度不用说，我们总会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它；大多数去卢浮宫的游客主要目的是看它，这是强指令性。信息压缩呢？正是压缩的大量信息决定了这幅画的高辨识度和强指令性。如果有机会见到这幅画，建议你从信息压缩的角度完成“解压缩”。以下几条线索供你参考：达·芬奇的拖延症，达·芬奇死在法王的怀里，这幅画被放进拿破仑的卧室，曾经失窃，毕加索被怀疑是窃贼，《达·芬奇密码》，电影《2012》。更多信息还在不断被压缩进这幅画中。有了这两个特性，品牌logo似乎变成了魔咒，这就是营销专家所说的“超级符号的指令性”——看到心仪的品牌，立马就想掏腰包。潜意识里则是：一旦这件东西被我拥有，就能将“我”和“你”做出区分，“我”属于某一人群，“你”不属于某一人群，总之“我”和“你”不一样。

有一年，LV和滑板运动品牌Supreme在全球八个城市联合开辟首批快闪店，东京店开店当天排起了1.5公里、7500人的长队，政府专门出动100多个警察维持秩序。人们用实际行动呼应着超级符号发出的明确指令。

由此，我们感受到超级符号的三大基本特征：高辨识度、强信息压缩和强指令性。

从远古图腾到现代符号

很多研究奢侈品营销的人，会批评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浪潮。其实，人们对符号的崇拜能追溯到远古时代。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氏族和部落，都会选用一种动物作为群体的特殊标识，这个标识就是图腾。比如，有历史学家通过史书和文物考证，认为女娲部落的图腾是蛇，黄帝部落的图腾是熊。图腾是一种能激起群体身份认同，跟他人形成区隔，从而获得安全感和鼓舞的符号。如果部落间发生战争，战旗上会画上部落的图腾来鼓舞士气，有的部落还会戴上图腾制作的面具，或者围着图腾跳舞，人们相信这些符号会保护自己和部落，还能带来更大的丰收和更多的猎物。

超级符号无处不在，成功地规范和指引着我们的生活。洗手间的男女标识，过马路的红绿灯，都能让人条件反射做出选择。再比如，看到一个三角符号我们就知道是播放键，连着两个三角就是快放键，看到手机电量少了一格会感到生理性的焦虑。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现代人追捧的超级符号，不变的追求是群体认同和心理满足。法国当代营销专家吕卡·斯卡伊尼（Luca Scaini）提出了“部落营销”的概念，大意是，图腾是部落的品牌，奢侈品大牌的logo则是“现代图腾”，某个组织共同体的徽章同样是“现代图腾”。进一步的解释是，人天然是群体动物，摆脱了原始部落的束缚后，又用现代超级符号重新给自己划分群组。从这个角度上看，人们还延续着部落时代的心理机制，创造和使用新的超级符号就是在应用这一机制，它能降低认知成本、决策成本和传播成本，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几乎每个有野心的商家和组织都渴望制造属于自己的超级符号，一旦达成就意味着低成本和高回报。

警惕和反省

有知识分子试图穿透符号光环，用审慎的眼光审视被符号所操控的观念。比如后现代理论大师鲍德里亚，他在《消费社会》里讲到一个有意思的案例。

太平洋西南部群岛美拉尼西亚的原住民，觉得天上的飞机很神奇，而且他们发现白人在地面某处布置了一些东西，飞机就会成功地降落到那里。于是，原住民用藤条和树枝建造了一架模拟的飞机，还划出一块地面，并且在夜间照亮，耐心地等待着飞机前来着陆。鲍德里亚把这个故事解释为消费社会的寓言。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消费物品只是为了“幸福的符号的积累”，就像美拉尼西亚人做一个飞机的模拟物，期待奇迹的发生。

遗憾的是，鲍德里亚没有活到移动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人人有机会展现创造力的时代，超级符号诞生的频率快速增加，寿命也在缩短，而超级符号的三大基本特征却没有改变。追求身份辨识和群体认同，依然是人类不变的需求，甚至群体和群体之间的观念更加对立，冲突的感受更为强烈。但我相信，一旦了解了超级符号的心理机制，人们就有机会从“指令”中解放自己，把被屏蔽的东西找回来。

不知不觉中，我们一起完成了维也纳—伦敦—巴格达—巴黎的旅行。这是一次符号之旅，通过四个地标、四个符号系统，我们找到了搭建文明大厦的元件。接下来的旅行，让我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到更远的地方。

→冷知识

智人走出非洲时穿衣服了吗看着奢侈品品牌充满设计感的服饰，我脑海里常常莫名蹦出一个问题：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衣服的？考古学家认为，讨论的展开必须基于实物，比如衣服残片或骨针。但问题是，它们只能证明当年的人类穿了衣服，却无法辨识“最早”。1999年，德国的跨界科学家马克·斯托金（Mark Stoneking）找到了答案。

有一天，他接到儿子学校的通知，有学生发现了头虱，提示家长要注意孩子卫生。这给了斯托金以灵感。人体的虱子有三种：头虱、阴虱和体虱。它们有共同的特点，即都不能穿过“无毛区”，离开宿主就会死亡，祖先相同却生殖隔离。如果人类浑身都是毛发，意味着虱子能自由移动，生殖隔离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只要找到头虱和阴虱分离的时间，就可以找到人类体毛脱落的时间。研究虱子们的基因发现，头虱和阴虱的基因变异时间点是120万年前，这意味着人类体毛脱落就在这个时间点。

同时，基因研究表明，体虱由头虱进化而来，但体虱不能寄生在肤表，因为没有毛发可抓，只能靠抓住衣服纤维生活。所以，体虱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的人类穿着衣服。马克·斯托金2003年得出结论：体虱和头虱在10.7万年前分离，人类从这个时间点开始穿衣服。

于是我们发现，首先，人类脱毛是在120万年前，大约10.7万年前穿上了衣服，这意味着祖先在非洲草原上裸奔了100多万年；其次，智人走出非洲是在大约7万年前，那么此时的他们应该是穿着衣服出发的。

伊拉克巴格达古城全球通用的数字符号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它们都有区域和民族的特性，即使是号称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英语，也远远没有达到全球通用的地步。曾经有人发明了世界语，希望成为全人类的通用语言，也没有成功。但有一套符号系统，突破了语言文字乃至文明的差异，在全球通行，这就是阿拉伯数字。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里都有数字，世界各地不同的古老文明也各自发展出了数学和数字符号，但为什么阿拉伯数字这套符号系统能够“统治”全球？你也许有所耳闻，阿拉伯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可听名字就知道，荣耀给了阿拉伯人，这是怎么回事？是一次偶然却无法纠正的误会吗？跟我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中心的一座古城遗址，我们将在那里了解这套重要的全球通用符号系统：阿拉伯数字。

为什么是阿拉伯

新闻中出现的巴格达，往往和动荡有关。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对多数人来说，巴格达很难被纳入通常的旅行目的地。但我们很早就从历史课本上了解到，巴格达曾经是千年古城，阿拉伯文明的巅峰就在这里创造出来。如果有一天忍不住好奇，还是想走进这座城市，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去缅怀市中心的古城遗址。

762年，巴格达被定为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新首都，是当时阿拉伯世界的中心。现在，古城只剩下一座圆形城楼，大约四层楼高，有个八角圆顶。沿着残破的城墙往上走，站在城楼上，请暂时忘记战争，忘记动荡，闭上眼睛想象这座城市最美好的年代。

巴格达古城地形图

1000多年前，圆形城楼里是一座人口至少50万的超大城市。如果从空中俯瞰一定会觉得奇怪：这哪里是一座城市，分明是一个外星基地！这座城由4个圆组成，中间是三堵圆形墙壁，一个圆环套一个圆环，分为外墙、主墙和内墙，被四个大门贯穿。注意，这不是现代城市的那种环线，而是标准的正圆形，如同圆规画出来的一样圆。圆环和圆环之间是密密麻麻的建筑，贵族的宅邸、清真寺、学术机构、军营等等分布其中，中间的圆心是个水滴般的蓝色建筑，那是统治者哈里发的宫殿。看到这样的景象就会明白，阿拉伯数字从这里崛起，简直是顺理成章的事，从外表看就会让人想到数学之城。

前卫的城市规划由帝国最高统治者曼苏尔亲自设计，他的灵感来自古希腊几何学家欧几里得。在数学史上，欧几里得第一次给圆做出精确的定义——在同一平面内到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集合。曼苏尔是欧几里得的超级粉丝，他把首都建成标准的圆形，等于拿一座城向欧几里得做超时空致敬，这恐怕是有史以来出手最阔绰的几何迷了。

建造这样的城市，一定离不开大量的精密计算，单凭统治者的个人热情远远不够，必须依赖一个可靠的数学体系才能完成。体系的背后是阿拉伯帝国数学的繁荣，而制造繁荣的人就是哈里发。哈里发有三个身份：宗教领袖、世俗皇帝，以及帝国学术活动的保护人、赞助人。曼苏尔之后的第七任哈里发马蒙，做了一件更极致的事，把阿拉伯帝国的学术活动推向了顶峰。如果没有他，估计不会有“阿拉伯数字”这个名词。他到底做了什么？答案是“收集智慧”。

为了收集智慧，马蒙建造了那个时代人类最大的图书馆，并亲自将其命名为“智慧宫”。他把能收集到的所有人类已知知识，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希波克拉底、托勒密的著述，只要是知识，不管来自希腊人，还是波斯人、犹太人、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通通收入智慧宫，又重金聘请顶尖的学者把知识翻译成阿拉伯文。大翻译运动持续了整整150年，潮水般的知识和智慧汇入巴格达，让这里成为当时的全球学术中心。

这些知识就包括“阿拉伯数字”，只是收入过程不那么温和。700年前后，阿拉伯帝国持续扩张，一路进攻到印度北部。在这里，他们吃惊地发现，印度人虽然作战能力不高，却拥有一套神奇的数字符号，于是把这套符号和计算方法带到巴格达。阿拉伯帝国的学者和商人率先被这套数字符号的魅力征服，放弃了原本的符号，改用印度人的数学语言。

不知你是否会感到好奇，不就是从0到9的几个符号，还有好与不好之分吗？其实没那么简单，阿拉伯人引进的不只是几个符号，还包括符号的使用方法，比如现在通用的定位计数的十进制。

据考证，当年智慧宫就在巴格达市中心的“信徒宫”。1000年前，学者们在这里用印度数字解三角函数方程，还热衷于学术研究，迷恋化学和物理实验。海湾战争期间，也是在这个空间，萨达姆为躲避轰炸，躲在“信徒宫”下面的地堡里。作为名词，你可能对“定位计数”感到陌生，但作为一套应用系统，你一定非常熟悉。比如388，三个数字写出来我们就明白它的意义，排在最前面的3表示300，中间的8表示80，末尾的8是个位的8。就是说，同一个数字符号，只因为变化了位置，就能表示完全不同的数值。印度人还发明了0，如果一个位置没有数字，就记作0。

这样做很高明吗？没有对比可能意识不到这套数字的神奇。我们拿汉字做比较，同样的数字，你得写成“三百八十八”，需要五个汉字，比阿拉伯数字多两个字。而如果换成罗马数字简直就是灾难，你得写成“CCCLXXXVIII”，三个C，一个L，三个X，一个V，再加三个I，需要11个字母才能表示出三位数。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欧洲数学家多么值得同情，既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者，也是体力劳动者。一些资料说，中世纪大多数欧洲人一辈子都没有接触过1000以上的数字。

印度数字则不同，不仅表达自然数的时候一目了然，列算式做计算也特别简洁，只要书写时对好位，该借位时借位，该进位时进位，加减乘除毫无压力。这种压倒性优势让阿拉伯人改换门庭也就理所应当了。

从智慧宫走向全世界

但明明是印度人的发明，为什么把冠名权给了阿拉伯人？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阿拉伯人是优秀的二传手，是他们把这套符号系统推广到全世界。当年谁最喜欢使用这套系统？不光是数学家，还有每天要算钱记账的阿拉伯商人。他们跟数字打交道很多，而且会到处跑来跑去做生意，走到哪里就把这套符号系统传播到哪里。跟随贸易的脚步，印度数字来到欧洲。“不明觉厉”的欧洲人不知道前面那段印度的剧情，硬是把它们叫作“阿拉伯数字”。

在阿拉伯国家很难看到“阿拉伯数字”，因为欧洲人形成了自己的写法并推广到世界，相反阿拉伯国家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当然，最初很多欧洲人并不接受，觉得是异端的符号，13世纪时，佛罗伦萨官方甚至明令禁止使用阿拉伯数字，但学术界无法抵抗这种诱惑。到15世纪，阿拉伯数字已经征服欧洲，又随着大航海跑到世界各地。100多年前，阿拉伯数字开始在中国普及，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数字符号。

语言、文字对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阿拉伯数字也是如此，不仅改革了商业贸易的计算方式，还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单就0这一个数字对现代数学的影响就难以估量，没有它就不会有后来的负数概念。它还是解析几何坐标轴的原点，没有0也就没有原点，更无法建立坐标轴，解析几何的大厦更无从谈起。

更重要的是，阿拉伯数字为全世界科学家提供了一套通用语言，让人类最理性的大脑基于同一套符号系统进行思考和交流，从而建立起了现代数学体系，而现代科学的大厦又以数学为地基。今天，人类拥有6000多种语言，如果不经过专门训练，完全无法进行交流；但《圣经》里操同一种语言建造巴别塔这件事，在数字符号领域实现了。

人类正在建造新的巴别塔

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说：数，是万物的本质。今天，人类不仅使用十进制的阿拉伯数字，而且在数字基础上，发展出了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计算机编码语言。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数字时代。手机和电脑里的文字、图像、视频，通通可以还原成一段二进制编码，我们的爱好、兴趣、口味、习惯、出行方式、个人经历，都能以数字形态上传到云端。通过海量的计算，人工智能将比人更了解人的需求，还能替人完成大量工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医生、律师、老师、保险等工作，尤其是这些行业里最基础的工作，可能会交给机器人。全人类用同一套二进制语言工作，仿佛正在建造一座新的巴别塔。

从语言、文字到阿拉伯数字，我们走过了三个地标，了解了三种符号系统。还有什么符号系统对文明产生了“根本性”“决定性”的影响？请跟我继续旅行。

中国人的数字优势《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的作者格拉德威尔认为，中国人的数学天赋和数字发音有关。比如，4、8、5、3、9、7、6，中国人用20秒就可以完全记住；而如果母语是英语，准确率只有50%。英语中，14、16、17分别写作fourteen、sixteen、seventeen，合理推测11、12应该写作oneteen、twoteen，而事实上是eleven、twelve；英语数字发音也极不规则，而汉语则遵循逻辑系统，11是10加上1，24是20加上4。所以中国孩子学习数数要更快，4岁的中国儿童平均能数到40，美国儿童只能数到15。5岁时，美国儿童在数数技能上已经落后中国儿童一年了。

这种差异还体现在运算上。如果心算37加22的结果，英语是母语的7岁孩子，首先得把thirty-seven和twenty-two转换成阿拉伯数字37和22，而对中国孩子来说，计算公式预先就嵌在语句中，不用转换就能得出59。所以，中国孩子天然就觉得数学计算合情合理，学习数学会充满信心，形成良性循环，而西方数字结构过于笨拙和随意，小孩子难以把握，必须靠死记硬背。

罗塞塔石碑穿越时空的语言符号人们通常不太区分语言和文字，觉得说话是“语言”，写下来就变成“文字”了，其实它们是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是语言的次生符号，有文字的民族一定有语言，但有语言的民族不一定有文字，有些民族至今都没有文字。虽然文字只是语言的次生符号，但在文明演进过程中，文字同样非常重要。这一次，我要带你去大英博物馆，那里有件藏品叫“罗塞塔石碑”，透过这块石碑，我们一起探索文字符号的魔力。

对罗塞塔石碑的破解

罗塞塔石碑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同一时期，中国的秦朝也在努力统一文字。这两件事都和文字有关，距离今天有2200多年。

我们直奔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馆，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里有一块黑色花岗岩，那就是罗塞塔石碑。石碑高约112厘米，宽约76厘米，厚约28厘米，加上底座后比普通成年男人高一些，观众的目光刚好可以落在石碑上文字最密集的地方。石碑刚造好的时候大概是长方体，但明显被破坏过，现在已经不完整了，我们能看到的顶部接近三角形。

石碑显然不如博物馆的木乃伊吸引人，看上去黑黢黢又枯燥乏味，毫无神秘感，但它竟然是大英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之一，甚至是大英博物馆的象征。拥有这样的地位并非偶然。通过这块石碑，欧洲人在1822年不仅破译了已经失传的古埃及文字，更关键的是，通过罗塞塔石碑的破译，有文字记录的人类文明史往前推进到公元前3000年，这个数据甚至超过了我们的甲骨文。甲骨文在1898年首次被发现，最远能回溯到约公元前1600年。

罗塞塔石碑

再端详一下石碑，隔着玻璃罩，我们会发现上面密密麻麻刻着三种文字。最上面的文字总共14行，有的像蛇，有的像鸟，有的像眼睛。这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叫“圣书体”，当年只有古埃及的祭司、贵族们才能看懂。注意中间的32行，歪歪扭扭，像不像小孩子的涂鸦？这些叫草书文字，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变体，当年是给老百姓看的。再看最下面，字数最多，足足有54行，这是古希腊文字。

罗塞塔石碑被发现之前，已经出土了大量的古埃及文物，上面有各种图形符号，但是没有人读得懂，因为古埃及象形文字早就失传了。初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应该不难看懂吧，可以根据图形猜啊？作为中国人，我们很容易这么想，但它们与汉字不同——我们根据偏旁部首，经常能猜测不认识的汉字表达的内容，而看上去是象形的古埃及文字却是用来表示读音的，原初的象形意义早已不存在，因而完全无法根据图形猜测文字的意思。比如一个猫头鹰符号，它其实代表的是“M”这个读音，而不是指一种鸟。那又该怎么找出这些象形符号和语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呢？这难住了当时欧洲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当年，擅长商业的腓尼基人跟埃及人做贸易时发现，对方的象形文字是个好东西，他们自己没有文字，于是以这些象形符号为基础，发明了22个腓尼基文字，并将这些字母传给希腊人。希腊人又加了几个字母后传给罗马人，然后罗马人创造了拉丁字母。今天我们在电子设备上书写汉字，会使用拉丁字母输入。从某种程度上说，古埃及文字和甲骨文文字就这样被联结到了一起。罗塞塔石碑也是联结的见证。所以，罗塞塔石碑出现时，专家们看到石碑上同时出现三种文字，认为机会来了。合理的推测是，三种文字很可能记录了同一件事，如果能读懂其中一种文字，自然可以破译另外两种文字。这对当时欧洲的学者来说并不难，因为他们理解古希腊文字，这意味着可以找到一条破译古埃及文字的辅助线。

古埃及文字与拉丁文字母对照表

但破译的难度远远超过想象。英国学者托马斯·杨（Thomas Young）是当时公认的一流专家，他发现石碑上的世俗体文字是字母符号和象形文字混合的文字，本以为找到了突破口，成功地破译了“托勒密”这个单词，但到“托勒密”就结束了，其他文字全部无法破译。最终，完成这个工作的是法国学者商博良。有一种说法认为，完成这一伟大的工作，商博良是受到汉字的启发，发现一部分文字的偏旁部首不是用来表意而是用来表音，于是他也从“托勒密”入手破译了罗塞塔石碑，进而在1822年破译了古埃及文字。

无论过程怎样，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从这个时候开始，古埃及出土的木乃伊、壁画、塑像，河岸边的神庙、金字塔、方尖碑，以及古埃及30个王朝留下的带文字的记录，瞬间开始“讲话”。

历史学家进入古埃及文明的大门，就是靠罗塞塔石碑提供的钥匙，这也让罗塞塔石碑成为大英博物馆名副其实的镇馆之宝。除了拥有文物价值，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意义和文化价值。所以，尽管石碑在英国，但埃及人感谢的却是法国人。巴黎协和广场有一座方尖碑，就是埃及人送给法国人的礼物。

相较于语言，文字有强大优势

罗塞塔石碑到底写了什么？答案是对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的歌颂。根据历史记载，公元前2世纪初，古埃及人开了一次大会，可以类比为“全国宗教大会”。罗塞塔石碑就是这次会议的成果之一，上面篆刻的文字可以看作祭司阶层写给法老的“感谢信”。当年的法老托勒密五世一上台就颁布法令，赐给神庙免税权，祭司们投桃报李，把这件事刻在石碑上，同时记录了法老的其他善行，比如修建水坝抵御洪水，给神庙赏赐银器和粮食等等，还把法老的生日和加冕日作为法定节假日，每年都要隆重庆祝。这相当于以神的名义给法老做“合法性背书”。那为什么同时使用古希腊文字？这是因为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即石碑制作的100多年前，埃及被希腊人亚历山大征服，法老托勒密五世就是亚历山大的一位希腊将领的后代。在希腊人统治初期，希腊文字和埃及文字同时被使用，无论是异族统治者向当地精英阶层示好，还是精英阶层对异族统治者表示感谢，都要写成文字，并刻录在石碑上昭告天下，目的是让统治秩序得以稳固。

我们今天讨论文明，总能听到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叫作“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文字记载”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和语言符号相比，文字符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在空间上，附着在文字上的信息能够影响到远方的人，而在广播诞生之前，口头说出来的话最多只能传到几十米远的地方；其次，在时间上，一旦语言可以被记录、保存，知识和智慧就能穿越时间交到后代的手中，文明和文化就可以穿越时间得以传承。

如果说语言的出现让人与其他动物分道扬镳，那文明的高速跃迁和迭代就要依赖文字的发明。如今，虽然仍存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但它们无一例外文明程度都不高，而且社会组织规模不大。这是因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能够支配的财富、管理的土地、控制的人口越来越多，于是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记载信息并使其远程传播的工具。对庞大的组织来说，文字是比语言更有效的管理工具，它与国家、政府权力又是紧密相连的。

19世纪中期，因纽特族群有几位老人去世，他们的狩猎工具被拿去陪葬。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因纽特族群的人口锐减，因为他们没有文字来记录传统，老人去世、工具陪葬意味着谋生方法跟着埋葬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文字记录，文明可能会原地打转，甚至螺旋下降。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在各个古代文明的传说中，文字的发明者不是神就是王。在古埃及文明中，造字的是一个神，而且掌握文字的人往往是祭司阶层；韩国文字的发明者，是他们的世宗大王；在中国的古老传说中，发明文字的仓颉是一个部落首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年也由祭司阶层掌握，刻在龟甲兽骨上，用于和神对话，完成占卜的过程。

文字本身也是神圣的，甚至被看作“神”的声音，散发着“神”的力量。如果古埃及人穿越到大英博物馆看到石碑，他们正确的阅读方法会是，立正身体、表情虔诚、大声朗诵，否则不能表达对神的膜拜。此外，如此对待文字，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权威资源。中国也有一种传统，凡是写着字的纸，即便是废纸也不能随便扔掉，四川有些地方至今还有“惜字塔”，就是专门拿来烧带字的纸的，穷人家过年没钱买春联，甚至拿这样的纸代替春联——上面写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上面的文字有魔力、能驱邪。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描述都是某种隐喻，背后是文字在文明塑造上的强大力量。

超越时空限制的符号魅力

文字有先天优势，也有天生弱点，那就是不容易学习和掌握。正常的环境下，一个健全的婴儿3岁就能学会一门语言，而掌握一种文字则必须通过专业学习和长期训练，教育便应运而生。早期的教育，培养了一批识字的人，这个人群就是知识阶层，是官僚和祭司阶层的主体。自此，劳心者和劳力者分化为两个阶层。

文字的出现又推动了记录文字的载体的发展。最初的文字刻写在石碑、龟甲兽骨、莎草纸、泥板、竹简上，记录效率很低，频繁的文字记录需求推动着更轻便的文字载体和更方便的复制方式，造纸术和印刷术应运而生，智慧开始以图书形式加速积累，图书馆成为文明的象征之一。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文明成果是靠文字来记录、保存和传承的。

这个过程中，大规模组织（即国家）也得以建立。可以想象，当精英们使用同一种文字的时候，法律和政令被送到遥远的外省和边疆，当地官员能看懂并执行，精英和精英之间还可以通过文字交流，文字成为统治精英间的黏合剂。这样就能理解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动力——他要让全国的精英学会使用同一种文字，都能看懂咸阳发出的指令。

苏格拉底、佛陀、孔夫子都选择“不立文字”，后世认为是担心文字传播的过程中意思走偏，真实原因很可能是没有记录载体。老师们去世后，大家担心时间长会忘记，于是共同回忆当年的教义，就有了后世的经典著作。这个解释更符合生活常识，可谓是“思想家的难言之隐”。在这些指令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大概是人口和税收统计，这又涉及一个更神奇的符号系统，它会是什么呢？

油画《巴别塔》上帝都害怕的交际符号跟我一起出发，探访本次旅行的第一个地标，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在这里，我们从一幅油画开始，看看“语言”这种符号系统如何开启了生命进程的2.0阶段。要知道，人类第一个符号系统就是“语言”，而语言跟这幅画之间则有一条隐秘的关系链。

上帝都恐惧的力量

这幅画的名字叫《巴别塔》，作者是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创作于16世纪，距今将近500年，画作就藏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二楼。

这幅画宽1.55米，高1.14米，站在它的面前，伸开双臂就可以将其覆盖。这在油画中算是中等身材，但真正站到它面前的时候，我依然能感受到一种开阔和雄伟。大约500年前，欧洲艺术家已经懂得通过透视法和对比，让人通过纸面去感受一个宏大的世界。

画中的高塔像不像七层蛋糕？底座最大，一圈一圈向高处伸展，宽度则依次变窄。而能让观众感到雄伟还来自它的构图：高塔几乎占据了3/4的画面，被云彩拦腰截去的塔顶隐约可见。它在告诉我们：这座塔已经建到天上。在古人眼里，“天上”是非常可怕的高度。

被高塔的气势冲击之后，再往下看，会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正中那一处巨大的塌方冲垮了高塔的外墙，露出了内部清晰的结构：每一层都有着精细的空间布局。勃鲁盖尔就这样，用宏大的塔身、严重的塌方、严谨的内部结构，营造出巨大与繁乱的整体效果，也显示出工程的浩大和艰巨。

《巴别塔》，1563年，<荷>老彼得·勃鲁盖尔 绘

再把目光从高塔转移到画面左下方，那几个人在做什么？他们跪着向长官汇报，但从双方的反应看，似乎彼此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空气中流动的是巨大的焦虑和不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显然遇到大事了。

这就是艺术的力量，画家把传说中的一个悲剧性时刻用油墨定格，这个悲剧性时刻就是巴别塔的崩塌。如果了解基督教文化，大概会知道勃鲁盖尔画的是《圣经》里的故事：大洪水过去后，只有很少的人活下来，这时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上帝对人类说，彩虹是我的誓言，以后不会再用大洪水来毁灭大地了。

幸存下来的人类不断繁衍，最终选择在巴比伦，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定居下来，但人们对大洪水的记忆久久不能散去。有一天，人们展开了一次对话：“哪天再有大洪水，我们会不会像祖先那样被淹死？”“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以免洪水再次来袭。”

商量的结果是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既能传扬人类的名声，也能让大家住在一起，避免再次分散到各处。于是大家开始建城、建塔，这自然也惊动了上帝。上帝说：“我们下去，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塔无法建成，最后崩塌了。这里要注意一个重要的细节——在此之前，能建通天塔的人类是说同一种语言的。

读到这里，不知你是否好奇，上帝有很多方法可以阻止人类，比如瘟疫、闪电、狂风、海浪，但都没有动用，而是轻轻巧巧地干了件莫名其妙的事：把人类的语言搞乱了。

所以，这幅画带给我的震撼是，它巧妙地诠释了“语言”的力量，这是看《圣经》、看故事文本无法体会到的。而巴别塔的故事也是我见过的对语言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最绝妙的隐喻：语言，这种能把人类变成一个整体的能力，是连上帝都恐惧的力量。

厉害的武器

结构主义语言学把人类语言定义为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既然是符号，就有所谓的“能指”和“所指”。语音是能指，意义是所指。举个例子，猫，声音“māo”是能指，它所代表的那个“永远像人类婴儿的动物”是所指。而且语言是个“离散组合系统”，意思是说，只需要有限的素材，就能通过素材的组合，表达无限多的意思。拥有这样的系统，人类才变得如此强大。

看看我们有多强大：能边干活边说话，这就把人的双手解放出来，而且说话和听话的耗能都很小。说话，也就是发出信息，使用声带和口腔，听话，也就是接收信息，使用耳朵，这就把人的眼睛解放出来，信息交流也不再受白天黑夜限制。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可以把大脑里的想法轻松讲述给另一个人，个体经验可以共享，沟通效率大大提高，人群的整体能力得到了大大提升。

不光如此，人类还能用语言做更厉害的事。《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提出了八卦假说，所谓“八卦”就是指闲聊、嚼舌头。千万别小看我们的八卦能力，在科技水平还处于只有火和简单工具的原始社会，“八卦”极大增强了人类的社交本领和深度协作能力，因为八着八着，人类就有了一个创造奇迹的能力——编故事。神仙、妖怪，天堂、地狱，先贤、英雄，只要故事能让人相信，哪怕是虚构的故事，也能形成群体的共同想象。而有了共同想象就可以搭建强大的组织，并最终让人类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现代社会的国家、公司、法律都是共同想象的结果。没有语言，这种“想象”简直无法想象。

人类的语言能力很神奇，两三岁的婴儿，不需要专门教授就能掌握语言，尽管周围充斥着杂乱无章的对话。科学家解释说，人的大脑预装了语言学习“软件”，在婴儿期完全打开，随着年龄增长，大脑要存储更多信息，这时就需要写在语言软件上。所以，不要错过语言窗口，一旦关闭，再学语言会非常困难。如果说生命1.0工程是指那些硬件、软件只能靠演化，也就是通过遗传和自然选择才能迭代的生物（比如候鸟的迁徙能力，就是典型的生命1.0工程），那么对人类来说，语言的诞生相当于启动了生命的2.0工程，人类变成一种硬件靠自然选择、软件可自我设计的生物。在这个星球上，只有人类可以这样，也因此，人类的能力才不断增强。

我们不需要长出翅膀，就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遨游星空而我们的近亲，处于生命1.0阶段的黑猩猩，只能借助星空的微光，观察狮子或鬣狗是否在靠近。

故事构建民族历史

我们再回忆巴别塔崩塌的仓皇时刻，既能看到上帝的残忍，也能看到上帝的仁慈。所谓残忍，他变乱人类的语言，竟然比直接毁掉巴别塔的威力更大。塔毁了可以重建，而口音乱了，人心散了，工程很难东山再起。所谓仁慈，虽然上帝无所不能，但他没有完全剥夺人类的语言能力，否则我们就万劫不复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性地把巴别塔的故事看作对原始文化的隐喻。语言的起源到现在都是学术难题，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否存在过统一的语言。巴别塔的故事试图解释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种语言。不过，知乎网友“乌鸦乌鸦”对巴别塔有另一层解读，即巴别塔让《圣经》的叙事主线从神话转到历史。

《圣经》是谁写的？希伯来人，也就是现代犹太人的祖先。他们为什么要写《圣经》？从文明的角度看，是要建立希伯来人生存的合法性。但编写过程中一定遇到了很现实的困难，比如，既然上帝和亚当都说希伯来语，该怎么解释后来的人都不说希伯来语；又怎么解释希伯来人只占了很少的土地，周边强大的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埃及都是由外族统治的。

这就需要把上古神话和近古历史融合到一起，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建构集体认同。各个古代文明面临类似难题时的处理方式都不同，中国神话的处理方法是，让上古君主的母亲和神生孩子；日本神话的处理方法是，让天照大神来生，生着生着就生到了第一代天皇。《旧约》的编写者则借用巴别塔的故事，来衔接神话历史和真实历史——《圣经》里，巴别塔前面的故事是挪亚方舟，后面的故事是亚伯拉罕生育子嗣，而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巴别塔在中间，就能解释语言和人群的分离。这个转变非常关键，情节的重心就从天上转到地下，从神转到人。更重要的是，有了语言后人类就开始编故事，从而解释自己是谁，回答自己从哪里来，指引自己到哪里去。这是多么伟大的能力。

语言很厉害，但语言有几个致命缺陷。第一，语言留不住，声波一出口，就消失在风中，没有任何现代技术可以还原史前社会的语言；第二，语言传不远，我们扯开嗓子拼命喊，能传播的距离也相当有限；第三，语言记不住，人对语音的记忆很短暂；第四，语言不准确，语言在流传过程中，不同的人会“添油加醋”，从起点到终点往往谬以千里。所以10多万年前口头语言诞生，但人类的文明演进一直很缓慢，直到五六千年前另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局面才得到彻底改变。我要带你去下一个地标旅行，一起揭开答案。

→回到中国

常州的语言巷子常州“青果巷”被誉为“江南名士第一巷”，通常认为这里名人聚集。青果巷走出至少三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拼音法的主持和制定者，主导了1928年的语言改革方案，由当年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公布，这是以中央政府名义颁布的第一个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方案。瞿秋白，一语双文的尝试者，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推动者就是他。周有光，为普通话读音确定了标准，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研究汉语拼音时，85%的国人不会读写；现在的我们，只需知道发音就可以在手机上打字交流。他们三人再加上吴稚晖（常州人，国语推广运动的重要人物，参与制定汉字笔画式注音），共同完成了中国“巴别塔”建设的接力赛。有趣的是，多数中国人听不懂常州话，但这不妨碍常州人“统一”了我们的语言。

日本丰岛美术馆

在艺术之岛感受垃圾挑战

垃圾影响的真实场景会变成什么样？人类会被迫移民吗？什么时候会毁灭？活着的我、看书的你，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大概率无法看到，但能感受到这种真实挑战。我接下来带你去的地方，是风景如画、充满艺术氛围的日本丰岛。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和思考这个挑战——垃圾问题。在艺术殿堂谈垃圾似乎有些荒诞，但我相信，你渐渐地不会觉得太意外。

一边是艺术，一边是垃圾

假如21世纪人类爆发核战争，几亿年后产生了新的高智能生命，拥有发达的科技，当他们做地质考古时可能会感到疑惑，因为“人类”地层无法解释。其他的生物地层，持续时间以百万年计，比如恐龙时代；而且地层物质是渐变的，即使经历小行星撞击地球，恐龙的灭绝也是百万年之后的事。但人类地层，却在几万年内突然出现，突然消失。按地质和生物规律，几万年的尺度根本没有痕迹，人类层却异常巨大。

甚至有学者认为，变化是在20世纪发生的，这意味着人类层跨度要以百年计。这些高智能生命，可能无法想象几亿年前的我们。人类在短短几十年里，以每年30亿吨的速度留下塑料，其中高密度塑料会形成化石。我们还制造了5000亿吨混凝土，还有高密度的放射物质，而人类层却又是薄薄的一层。未来的高智能生命可能难解这般谜题。

几亿年后无法设想，但可以设想一下几百年后。

2008年，皮克斯动画工作室推出了《机器人总动员》，故事背景设定在2805年，之前700年，人类让地球成为垃圾星球，之后移民太空，留下大量机器人“瓦力”（Wall-E）执行清扫作业。

几百年后只剩一台瓦力，它学会了拆除“死去”同伴的零件做自我维修，“活”了下来。后来遇到外太空回来的机器人伊芙（Eve），两“人”相爱，还上演了解救人类的故事。在所有垃圾围城题材的作品里，《机器人总动员》是最美好的讲述之一。

目光回到日本丰岛。丰岛在濑户内海，濑户内海是日本本州岛和四国岛夹中间的那片海，面积不大。站在山坡上眺望，丰岛美术馆就像两颗白色的水滴，一大一小，安静地躺在草地上。水滴、草地、森林，还有旁边的海岸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走近看，这座美术馆既无梁也无骨，只是一个水泥壳。这样的建筑施工很有难度，需要先堆土，再在土上覆盖混凝土，等完成塑形，把里面的泥土清走，才形成浑然一体的混凝土空间。从售票厅到展览馆，要经过一段曲曲折折的小路，沿路有树木花草，还能望见山坡下碧蓝的海。进展厅之前，按日本人的习惯，要脱鞋，再换上这里的软底鞋，工作人员会郑重地告诉你，展厅不能拍照和喧哗。

美术馆的主展厅，就是那个大的水泥壳穹顶，屋顶有一大一小两个椭圆形天窗，除此之外，空无一物。如果一定要找点东西，就是两个天窗上垂落下来的两根丝带。第一次来丰岛美术馆的人可能会感到奇怪，它叫美术馆，但墙上一张画也没有，地上一件雕塑也没有。没有“展品”的美术馆，想要人看什么？

在我看来，建筑空间本身就是作品，阳光、水滴、风声、落叶是组成它的细节。

阳光，是从顶部天窗照进来的。如果我们坐或者蹲下，会发现清水混凝土地面上有大大小小的水洼和滚动的水滴。再仔细看还能发现地面上有些小孔，水滴就是从这些小孔里渗出来的。混凝土地面有微微起伏的变化，水珠无时无刻不在滚动、游走、变形，充满禅意。

坐在美术馆里，风声、虫鸣、落叶、雨水，四季的变化与建筑融为一体。如果要用展馆的语言描述，可以说，水滴是“常设展”，鸟、虫、风，还有光和影，是“特别展”。美术馆和大自然，形成了美妙的交融和混响。听起来，一切都很美好，是专属于日本文化的意境美。

但我想提醒的是，40年前的这里恶臭弥漫、寸草不生。小岛西面有一座巨大的垃圾场，在周围7公顷范围内，堆积了至少90万吨垃圾，平均厚度大约10米。在丰岛住民资料馆，可以看到“岛史”——丰岛住民资料馆是当年的垃圾倾倒点，屋内保留了当年的“垃圾墙”，看上去黑压压的，但能清楚地看到，轮胎、工业废料、生活垃圾，一层一层堆积成十几米高的墙壁，让人触目惊心。

垃圾是现代生活的另一面

丰岛经历过什么？每天生活在城市当中，尤其是城市管理比较好的地方，人们不会在意垃圾的存在——每天打开快递包裹，打扫完卫生，把垃圾袋往垃圾箱扔下去，除此之外，我们很少想到垃圾去哪里了。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1972年出版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虚构了一座叫李奥尼亚的城市。城里的居民每天如饥似渴地消费着各种新奇事物，最终“一座由无法毁灭的废弃物堆砌的堡垒”围绕在城市四周，“从各个方向俯瞰着李奥尼亚，就如同环绕的群山”。李奥尼亚当然是虚构的，《机器人总动员》也是虚构的，但虚构预示着现实。在“现代化”盛宴里，人们一方面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幸福生活也制造了恐怖的副产品，那就是海量的垃圾。丰岛就曾经是日本人的垃圾岛。

20世纪60年代，日本正在经历经济腾飞。从60年代开始，日本GDP（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两位数的增速飙升了10年。不过，这是建立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上的，日本的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也呈爆炸式增长。50年前的日本也不是后来引以为豪的垃圾分类先锋，那时候的人到处扔垃圾，连东京的神田川都漂着瓶瓶罐罐。各种垃圾堆在一起，其中超过60%要靠填埋处理。这带来一个问题，有限的国土面积，到哪儿找那么多土地当填埋场？

于是，包括丰岛在内的很多小岛，被企业用来倾倒垃圾。在这里，既不需要高额的垃圾处理费，又远离大城市，做到了“眼不见为净”。但是，岛上居民却开始了噩梦。1965年，丰岛西部被规划为工业废物处理场，所谓处理，其实是可以公开倾倒的露天垃圾场。从1975年开始，工业废弃物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等待焚烧。焚烧释放的有毒物质污染了空气、水和土壤，鱼米之乡变成了寸草不生的死亡之岛。历史记录里的当地村民回忆，原本岛上很少有人得癌症，但垃圾场建成之后，很多在垃圾场工作的人率先得癌症死掉了。岛民开始抗争，一级一级上告，一直告到中央政府。终于，在2000年，日本中央政府同意解决丰岛的垃圾污染问题。

接下来，小岛的命运发生了神奇的转变。污染被清理，再被艺术加持，丰岛摇身一变，从地狱变天堂，成为今天的“艺术之岛”。

其实，这样的事不只发生在丰岛。工业革命以来，海量的廉价工业产品拉开了人类消费时代的大幕，前所未有的大众消费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垃圾。面对垃圾围城，人们不得不接受一种挑战，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必须直面它肮脏和危险的一面，人类必须向垃圾宣战。进入21世纪，以德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起现代垃圾回收系统，包括严格的垃圾分类、焚烧、填埋、堆肥等一整套处理方式。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那套复杂的垃圾分类方法就是从欧洲学来的，只是日本人把它做到极致。

如果去过日本，尤其是走进过日本家庭，对此应该深有体会。哪怕是一个塑料瓶，也得分成三部分——瓶盖、瓶身和最外面的包装纸，要放在不同的垃圾桶里，分别回收。废旧的衣服更麻烦，除了扣子、标签，还要看服装的材料，纯棉还是化纤都得分开装。日本横滨给市民的垃圾分类手册多达27页，518项条款，规定之细致让人匪夷所思。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全人类都像日本人一样，高标准、高要求分类垃圾，我们就能摆脱垃圾的威胁？

回收垃圾竟然还能通过“社交”进行？加拿大某城市发起“碎草回收”活动，鼓励居民把碎草留在原地分解，而不要送到垃圾场，但很少人响应。于是政府给每家贴小纸条“邻居都在做碎草回收，你也可以”，参与人数增加了一倍。

严格的垃圾分类标准

美术馆也会变成垃圾？

和源源不断产生的垃圾相比，我们处理垃圾的能力非常有限，即便是发达国家，每年也要把大量垃圾出口给发展中国家，更不用说还有那些一直未能处理，直接抛入大自然的垃圾。这些都在威胁整个地球生物圈。

以塑料为例，自1907年被发明以来，人类制造的塑料总量已经接近一百亿吨，只有9%被回收利用，12%被焚烧，绝大部分被废弃。这些塑料垃圾从各种渠道涌入大自然，最终在海洋汇合，在南太平洋形成了一个足足有160万平方公里的垃圾带，大约相当于新疆的面积，号称世界第八大陆。这些塑料还会不断移动、不断分裂、不断变小，直至成为毫米级塑料颗粒进入海洋生物身体时，也不会被分解，甚至进入他们的脏器乃至血管。

荷兰有位年轻人提出，可以借助海洋的力量回收垃圾。简单说，洋流都有交汇点，这个点会形成“垃圾带”，如果设计成V形收集器，借助洋流让垃圾进入V字底部，就可以对垃圾进行回收。

更可怕的是，塑料微粒被鱼类吃掉，经由食物链又回到人体。最近研究发现，甚至连海盐里也有塑料微粒。针对垃圾问题，日本神户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石川雅纪认为，只有加强再利用市场的开发，研制新型技术，才有可能处理这些垃圾。

而未来的挑战，也许是人类自己也不能预知还会制造什么新垃圾。

在濑户内海的小岛，丰岛、直岛，遍布美术馆和艺术作品，隐喻日本摆脱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标志。但换一个角度，这些象征着告别垃圾世界的艺术品最终还会变成垃圾，这就要说到混凝土的故事。

2000多年前，罗马人发明了混凝土，人们可以让它变成任意形状，制造宏伟的建筑。比如罗马万神殿，殿内没有立柱，一圈围墙支撑着43米直径的穹顶，2000年屹立不倒。

但混凝土是种矛盾的物质，它受到欢迎是因为可塑性，一旦成型则失去任何可塑性，2000年甚至20000年后依然坚硬如初。当混凝土遇到钢筋，又诞生了钢筋混凝土时代。担心的事情出现了，当建筑老去后，会不会留下一堆堆坚硬的垃圾？穿过云霄的大楼，跨越海洋的桥梁，通往地下的隧道，都有预期寿命，它们寿终正寝时，是不是最可怕的敌人？

有一种反常规观点是这样的：垃圾回收的前提是得有足够多劳动力，垃圾清洗还会造成水污染。同样的道理，一次性餐具与玻璃、陶瓷餐具相比，哪个更环保？至少前者不需要清洗，可以直接填埋。

也有专家说，人类一定会找到解决办法，是否构成挑战也有争议。而争议本身就说明，至少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很多人。

→冷知识

虫子也来处理垃圾

位于深圳大梅沙万科中心的碳中和实验室园区（别名“生物圈三号”）正在实验一种生物学垃圾处理方法，即在园区厨余垃圾工作站里，每天会有200公斤厨余垃圾被一种名叫黑水虻的虫子吃掉。

在特定温度和湿度下，黑水虻的幼虫可持续进食8天，吃掉比自己重20万倍的厨余垃圾，体重增加到之前的4000倍。幼虫粪便如果和枯枝、落叶等绿化垃圾按比例混合，发酵后会成为有机肥，重新进入园区生态循环中。当黑水虻完成使命后，经过烘干处理后变成干粉，蛋白质含量高达45%，变成优质的饲料。

目前无法判断“生物圈三号”的实验是否可以探索出人和垃圾的相处模式，但有效的方法一定会在一次次实验后产生。

意大利博洛尼亚

大学奠定现代社会的基石

意大利有一座小城，往往被旅行者忽略，它是人口不超过50万的博洛尼亚。博洛尼亚人贡献了一个发明：大学。如今，我们评价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核心指标之一就是大学，所谓，城市之大不在大厦，而在大学。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没有大学的世界会怎样。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博洛尼亚大学，看一看“大学之母”如何奠定现代社会的基石。

中世纪的奇葩

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曾自嘲说，“哈佛大学，大明崇祯九年建校”，那一年是1636年。但比起建校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哈佛还是个“年轻人”。元祐年间，王安石变法失败，地球另一端的博洛尼亚人掀起教育革命，开启了人类的大学时代。

去博洛尼亚旅行其实很方便，米兰、威尼斯及欧洲各国旅客去罗马，必须经过博洛尼亚，半岛南北交通动脉穿越城市。在古代，它扼守着罗马大道之一的艾米莉亚大道的咽喉。条条大路通罗马，蛮族入侵罗马，一定要经过这里。

如果对地理无感，我再提供一点现代元素。博洛尼亚位于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知名汽车品牌如法拉利、玛莎拉蒂、兰博基尼就出自该大区。博洛尼亚是大区的首府，从这些品牌推测，博洛尼亚足够现代化。

而进入老城，你会感觉像是穿越到古代。从高处看，古城就像一段红色绸缎，这是典型的中世纪色调。古城没有随着新城崛起而衰败和空心，地面的建筑、街区依然是完整的，马焦雷广场、波德斯塔宫、雷恩佐王宫、圣彼得罗尼奥教堂、市政厅等建筑及其所在街区都原汁原味地趴在那里。当地政府专门出台政策，必须保留博洛尼亚原有的阶层分布，这意味着城市依然属于原住民——这和威尼斯不同，后者几乎失去了所有原住民。一些习惯也被保留，中世纪的博洛尼亚政府规定，临街的业主有为市民遮阳避雨的责任，他们的建筑要留有拱廊，博洛尼亚至今还保留着将近40公里长的古老拱廊。

人们常说“黑暗的中世纪”，但博洛尼亚的中世纪处处是明亮，其中最大的光点是阿尔基金纳西奥宫。

19世纪前，这里是博洛尼亚大学所在地，如今充当了市政图书馆，依然属于读书人。最能体现它大学身份的地方，是二楼有一个人体解剖博物馆，当年是大学的解剖实验室。不过，参观要有心理准备，有些雕塑会引起生理不适。

实验室类似圆形剧场。当年解剖课上，学生们围坐周围，中间是解剖台。上课时，同学们往往会站起来观察解剖细部。17世纪时，这里的学生已经通过课堂了解了人体构造。上课非常辛苦，为避免尸体腐烂，解剖课通常安排在冬天；为节约成本，老师要把一具尸体解剖完才下课，一堂课往往要上一整天。

当年的学生和老师已经成为历史，中庭周围和二楼走廊墙壁上密密麻麻陈列着他们的文章，加上“剧场”里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等医圣塑像，共同构成医学名人堂。

博洛尼亚大学更知名的校友来自人文、科学领域。文艺复兴文坛三杰中的但丁、彼得拉克，北方画派代表丢勒，科学家哥白尼，无线电领域奠基人马可尼……知名校友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共同构成了“大学之母”厚重的校史。

法学的大学

为什么最早的大学不在罗马、巴黎、伦敦，而在名不见经传的博洛尼亚？这就要回到大学的时间原点。

经历了5—10世纪的黑暗岁月，欧洲开始了复苏，标志是城市的崛起，市民、商人迅速向城市聚集，博洛尼亚就是这样的城市。

商业社会需要交易与合同，多元阶层相处会产生矛盾和纠纷，这些都需要法律提供解决方案；各国王室、贵族和教会，本来就需要法律服务，而教会垄断了知识资源，同时规定本笃会修士取得研修资格后，不能研究法学。

由此，法律服务市场迅速扩张，法律人才供给却严重不足，这为法学院校提供了市场。

一旦成为法律人才，既能当律师又能进教会，还有机会为王室、贵族服务，法律职业成为为数不多能实现阶层跃迁的职业，这让法学成为显学。可同时代的罗马、比萨、锡耶纳等城市都有法学院，为什么博洛尼亚异军突起？

第一个原因，自然是博洛尼亚地处交通枢纽，是去罗马朝圣的必经之路。人的聚集让城市成为工商、贸易中心，而博洛尼亚成为法律中心，又涉及另一个时代背景。

罗马帝国崩溃后，经典著作被穆斯林翻译成阿拉伯语，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希波克拉底、阿基米德等古代先贤的思想得以保存。到10世纪，欧洲人重新发现了经典的价值，决定将其翻译回拉丁语。

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大事。1080年，人们发现了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典）。千万别小看一部法典，这对欧洲人非常重要。当年的民事法律粗糙，而罗马法文字优美，对婚姻、家庭、继承、商业、贸易等民事行为有事无巨细的规范，罗马法于是成为显学中的显学，意大利半岛的法学院校纷纷开设罗马法课程。

博洛尼亚法学院异军突起，得益于罗马法大师的加持。一位是伊尔内留斯，他是当年最著名的罗马法专家，对罗马法做了系统的注释，还发明了一种更容易被学生接受的教学方法。另一位是格拉提安，独立完成了教会法的编撰。

伊尔内留斯和格拉提安印证了后世的一个道理：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他们联袂登场，让博洛尼亚成为法学教育中心，半岛甚至欧洲各国学子纷纷来博洛尼亚留学，回国后就能“秒杀”家乡的同行。

但学生们面临一个难题：学院没有固定教室，上课如同打游击，老师家里、城市广场、公共空间随时授课，不可避免地和本地人发生冲突。可打起官司来，法庭又搞地方保护，留学生很难获胜。

面对不公的司法，唯一的抗衡手段是搬家。而市政当局坚决反对，因为法学院学生非富即贵，往往带着仆人一起留学，他们能吸引更多商人和手工业者。学院一旦离开，城市就少了一大块财富。因此，当局禁止学院搬家。

1154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路过博洛尼亚，学生们要求皇帝给予保护。腓特烈一世爽快地答应了，立即颁发特许状，赋予他们四项权利：

博洛尼亚大学被认为是“学生大学”，拉丁语是universitas，是英文university的词源。而教会支持的大学往往以教师为主导，统称为学院，college就是这么来的。

一是法学院学生和神职人员一样，享有自由和豁免权。二是为了学习和教学的目的，学院可以自由迁徙。三是有不因学术观点而被报复的权利。四是当学生和其他人发生冲突，有权选择他们相信的法庭。

1988年，430个欧洲大学校长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在宪章中正式确认博洛尼亚大学为现代大学的源头，这才有了“大学之母”的桂冠。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是社会的核心，神职人员属于最高等级。特许状的颁发，让属于平民的法学院师生可以和神职人员平起平坐，这是巨大的转折。而特许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给予师生们学术自由，这意味着法学院不再只是单纯的学院，而是有灵魂的大学。是自由的灵魂，而非成立的时间，让它成为欧洲的“大学之母”。

强者斗争的效果

腓特烈一世喜欢学术自由吗？当然不是。皇帝在下一盘大棋，大学充其量是他的棋子。这里要交代的背景是，当时欧洲在名义上是统一的，教会统治着精神世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着世俗社会。

表面上，不掌握军队的教皇似乎处于弱势，事实上却相反。教会垄断知识和信仰，负责解释人间的一切，和皇权冲突的时候，教皇只要祭出“决罚”武器——开除皇帝教籍，皇帝就会被所有人抛弃。发生在1077年的卡诺莎之辱就是案例：相传亨利四世皇帝被“决罚”，在冰天雪地中给教皇跪了三天三夜，只为求得原谅，恢复教籍。

皇帝没有反制手段吗？很艰难。神圣罗马帝国境内邦国林立，诸侯们也不希望皇帝坐大，从而威胁自己的地位，这给教皇创造了机会。团结谁、分化谁、孤立谁、打击谁，教皇比政治家还政治家。

吵不过、打不赢的腓特烈一世皇帝突然收到博洛尼亚学生递出的橄榄枝，他非常清楚，没有知识人的帮助，他不可能打败教权。而大学人才密集，跟教会和诸侯都有矛盾，自然是拉拢的对象。

得到特许状的博洛尼亚大学自然站在皇权一边，罗马法又是新生事物，怎么解释就由学者们说了算。作为知识体系，罗马法里根本没有教会，在公法部分，查士丁尼法典明确表示，皇帝不受法律的约束。

有了大学的帮助，皇权拥有了知识武器，跟教会辩论时只要拿出罗马法，学识渊博的大主教也无话可说。

通过给大学颁发特许状，皇帝硬是在欧洲知识版图上挤出一块领地。尝到甜头后，皇帝开始向更多大学颁发特许状，权力的天平渐渐向皇权倾斜。文艺复兴时期，博洛尼亚大学已经发展成知识殿堂。如前所述，但丁、彼得拉克、哥白尼，校友名单可以列出很长，1237年，博洛尼亚大学还开创了为女性授予学位的先河，这在古代世界也是石破天惊。

从这个角度看，博洛尼亚大学实际上非常世俗。那么“象牙塔”一说又从何而来？

教会也开始办大学

既然皇帝拉拢知识人，教会自然要反抗。他们也给大学颁发特许状，避免大学选边站。巴黎大学就是案例。

和博洛尼亚大学不同，巴黎大学有明确的《大学大宪章》，机构设立和教学方式也更加系统；尤为不同的是更强调理念，通俗的说法是“使命、愿景、价值观”，要求学生要和世俗社会保持距离，为信仰而学习。教会的本意只是更方便控制，却一不小心续上了古希腊的知识传统。

古希腊先贤做学问目的很单纯，热爱几何的人只是觉得几何很美，热衷研究的人只是出于对未知世界好奇。教会支持的大学里，师生们目的同样单纯，只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个传统慢慢演化为所谓的“象牙塔”——和世俗社会保持距离。

出于竞争需要，教会还发明了一个制度。某所大学一旦获得特许状，毕业生就拥有了教师资格，这是大学文凭的出处。学校还给毕业生办宣誓会，宣誓仪式上，学生们穿着特定服装，这是毕业典礼的由来。

拿到文凭，办完典礼，学生就可以到其他学校当老师。本来，欧洲各个大学在教学内容和机构设置上各不相同，很难跨校执教；可新制度开了口子，增加了师资流动性。无论是皇权支持的大学还是教权支持的大学，由此可以互相学习，教学内容和方法趋向统一，这又为更高效的知识生产机制提供了可能。

皇权和教权两大强者斗争的张力中，大学获得了难得的生存空间。而大学一旦开始探索知识，就会被知识逻辑左右。古希腊的实证主义传统，尤其是实证和数据思维，在有限的空间里，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萌芽、成长、壮大，大学逐渐发展成为抗衡教权和皇权的势力。

这是一个重要的权力范式：强者的争夺和制约看起来丑陋，但它为弱者提供了空间，借助这个空间，弱者也能发展为强者。

大学产生之前，人们通过教会或当学徒获取的知识不系统、很碎片，大学则不同，可以标准化、批量化地制造知识和人才，他们又像种子一样散播，现代科学革命的发生就是基于这个前提。

举个简单的例子，巴黎大学诞生后，大批英国人跨海到巴黎学习。英法百年战争后，来自英国的老师同学被迫回国，将大学的种子带到牛津小镇。1209年，牛津大学部分师生与当地居民爆发冲突，部分师生出走到剑桥小镇，支持他们的就是英国国王。

到15世纪末，欧洲已经出现了29所大学，到1625年又增加了18所。18世纪末，欧洲大约有143所大学，还不包括已消失或被合并的大学。几乎所有古老大学都受益于特许状。

在皇权和教权的对抗张力中，中世纪的奇葩——大学——就这样诞生了。正是这朵奇葩，最终关闭了中世纪的门，牛津和剑桥正是现代科学革命的摇篮。

弱者战胜强者的机会

无论是国王还是教皇，都有“杀死”大学的能力，但为什么几百年之后，无论是力量还是寿命，大学都会超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出，两大强权的对抗挤出了一条缝隙，在缝隙中，大学成长为参天大树。

其实，这可能是弱者战胜强者的方程式。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权力分立理论，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进一步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即行政、立法和司法谁也吃不掉谁，互相制约，谁也无法滥用权力，于是弱势者就得到了保护。当然，这套制度更适合西方，其他文明则需要根据自身历史，找到适合的方案，机械照搬会发生悲剧。

英国皇家学会驻地

人类掌握科学新魔法

这一次，我要带你去英国伦敦，寻找英国皇家学会驻地。如果说维滕堡因宗教改革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起点，那这里就是人类进入现代世界而找到的方法原点，这个原点就是科学。说起科学，我们最朴素的反应是在后面加上“实验”两个字，科学不就是拿望远镜、显微镜观察世界，用瓶瓶罐罐甚至更先进的设备做实验吗？但这不是科学，所谓“科学”是一套获取新知的方法，它要求知识的获得要建立在收集可观察、可度量、可验证的证据之上，尤其是可以证伪。英国皇家学会是最早使用这套方法的学术共同体。

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共同体

从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出发，向西北步行大约10分钟，我们会看到一栋乳白色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只有简洁的罗马柱和窗户上的三角浮雕装饰，建筑透露出一种平衡、理性的气质。这栋大楼的6—9号门，是英国皇家学会驻地。

虽然拥有“皇家”的名号，但这栋大楼实在过于普通。大楼始建于1827年，比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晚100多年，直到1967年皇家学会才搬到这里。在此之前，学会是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的，通俗的说法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英国皇家学会

但我们知道，决定一群人或一个组织影响力的不是大楼，而是大师。比如牛顿，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当然，他是明星会员，大楼里还收藏有牛顿的人脸面具。据说是在牛顿刚刚去世几个小时内，趁着他的遗体还没有僵硬，人们用他的脸直接压制的石膏面具。

英国皇家学会长长的会员名单上，除了牛顿，还有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的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用自己名字命名了彗星的哈雷，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发现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中国数学家陈省身，当代物理学家霍金，万维网的发明人伯纳斯-李等等。皇家学会会员里有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从文物角度看，这栋大楼里更珍贵的收藏是包括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手稿在内的珍贵科学文献；是从17世纪至今300多年的科学文献，科学家们的手稿、藏书，还有皇家学会历年学术期刊，通通收录在册。很多资料已经电子化，我们可以直接在图书馆的电脑上检索、查阅。

现代科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为什么我会说科学文献更重要呢？因为其背后有一整套全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有趣的是，这套方法论起初竟然是为了荣耀上帝出现的，而后来文献却“叛变”了。

17世纪，欧洲兴起一股思潮，叫作自然哲学。简单来说，人们相信，既然上帝创造了自然万物，那么自然万物乃至宇宙的运行规律，一定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而《圣经》代表了上帝意志，那么大自然应该和《圣经》一样，也是一本书，如果读懂这本书，就能领会上帝的真谛。阅读纸质《圣经》需要用眼睛，想阅读大自然这本书，自然哲学倡导的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做实验。

皇家学会建立之初像一个大沙龙，这是一群对自然现象有强烈好奇心的人，成员包括英国贵族、律师、博物学家、医生、艺术家甚至技师，人们每周都会聚在一起，做各种今天看来奇奇怪怪的实验。当年有一个明星会员叫波义耳，他是化学学科的鼻祖，为了研究结冰的膨胀过程，就把水倒进玻璃试管里，观看结冰后的水会对试管壁做什么。但当时没有冰箱，只能依靠冬天自然的寒冷，几十个人围成里三圈外三圈，目不转睛地盯着试管怎么破裂。

还有更夸张的实验。当年的古书记载，独角兽的“角”磨成粉能困住蜘蛛，于是这群科学家真的找到蜘蛛，认认真真地测试蜘蛛能不能跑出去。至于独角兽的“角”从哪儿来，蜘蛛是什么品种，文献记录语焉不详，只记录了他们做了三次实验，三批蜘蛛成功地实现逃跑。

还有人说羊的性情温和，如果把羊血输入精神障碍病人的身体，就能治疗其疯病。人们就找来一只羊，给一个精神障碍病人输血，最后的结果是，被实验对象的精神状况没有任何改变，当然，这个人也没有死。

听上去，这些实验更像胡闹和搞怪。但如果我们知道，皇家学会会徽上那句拉丁文“Nullius in verba”的意思——不盲信他人的说法，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这些实验了。皇家学会不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他们只相信实验和数据，通过实证的方法认知世界。“不盲信他人的说法”这句话，是理解皇家学会和现代科学的重要线索。

秉承这套理念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有了世界上早期的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遵守一些共同的准则和理念，比如实验要公开进行，实验成果要供别人检验。为此，他们专门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哲学会刊》，牛顿的光学理论（通过微粒说解释光沿直线传播以及反射、折射现象）就是以论文的形式在这本杂志上发表，并允许同行评价和检验的。皇家学会也创造了一种惯例，一个人，只有使用科学方法做研究，并写成论文发表，经过同行的检验，才能被人们接受；如果一个人想要推翻已有的结论，也必须使用科学的方法，同样要被其他同行检验。在共同体内部，权威不是绝对的，科学方法才是绝对的。

科学方法，帮助人类将先前获得的经验和知识，一点点重新检验，正确的留下来，错误的被剔除。同时，新的知识也被不断发现。日积月累后，全新的知识体系被构建起来。这个过程就是历史学家常说的科学革命。英国皇家学会成立后不久，不仅在英国，法兰西学院、柏林科学院、俄国科学院相继建立。1928年民国政府组建的“中央研究院”，1949年后的中国科学院，这些组织或多或少参照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工作方法。

法国人拉瓦锡有个贡献，他确认了“氧”是一种化学元素，而且创造了oxygen这个词。氧气助燃在今天是个科学常识，但在拉瓦锡之前，学术界认为物质具有某种“燃素”，物质在空气中燃烧，是物质失去燃素，空气得到燃素的过程。怎么解释给油灯盖盖子就会熄灭？大家只知道需要空气，但没有继续深究。

拉瓦锡通过实验发现，物质燃烧成灰烬后，质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意味着“燃素”说在逻辑上不成立，因为如果燃烧是燃素释放的过程，灰烬质量应该减少才对。实验表明，一定有新物质加入进来。拉瓦锡的实验方法很普通，就是用天平做精确测量，然后对比燃烧前后的数据。实验过程中，拉瓦锡还发现并印证了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守恒定律。

某期《哲学会刊》内页

这位化学家，终身没有忘记做实验。法国大革命期间，拉瓦锡被判处死刑，据说行刑前他跟刽子手说，砍下头后他会尽量多眨几次眼，以此验证头被砍下来后人是否还有知觉。拉瓦锡被砍头后一共眨了十一次眼才失去意识。这个故事后来被证实有杜撰成分，但拉瓦锡临死之前和法官讨论有关实验的事情，应当是真实的。包括拉瓦锡在内的科学家，做科学研究不存在更多功利目的，只是单纯地感兴趣。

宗教的权威被动摇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最初的皇家学会会员大多是虔诚的新教徒，在信仰上异常坚定。这是当时普遍的氛围，人们相信，世间所有疑问都能从《圣经》里获得解释，如果《圣经》没有做出解释，就说明问题不重要，否则《圣经》怎么会不做出解释呢？人们的工作，只是去发现自然界的规律和定理，而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发现的规律和定理越多，就越说明上帝的伟大，就是在荣耀上帝。对这个循环逻辑，科学家们一度深信不疑。

而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慢慢进入对世界本质的探寻——我们从哪里来。

具体到万物的起源，《圣经》已经给出答案，神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间万物；之后有了伊甸园，有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偷吃禁果有了原罪；耶稣以自己的死帮助世人赎罪，每个人死后都要接受最后审判。《圣经》清清楚楚地解释了世界演变的过程，而且人类一登场就“高大上”，被赋予统治其他物种的权力。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科学家们的工作，只是给《圣经》提供不同方面的证据。

以牛顿为例，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清楚地表明，这是献给上帝的礼物——从天上的星星到地上的石头，如此庞大复杂的世界，遵循的运行规律居然可以用几条简洁的公式来描述，这样的上帝还不伟大吗？牛顿到死都坚信他在荣耀上帝。

不过，“牛顿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从事科学研究使用的方法，恰恰动摇了欧洲人的信仰，既然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那上帝在干什么？他又在哪里？这些追问让更多人质疑宗教本身。针对这些质疑，牛顿给出了解释，他说上帝不仅创造了“自然”这台精密的仪器，还给这台机器上了发条，让它自动地运行，叫“自然第一推动力”。

其他科学家也和牛顿一样，都从自己的角度证明上帝的伟大，即使发现新事物，也会从《圣经》中寻找答案，比如考古学家发现了化石，会认为是《圣经》记录的大洪水留下来的。

但有一群人的工作，则对宗教信仰给予了决定性打击，他们是研究动植物的专家。他们工作的动力，本来也是证明上帝的智慧：“突然之间能够繁殖数以百万计的动物，当然是一个奇迹，毋庸置疑证明了造物主万能智慧的力量。”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里的化石和标本就是专家们收集来的。

然而，其中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他是皇家学会的另一位会员——达尔文。

1831年，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进行为期四年的环球考察。旅行中，达尔文不断被现实震撼，比如在南美洲科隆群岛，他发现岛上的动植物分布是有规律的，每个岛上的乌龟和雀鸟都不同，当地土著居民能迅速分辨出海龟来自哪个岛，不同岛屿的雀鸟的嘴也不同。

达尔文说：“在这些有利的环境下，变异的个体有可能被保存下来，在不利的环境下，变异的个体则可能被摧毁。其结果就是新物种的出现。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解释的理论。”途中，他收集了大量动植物资料，并将所见所想记录在《航海日记》中。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原名胡嗣穈，后来看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说，于是改名“胡适”。

回到英国沉寂一段时间后，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时间为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认为，生命经过演化而来，人类是从一种和类人猿近似的物种进化而来的。这个判断对宗教信仰是灾难性的，如果达尔文的说法是正确的，《圣经》就成为神话故事，等于从根本上取消了宗教解释世界的资格，尤其是对“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些终极问题的解释权。

达尔文受到猛烈攻击，不仅来自天主教徒，也来自新教徒，甚至包括他的同行。他的理论还引起社会恐慌，很多欧洲人的信仰崩塌了。

《达尔文传》记录了达尔文弥留之际给夫人的遗言：我其实一点儿都不怕死；我很爱你，谢谢你照顾了我一生；孩子们都很孝顺。达尔文去世后，夫人想尽快为他举行葬礼并安葬在家乡，但英国政府认为，达尔文应该享受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下葬的礼遇。夫人拗不过，赌气不参加老公的葬礼。

在达尔文之前，尽管已经有人挑战过《圣经》的权威，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但日心说违背生活常识，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对宗教伤害力有限。而物种演化的理论则不同，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信仰，人们厌恶达尔文的理论，却无法用逻辑反驳，因为进化论自洽到几乎无懈可击。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揭示，物种起源理论成为科学家群体的共识，他们率先摆脱了宗教桎梏。随着科学在各个领域攻城略地，宗教以及各种神秘主义学说失去了解释世界的权力，即使它们试图做出反击，也总要穿上科学的外衣。虽然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信仰宗教，但更多是接受一种生活方式和观念，而不是迷信它对现实世界的解释。

在现代科学的推动下，工业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在反复上演着科学神话。但从理论到改变现实生活，还需要其他领域的进步。接下来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将会看到一个“转换器”。

牛顿和苹果的一波三折

1665年，伦敦暴发大瘟疫，牛顿在家乡林肯郡待了两年。1666年夏天的一天，他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休息，被一颗苹果砸中，苹果启发了他：为什么苹果不往天上飞，却往地下落呢？由此，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

这个故事被写入很多国家的课本，而故事的传播则来自伏尔泰。伏尔泰是牛顿的粉丝，参加完牛顿的葬礼，伏尔泰拜访了牛顿的外甥女凯瑟琳，凯瑟琳给他讲述了苹果落地的故事，伏尔泰便把故事写进文章，经由他传遍全世界。

总有人认为故事不合逻辑。我翻看一些记录，觉得苹果和万有引力间确实有关系。最早的书面记录来自关于牛顿生平的笔记，记录里明确说明，牛顿通过观察苹果从树上掉下发现了万有引力。其他书面记录显示，牛顿当时坐在林肯郡格兰瑟姆附近的伍尔索普庄园里。

1750年之后，这棵树一直由佃农伍勒顿（Woolerton）家族照顾。遗憾的是，苹果树在1816年被风暴吹倒；幸运的是，残存的树干重新扎根，并且一直生长，每到夏天还能收获苹果。

德国维滕堡大教堂

宗教改革拉开现代世界帷幕

维滕堡是德国中东部的一座小城，距离柏林不远。德国维滕堡的城堡教堂，可以作为现代世界诞生的“原点”，而更狭义的原点在教堂的大门上。

史上最牛的公开信

欧洲旅行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火车。从维滕堡火车站出来，一眼就能看到一个写满观光路标的指示牌，上面一半的地标和马丁·路德有关。马丁·路德是我们熟悉的名字，他出现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和“宗教改革”连在一起。在本次旅行中，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更具体的存在是小城中心的城堡教堂，也有人称它为“诸圣堂”。这座建筑经历过数次重建，和500年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一扇侧门从木质变成青铜质，并被一道黑色铁栅栏围起来，门上刻着密密麻麻的文字。1517年10月31日，这段文字从马丁·路德的大脑中跳出来。

时光倒回那一天，马丁·路德在羊皮纸上写下这段文字，然后用锤子钉在木门上，后世称其为《九十五条论纲》。它更像一封公开信，引发了基督教世界大分裂，是拉开现代世界帷幕的宣言。当然，路德可能预想不到后面的结局，毕竟，他只是贴了一张纸。

信的原名叫《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赎罪券”基于基督教核心教义，即人从降生时就带有原罪，需要用一生去赎罪，赎罪决定了死后的归宿，谜底会在世界末日来临时揭开，上帝根据人们的生前表现，做出“最后的审判”，审判结果决定一个人下地狱还是上天堂。当年欧洲的基督徒终其一生都在这个想象中奔波或躺平。

《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木门上》

1872年，<比利时>费迪南德·保韦尔斯（Ferdinand Pauwels） 绘

但上帝在哪里？按照基督教“三位一体”的说法，圣父、圣子、圣灵各自代表了上帝的某个面向，合在一起是上帝。三个面向中，基督徒最熟悉的是“圣子”耶稣，他用肉身的死去为人类赎罪。耶稣死后，门徒继续传播教义，耶稣的“大徒弟”彼得创立了罗马教会，顺理成章的是，基督徒的生前表现就由教会代表上帝做评判了。11世纪时，判断的标准跟苦行有关，赎罪券诞生了，如果一个人达到教会的苦行标准，就可以获得赎罪券。

先例一旦开启就会进化。到了13世纪，罗马教廷做出理论创新，他们宣称，耶稣为世人赎罪已经拥有无限多的功德，圣母和圣徒长期传播上帝的恩泽，也积累了足够多的功德，这些功德早已超出他们个人的需要，多余的功德就放在天国的宝库里，由教会负责看管，教会有权按照自己的标准发给信徒。

从教皇本笃十二世开始，赎罪券制度不断迭代，发展到给人间的罪行明码标价，不同罪行对应不同的价格，不小心掉进炼狱也没关系，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解决问题，如果再花点钱还能直升天堂。

简单说，就是“花钱赎罪买功德”。赎罪券制度后来还发展到，既可以通过花钱让自己上天堂，还可以给死去的家人、朋友花钱赎罪，金币“当”的一声落到教会的钱箱里，人的灵魂“嗖”的一下从地狱上到天堂。

这个制度创新让教会异化。罗马教会是个金字塔形组织，教皇居于塔的顶层，欧洲各国都有地方教会。结合赎罪券制度，教会更像一个巨型跨国公司，地方教会类似分公司，遍布欧洲大街小巷的神父、修士成为推销员。于是信仰演变成金融工具，赎罪券发展成简单的交易。终于，教会内有人无法忍受。

比如马丁·路德。

路德不只是一个神父，还是神学博士兼大学教授。于是他在城堡教堂的门上贴出了这封“公开信”，反对过分夸大赎罪券的功效。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是反对过分夸大，所以《九十五条论纲》并不是制造分裂的战斗檄文。今天阅读原文我们会发现，路德的措辞既学术又温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类似“反贪官，不反皇帝”，他只是希望教会能取消赎罪券，并没有公开反对教皇的言论。

此外，作为大学教授，路德严格遵守当时的学术规范——用拉丁文写作。拉丁文是当时学术界、神学界的通用语言，普通人根本看不懂，因此我认为这封信类似基层员工给总部谏言。但《九十五条论纲》贴出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它引发了巨大变革，马丁·路德后来创立了基督教的路德宗。

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

追根到底，路德只是压断骆驼脊梁骨的最后一根稻草，欧洲社会苦教会久矣，是一堆只欠一个火星就可以燃烧的干柴。

在教会的统治下，受苦最深重的是普通老百姓。中世纪初期生产落后，普通人生老病死都离不开教会，结婚得请神父主持，神父喜欢“红包”，生孩子要洗礼也得意思意思；教会修教堂，人民免费提供劳力，每年还要拿出收入的1/10来赡养教会，赡养逐渐变成了义务。经过1000年的“赡养”，教会积累了大量财富，变得越来越腐败。

古老的油画里，主教们戴着大红宝石戒指，穿着丝绒长袍，死后还有顶级的墓地。人们的不满在逐渐累积，再加上赎罪券的负担，怒火可谓“一点就着”。

知识分子也非常苦。因为教会拥有《圣经》的独家解释权，一个人的主张如果与教义不同就可能被视为异端。13世纪的“反对异端运动”，带来极大的社会恐怖，宗教裁判所烧死布鲁诺这种事，曾经大规模地发生。被迫害的人里有女巫、犹太人和魔法师，更多的是独立思考的人。

如果说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苦”，尚不构成决定性的力量，国王们的不满就是大麻烦了。中世纪的欧洲国王绝对会羡慕东方的皇帝，后者既垄断世俗上的权力，又垄断精神上的权力，而欧洲国王完全没有这样的待遇，他们统治的合法性来自教会加冕，这样的王位就不正当。如果国王反抗教会，结局将会非常悲惨。

我们在博洛尼亚大学已经了解到，教会有个撒手锏，叫“决罚”，意思是开除一个人的教籍，一旦国王被教会“决罚”，就意味着他不再是基督徒；如果不是基督徒，王位合法性就会消失，这意味着，国王身边的人都会跟国王划清界限，百姓也会拒绝交税，国王就是光杆司令。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这样的国王将死无葬身之地。

虽然不满情绪不断积累，但大家敢怒不敢言。突然，马丁·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尽管是一篇充满学术味道的辩论帖，意义却是巨大的，相当于说出了“皇帝不穿衣服”，立即受到各个阶层的赞同。

幸运的是，路德赶上一个好时代——印刷机发明了。马丁·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是在1517年，距离古登堡发明现代印刷机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德意志地区的印刷业尤其发达。“公开信”贴出不到两个星期便传遍整个德意志，又过了不到两个星期，散布到整个西欧，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于是，星火燎原般的场面出现了。由于《九十五条论纲》在西欧的疯狂传播，赎罪券销量骤减，从罗马教廷到各地主教的财路被掐断。他们把路德告到罗马教廷，导致路德被迫“参战”，在公开审判的辩论中，路德雄辩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教会的不满，顺便形成了新教里的路德宗。路德宗的核心思想是“因信称义”，强调《圣经》是最高权威，是信仰的唯一源泉和准则。此外，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基督徒都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

路德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还站着一群国王。当时的德意志地区还没有统一，表面上有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由众多小诸侯国组成。诸侯国境内的财富是有限的，如果教会拿走的多，国王拿到的就少。为了拉拢国王，路德顺势提出王权高于教权的理念，路德和诸侯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联盟。

路德还做了一件更刺激的事。在他之前，欧洲人读的《圣经》都是拉丁语版本，普通老百姓看不懂。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借助印刷机的力量，普通老百姓也有机会看到原版《圣经》，这对教会来说是真正致命的。教会能合法地存在和敛财，是因为充当上帝和信徒的中介，垄断《圣经》的解释权是成为中介的前提。如果人们每天晚上睡觉前，能拿《圣经》念一段，闭上眼睛就能跟上帝说说心里话，教皇、主教、神父就会失去作用。欧洲由此走向分裂——要教会和不要教会，成为必然的矛盾。

受到路德的激发，新教教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路德在维滕堡创立了路德宗，主要活跃在德意志地区；受路德的影响，加尔文在瑞士开创了加尔文宗，在瑞士、荷兰、英国影响最大。英国又比较特殊，当时的英王想要离婚，遭到教皇的坚决反对，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英王被迫推行新教改革，成立了“国教会”。“国教会”属于新教中的一支，清教徒是英国新教徒中最虔诚的那批人。因为被其他教徒排斥，一批清教徒跑到美洲，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为什么这里是现代世界的起点

充满书生气的《九十五条论纲》引发的波澜，不仅仅让教会分裂。麻省理工的媒体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有本书叫《爆裂》，书中提出一个观点，“涌现大于权威”。用这个分析方法看宗教改革，会梳理出另一条线索。宗教改革之前，欧洲社会以教会为中心，建构了自上而下的权威体系。宗教改革之后，教会的权威不再，新教地区每个人都有权自下而上地和上帝建立联系。这意味着“涌现”开始了。

一方面，十一税和赎罪券被取消，教会垄断的大量财富回到世俗社会，为资本主义大发展提供了可能，而新教教义则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打开了阀门。

原始教义歧视富人，认为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加尔文宗为代表的新教则认为，人间的财富都是上帝的，所以，人们赚到的钱并不属于自己，只是在帮上帝保管财富。当然，上帝选定的人会保管更多的财富。这不就意味着赚钱越多，越能证明自己是上帝选定的吗？

这个解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对财富的渴望是人的天性，而新教又赋予了信仰的力量，人自然会拼命赚钱。但需要注意的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强调只赚钱不享受，比如葛朗台这样的人，有很多钱但舍不得花，是新教意义上的新兴资产阶级。

人们自然可以讨厌葛朗台，而资本主义大发展恰恰需要努力赚钱的人，财富和资本的快速积累反过来又形成巨大的力量，帮助人们摆脱教义的控制，世俗化的生活与消费时代的来临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集中阐释了这个道理。

除了经济和商业变革，宗教改革还带来另一个更深刻的变化。改革前，只有神职人员的工作是神圣的，因为他们离上帝最近。新教改革之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每个人、每种工作都和上帝有同样的距离，都可以荣耀上帝。这让各行业的人都冲破枷锁，文化、艺术、科学、音乐，各个领域的精神垄断都被打破，思想自然得到解放。

而如果放在更长的时空尺度里，宗教改革为信仰自由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欧洲人既可以选择信仰天主教，也可以选择信仰新教，还可以选择都不信。这意味着宗教间实现了平等，想要获得生存，必须建立有竞争的论述，吸引追随者，信仰成为有限的信仰。启蒙运动后，政府逐渐演变为有限政府，并和宗教剥离，单一宗教更无法通过控制政府来打压竞争者。正是这种彼此制衡给思想自由提供了可能。之前，欧洲历史上对人最大的威胁之一，就是单一而绝对的信仰。

天主教和新教都强调信仰的纯粹，导致法国1562—1598年间发生八次宗教战争。天主教教徒以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为信号，开始屠杀身边的新教徒。卢浮宫的墙根层堆满尸体。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爆发，德意志地区25%~40%的人战死，平民死亡数百万人，部分地区失去50%的男人，改革发源地维滕堡失去了75%的人。

所以，现代世界的起点，我没有放在佛罗伦萨，从文艺复兴开始。这不代表文艺复兴不重要，只是它依然是旧世界的延续，因为文艺复兴也是由教会推动的。宗教改革则不同，具有开创世纪的价值，人文主义、现代科学、个人自由，只能在新世纪长成参天大树。

坚定的反犹主义者马丁·路德

路德有现代性先驱的一面，还有糟糕的另一面。他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的反犹思想甚至成为纳粹大屠杀的思想资源。

新教改革初期，他对犹太人还是友好的，甚至认为，如果向犹太人展示真实的基督教，对方肯定会皈依。但犹太人没有皈依，愤怒的路德在1543年出版了《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路德说，犹太人是“卑鄙的，不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吹嘘的血统、割礼和法律必须被视为污秽”。他呼吁用恐怖事件打击犹太人，摧毁他们的会堂、学校和家庭，禁止拉比传教，没收他们的财产。

路德的反犹思想后来被纳粹继承、执行并放大，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大屠杀。1938年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期间，图林根的福音派教会主教直接将恐怖行动与路德本人联系起来，向公众分发了一本名为马丁·路德关于犹太人的小册子。他说，这些暴力反犹行为，正是路德想要的。

只能说，人是复杂的动物，我们难以用道德标准肯定或否定一个人。现代世界的诞生并不平和，相反，是撕裂的、仇恨的、血腥的、暴力的，甚至不堪回首。二战后各国路德宗相继反省了路德的错误，试图将路德思想做切分。

意大利威尼斯玻璃岛

透明玻璃打开人的视野

1204年，土耳其爆发了一件丑闻。本来向耶路撒冷前进的一群欧洲人，突然拐了个弯，洗劫了同属基督教阵营的君士坦丁堡，抢劫、杀戮、强暴持续几天几夜，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破城之际发生了成千上万次逃亡，有位西方学者注意到一群被忽略的人，他们的劫后余生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走向。我们一起去威尼斯玻璃岛，看一看这群人发生了什么故事。

劫后余生

这是一群怀揣绝技的工匠，懂得制作玻璃。逃亡的工匠们辗转来到威尼斯，敏感的威尼斯人迅速捕捉到金币的味道：自身的商业能力结合玻璃技术，就意味着拥有了自动提款机。故事真假无从考证，不过之后几百年，威尼斯一直是欧洲玻璃制造和研发中心。

为什么要了解玻璃？玻璃的重要性在于，它帮助人类突破视觉进化的局限，帮助我们看到无限辽阔的宏观，无限细小的微观，无论宇宙还是世界都变得透明起来。威尼斯穆拉诺岛可以为我们还原这场“视觉革命”。

威尼斯本岛向北1.6公里就是穆拉诺岛，也叫“玻璃岛”。2016年末，我登上玻璃岛的第一件事，就是急切地进入“吹玻璃”现场。

一根一米多长的铁管，插入一团熔化的玻璃，匠人用嘴叼住管子一头，用尽全身气力吹出玻璃泡，然后用钳子捏出客人想要的形状。当时，我想让他为我吹一头牛，大概是翻译的原因，结果得到了一匹马。

早在45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人就烧制成了玻璃。古罗马时期，吹玻璃技术已臻成熟，中国人也发现了玻璃。所有不同文明里，玻璃的作用大同小异，一是用来装饰，二是作为容器。

这两种用途瓷器都可以实现，而且瓷器比玻璃更有实用性、艺术性。可瓷器再好，只有中国人有能力发明，其他文明只能走玻璃路线。历史在这里出现分叉，如同两列火车，中国人沿着瓷器的铁轨前进，欧洲人坐着玻璃列车出发。

罗马帝国解体后，希腊、埃及、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延续了罗马时代的玻璃技术，尤其是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当之无愧的玻璃制造中心。当地玻璃匠人是否如传说中逃亡威尼斯无法考证，但大批玻璃匠人于13世纪进入威尼斯是不争的事实。

生产玻璃有个问题，容易失火。这对以木质建筑为主，人口密集的威尼斯来说简直是灾难。1291年，威尼斯共和国政府下令，所有工匠和工厂必须迁往穆拉诺岛。

岛上工匠们使用的吹管、钳子、剪刀等工具，几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包括吹制的动作依然是传统的，传统到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即使有新技术应用，匠人们也尽量不显山露水。

看一场吹制表演，感觉时间都停止了，唯一的“乱入”是老师傅的学徒，一位移民加拿大的中国香港女生。她学徒已经八年，师傅跟她说，工具再好使，也不如手好使。她对此的理解是，工匠精神才是玻璃制造的核心。

当年的工匠享受到超国民待遇，被允许佩剑，这是贵族才有的权力。他们的女儿可以和贵族结亲，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阶层界限。此外，他们还能享受一些司法豁免权，成为特殊公民。而获得特权的代价是：未经许可，不能离开；离开后如不返回，家人会被抓进监狱；再不回来，刺客会尾随而至。逃出控制也许会获得自由，但其他国家未必给更多的钱，而且逃亡太难，所以，只能靠“研发玻璃”打发时间。

▲岛上工匠使用的工具

技术突破

当年搬去玻璃岛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所有作坊和所有工匠。1291年的搬迁决定，让穆拉诺岛成为人类首个“玻璃科技产业园区”。技艺高超的工匠，与世隔绝的孤岛，切磋、协作、改良、竞争高频发生，这里的研发玻璃氛围前无古人、举世无双。

威尼斯玻璃工法的艺术性和技术性，达到了古代社会的极致。工匠们能熟练地调整玻璃色彩，彩色的玻璃结合光的作用，充满了美和神秘。那时正值哥特式教堂大流行，玫瑰花窗成为穆拉诺岛的拳头产品；剧院和宫殿等大型场所对玻璃吊灯的需求也给玻璃岛提供大额订单。他们还用玻璃制作宝石。威尼斯玻璃岛，成为欧洲玻璃奢侈品研发和制造中心。

但所有这些进步，都不如15世纪中期的一次技术升级。1453年5月24日，威尼斯玻璃制造商安杰洛·巴罗维耶（Angelo Barovier）将烧成灰的海藻放进玻璃溶液，制造出水晶玻璃。水晶玻璃最大的优点是透明，有了透明玻璃，世界从此与众不同，它的进一步开发，让人类跳过进化过程，将视觉能力大幅提升。

匠人们发现，如果让玻璃边缘薄中间厚，就有放大的效果。历史学家甚至认为，眼镜是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第一个高科技发明，肉眼的老化缺陷被瞬间修复。

需要补充的是，多数古人并不知道自己老花眼，一是因为人均寿命低，很多人还没到老花眼的年纪就死去了；二是90%以上的人不识字，只有抄写《圣经》接触文字的教士们需要。古登堡印刷机出现后情况大变，人人都有《圣经》，识字率空前提高，眼镜成为大众消费品。

但这只是“透明玻璃”的小试牛刀，跟透明玻璃有关的三个递进发明改变了历史走向。

望远镜。1610年1月，伽利略用改造后的望远镜看到凹凸不平的月表，之后用望远镜观察行星，这是人类用望远镜观测星空的开始。无限大的宏观世界向人类打开，哈勃太空望远镜、中国天眼FAST，都是这个方向的产物。

显微镜。荷兰代尔夫特布料商人列文虎克通过一架显微镜观察精液，进而发现精子，他被称为“原生动物学和细菌学之父”。无限小的微观世界也向人类打开，生命科学、生物医学，都是这个方向的产物。

镜子。穆拉诺岛的工匠，在玻璃后面涂了一层水银，人类可以照镜子了。之前人类只能通过水影、铜镜看到模糊的自己，有了镜子，人类就可以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个人主义才可能产生。文艺复兴最热闹的地方——意大利和荷兰——都是玻璃技术发达的地区。

透明玻璃，给人类打开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但还不足以概括发明的意义。透明玻璃还充当了现代科学实验的工具，科学家通过光学仪器以及各种玻璃工具，看到物质变化和反应的过程，还能通过玻璃温度计测温，极大提升了现代科学的速度。

牛津大学科学史学者罗姆·哈瑞总结了改变人类世界的20个实验，其中16个实验都要靠透明玻璃，比如牛顿用棱镜发现了光谱。

透明玻璃还有一种应用，往往不被注意到，那就是光纤。光纤即玻璃丝，隔热、导电、透光，而且硬度足够强，全球互联网就是依托大洋底下几十条光纤搭建的，也可以说，现代人类是靠玻璃连接成网的。

最近的“玻璃改变世界”的故事，发生在2007年。iPhone发布前6个月，乔布斯依然坚持他的决定：iPhone屏幕不能用塑料，必须用玻璃，而且是很难有划痕的玻璃。他和同事威廉姆斯有了这段对话：

威廉姆斯：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在三四年内，技术可能会发展……

乔布斯：不，不，不。你不明白，6月发货时，它必须是玻璃的。

威廉姆斯：但我们已经测试了当前所有的玻璃，当你摔下它时，它会100%破裂。

乔布斯：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但是6月份发货时，它会是玻璃的。

苹果的工程师和供应商排着队告诉他，玻璃不是现实的方案，乔布斯拒绝相信，他找到康宁玻璃公司CEO温德尔·威克斯（Wendell Weeks）。威克斯告诉他，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开发过一种金刚玻璃（Gorilla Glass），但市场反馈不好，公司只能转型制造液晶。乔布斯要求对方，必须在6个月内生产出这种玻璃，能做多少做多少。威克斯认为，工程挑战太大，公司不可能恢复生产。

乔布斯说了那句著名的话：“别害怕。你可以做到这一点。”6个月后，做到了。这块小小的玻璃屏幕，以及苹果手机开启的移动革命，又让我们看到了怎样的世界？

穆拉诺岛垄断的秘密持续了大约300年，人才流失最终削弱了它的地位。1797年，拿破仑占领了威尼斯，废除了当地的艺术和玻璃行业工会，穆拉诺玻璃业走向衰败。再次复兴是在100多年后。

1866年，威尼斯回归意大利王国，并在1895年举办了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欧洲各地新思想与艺术形式涌入，穆拉诺的玻璃制造业开始复苏。20世纪初，威尼斯玻璃进入百家争鸣的时代，有的重新诠释古老的技艺，有的在传统基础上融入新技法，今天的穆拉诺岛依然是玻璃的圣地。那里有最传统的匠人，以及充分的博物馆记录，还可以看到古埃及时代的玻璃样品。

→冷知识

“透明玻璃”还可以让我们看到时间尽头

在太阳—地球的第二拉格朗日点（150万公里外），有个价值100亿美元的望远镜，叫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韦伯望远镜可以帮助人们看到时间的尽头，确切说是宇宙的起源。

简单来说，宇宙在大爆炸之后不断膨胀，最早期的物质离我们非常远，所以，如果我们能观测到遥远的物质，越遥远越接近宇宙大爆炸的原点，相当于用空间换时间。

为什么其他望远镜不可以？由于“红移”现象，离我们越远的物质会跑得越快，发出的光的光波会变长，往更红的方向偏移，距离足够远、跑得足够快还会变成红外线，普通望远镜无法观测。韦伯望远镜不仅能观测近红外、中红外，还可以“看到”远红外，科学家就有机会看见宇宙中更遥远、更古老的物质。

韦伯望远镜的核心是被分割为18面镜片的主镜，理论上，可以追溯到玻璃岛和透明玻璃。

景德镇瑶里古镇

神奇物质扩张到现在

人类历史上很多发明昙花一现，陶瓷则不同，它是中国人的创造。进入现代社会后，陶瓷不只见于日常生活中的瓷器，还进入建筑业、电力行业，进入飞机、火箭、航天飞机等等。综合一项发明影响的深度、广度和时间长度，造纸术之外我会首推陶瓷。现代社会诞生前，陶瓷是最能体现人类智慧的发明，没有之一；现代社会诞生后，它还在自我演化，谁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演化成什么。陶瓷真的这么厉害吗？景德镇瑶里古镇藏着答案。

瑶里瑶里 陶瓷故里

中国人对瓷器市场的垄断持续了大约800年，根源就可以追溯到瑶里。

瑶里位于安徽、江西交界，瓷都景德镇浮梁县东北方向，距景德镇大约55公里。此地在古代隶属徽州，今隶属景德镇浮梁县。一条瑶河南北方向穿过古镇，周围有黄山和庐山两座名山，鄱阳湖和巢湖两大名湖，南面是油菜花覆盖的婺源。古镇在这里躺了近2000年，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真正的崛起则是近1000年的事。这里被称为“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从唐代开始制造陶瓷。

浮梁是哪里？《琵琶行》有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此浮梁即彼浮梁。

车马满载瓷器，顺着古镇的青石板路运到瑶水码头；瓷器上船进入昌江，由昌江入鄱阳湖，随鄱阳湖北上进入长江。部分瓷器沿大运河北上内销，部分瓷器南下入赣江，翻越梅岭到达珠江水面，然后外销至世界各地。

瑶水码头，高岭土和瓷器漂走的地方

“瑶”是美玉的意思。作为瓷器重镇，“瑶里”本名其实叫“窑里”，这里最多的不是美玉，而是“窑”。当地人发掘出一座南宋时的古窑，总长48.2米，沿着19.5°的缓坡向高处延伸，如龙蛇般趴在山上，这样的磁窑被称为龙窑，就是如今的绕南龙窑遗址。

龙窑的结构设计颇为讲究，是南宋时期的斜坡式龙窑，总长48.2米，宽2米，窑壁大约0.3米厚，残窑平均0.95米高，呈19.5°倾斜，分为火膛、窑床和烟口三部分，底部用碎石块铺就，面积达350平方米。

南宋时期的斜坡式龙窑

龙窑的特点是长。长，可以增加窑的容积，一次能烧制更多的瓷器。斜度有烟囱的效果，通常“龙身”设有排烟孔，可以调节窑内温度，龙尾处则有高耸的烟囱，让排烟效果达到最好。整体设计的指向都是最大限度保证能源利用效率。

据说，这样一口窑，一次能烧制几万件瓷器。当地乡民告诉我，修建205省道时，挖地基的时候随时可以遇到古窑址，可以想象当年瑶里是怎样一个烟火小镇。

相关的描述还被传教士记录下来。18世纪，欧洲传教士来到景德镇，文字记录描述，一到夜晚，“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同样的场景欧洲人要到工业革命时才会看到。这位传教士叫殷弘绪，从1712年到1722年，在景德镇待了将近10年，留下大量一手资料。不过，他来景德镇可不只是传福音，更重要的工作是探索瓷器的秘密，准确地说是商业间谍。

瓷器对欧洲的吸引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瓷器贸易是在大航海之后开始的。在这之前，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瓷器贸易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但瓷器对运输要求较高，很难传入欧洲。大航海时代来临，海上运输让瓷器开始进入欧洲人的视野。

根据史料记载，欧洲人看到的瓷器，比纸还薄，比奶还白：“比最坚硬的石器还结实，用汤匙敲击还有铃声般清脆的声音，不容易剥落、掉屑、磨损，还耐高温、不褪色。举起瓷器对着光，还是半透明的。”

质感征服了欧洲人，他们甚至认为瓷器应该来自某种石头。

我们在代尔夫特旅行时，已经描述了青花瓷在欧洲火爆的程度，瓷器贸易是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的支柱之一。我再补充一个例子，1745年，瑞典一艘商船在离港口不到一公里处沉没，其他商品都变成废物，只剩一些瓷器。而商人变卖瓷器的收入就能支付两年远航成本，还让投资人获得14%的利润。如此庞大的利益，欧洲人自然想自己生产。但技术呢？

技术优势

殷弘绪来到中国之前，青花瓷在欧洲已火爆了100多年，技术却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只有景德镇才能出产顶级的青花瓷。景德镇究竟是怎样的所在？中国人到底掌握着什么魔法？殷弘绪冒险进入中国瓷器核心地带。

他看到了当地人使用水力的过程，中国人“顶端固定有以铁皮加固的带石块的杠杆，把它（瓷石粉）捣成微细粉末。这种杠杆可用人力或水力不停顿地操作，其操作方式与磨纸机上的捣槌的操作方式无异”。

工作中的捣槌

瑶里的绕南龙窑遗址，如今还能看到正在工作的水车和水碓。当地人通过修建水坝，让水形成势能，势能带动水车，水车转动木轴，木轴带动水碓，水碓起起落落，瓷石粉碎成土。

但瓷器最关键的秘密并不是机械，而是它的原料。原料的核心是“高岭土”，有了高岭土瓷器才能变得更白、更细、更结实。殷弘绪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获取高岭土的秘密。

高岭土产地是瑶里的高岭村高岭山，有一句形容“青山浮白雪”，不是说这里冬天会下雪，是说山上堆积着几百年前人们挖矿、洗矿剩下的尾砂，覆盖在山坡上，犹如白雪。采矿遗址分布在方圆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几十处采掘矿洞、淘洗设施和尾砂堆积物，可以想象，矿工长年累月地采矿背砂，采出的高岭土被运到浮梁古码头，再运到景德镇或瑶里的瓷器“工厂”。

当地人在高岭山原址建有遗址公园，“白雪”已无法看见，上面覆盖着浓密的树林，以及追着客人赶都赶不走的蚊子。当年这个白雪的世界地位有多高？如果说中国是“瓷器国”，景德镇就是国都，瑶里就是皇宫，高岭村就是皇帝的寝室。

高岭村可能是中国最出名的村子。1860年，德国地理和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丝绸之路的命名者）来当地考察，之后就有了全世界通用的黏土矿物学专有名词“kaolin”，中文名即“高岭土”，以村子的名字命名。

有了高岭土不等于有了瓷器。瓷器的原料是普通瓷土和高岭土的混合，混合后的新材料才能让瓷器的白度和硬度达到最优。匠人们比喻，高岭土是骨，瓷土是肉，骨肉之间的比例就是“二元配方”。有了二元配方，人类瓷器史进入青花瓷时代，景德镇在瓷器史上的地位更无法动摇。

按照殷弘绪的记录，他发现了高岭土，就发现了二元配方的秘密：瓷用原料是由白子<1>和高岭土合成。制作细瓷（高档瓷）需要将高岭土和白子1∶1等量搭配，做中等瓷配比为4∶6，最小配比为1∶3。殷弘绪不但记录了数据，还记录了生产过程、原料配比、温度调控、上釉技术、分工协作，就像一部文字书写的纪录片。

中国人800年的瓷器秘密变成两万字的书信寄回欧洲，如同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基于材料认知的升级，借助现代科技力量，欧洲各国经过反复试验，相继重新“发明”了瓷器。但中国瓷器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瓷器领域又延续了100多年的统治。为什么中国瓷器没有立即倒下？

技术难题

瓷器的技术是什么？了解瓷器的人会知道，陶和瓷其实是不同的物质，所用材料和烧制温度都不同。瓷器需要1200℃以上高温烧制，而陶器只需要800℃的高温。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有能力制造陶器，但只有中国能进入瓷器阶段。

陶器有15%的气孔率，吸水；而瓷器的气孔率通常小于3%，不吸水，因为高温让更多原子参与化学反应，形成了玻璃相物质，这种物质填充了几乎所有缝隙，同时表面施釉，又加了一层保护。

通常认为，中国人发明瓷器是因为同时具备高温能力、上釉技术和高岭土原料，其他文明只有一种或两种。事实上要复杂很多。

说中国人垄断瓷器技术800年并不准确，在这期间，日本、韩国乃至欧洲，都能独立制造瓷器。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人不仅掌握瓷器技术，而且引领瓷器技术，并与竞争者形成技术上的代际差。这里的“技术”既包括制造技术，还包括规模和成本的控制技术，这些让中国瓷器既有质量优势，又有价格优势，“垄断”的其实是市场，而且这个过程超过800年。

拿温度控制来说，今天我们知道，1200℃以上的高温才能烧制出瓷器，但工匠怎么知道温度达到了1200℃？又怎么能让炉温始终保持在1200℃以上？不同的瓷器还需要不同的温度，没有温度计，又怎么对温度进行精准控制？也许20℃的温差就对应着完全不同的瓷器。

瓷器制作中有一个工种叫“把桩师傅”，他们判断温度的方法大致有三种：

一是火焰法。简单来说，火焰的颜色不同，对应的温度也不同，红色火焰大约600℃，暗红色大约700℃，樱桃红大约1000℃，白色大约1400℃。把桩师傅不需要知道数据，通过火焰颜色就能确定温度是否合适。龙窑上有专门的孔洞，就是把桩师傅用来观察火焰用的。

二是痰跳法。向窑内放一块瓷片，需要测温的时候，就拿出来向上面吐痰，通过痰珠儿跳动的高度判断温度，高度和温度成正比。为什么是痰而不是水？因为水珠在汽化过程中不会跳动，痰珠儿则不同。还有一个原因，水的温度不够稳定，而痰来自人体，温度基本恒定。

三是对比法。在观察口放一块瓷片，隔段时间测试它的颜色和硬度，以此来判断炉温。

据说，优秀的把桩师傅对温度的判断，误差不超过20℃。明代烧制的青花釉里红，可以让温度保持在大约1345℃~1355℃之间，在这个区间之外，就烧不出上等的釉里红。

光是判断温度还远远不够。判断温度的目的是为控制温度，方法也有三种。

一是通过调整木柴数量以及木柴干湿度影响温度，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二是利用鼓风机，通过控制窑内空气（氧气）的浓度来影响温度。三是通过对窑内能量分布的总结，将不同瓷坯放在不同位置，哪些位置适合产出上等瓷器，哪些位置不适合，绝不能搞错。

烧制过程中，要考虑所有这些变量，还要随时调整，保持变量的精确以及变量间关系稳定，一不留神就会功亏一篑。所以，烧制之前，大家会焚香祷告，每次成功都要感谢上天。

怎么让瓷器“薄如纸”？这也是非常艰难的实验过程。师傅们要平衡薄和硬的关系，稍有不慎就会变形，材料缺陷也会放大，必须对瓷土做精细加工，同时调整二元配方，控制釉料和温度，因为温度变化又会使得木柴数量、烧制时间、空气流动、窑内位置等跟着改变。

数学告诉我们，每增加一个变量，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成倍降低。说来容易，所有经验的获得都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实验。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方法进入中国前，景德镇的工匠们已经用同一种方法工作了1000多年。

为实验提供成本的是王朝政府。皇帝想要某种瓷器，就会不惜成本地投入，甚至全国工匠同时做实验，直到烧出理想的瓷器。据说，宋徽宗有一天梦到电闪雷鸣后云开雾散，那一刻天空的颜色定格在艺术家皇帝的脑海里，醒来就要求天下瓷窑烧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瓷器，伴随而来的必然是大量的实验。

宋徽宗的故事无法考证，但北宋汝窑的创新是真实的，甚至是在失败中创新。比如开片的出现，据推测应该是某次失误导致釉表开裂，但纵横交织的裂纹，竟有了禅意的美感。工匠们便把偶然的失误变成稳定的成功。

翻开瓷器史，历朝历代都有重大突破。唐代是唐三彩，对釉彩的运用实现突破。宋代是青瓷时代，所谓“五大名窑”就是宋代的产物，激烈的竞争由此开始，景德镇也在宋代崛起，推出一批爆品，如“青瓷”和“白瓷”。元代，景德镇瓷器技术达到巅峰，核心产品就是青花瓷。

在任何时代，一款产品能风靡全球，要么原料稀缺，要么技术高难，总之要保持极高的门槛，这是古今不变的原理。如果说其他文明无法同时具备高温能力、上釉技术和高岭土原料，青花瓷却在此基础上，同时突破白瓷、透明釉和青花颜料三大难关，其他窑口只能攻克其中一到两项。

所以，以青花瓷为代表的中国瓷器获得的不仅是审美的成功，还是核心技术的成功。明代，景德镇瓷器已经能对国内同行构成降维打击，中国瓷器技术史的主线被景德镇延续。

这里还要交代的一个问题是，外销瓷器某种程度上是皇家需求的外溢，最上等的瓷器是不用于外销的。皇帝们的爱好千奇百怪，倒逼工匠也要加大研发力度，比如斗彩，多种颜色同时出现，乾隆年间瓷器甚至可以使用15种釉彩。怎么保证颜色不会失控？方法是二次入窑法，先在高温中烧制瓷胎，烧成后画上各种颜色，再用低温烧制即可完成。

占领世界市场

器型可大可小，颜色可多可少，瓷器能表达的所有可能性在当年几乎都是稳定可控的。明代，中国瓷器制造已经形成规模、利润、技术研发的正循环。史料记载，明朝永乐年间，景德镇官窑场就有58所，每天都有上万工人劳动，宣德皇帝曾经一次性要求景德镇烧制443500件瓷器。

大航海出现，欧洲人的胃口更大，瓷器支撑起了庞大的海外贸易。通常认为，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走向封闭，事实并非这么简单。中国既是大航海的目标，还是全球贸易的中心。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总结了1500年后的全球经济联系。他认为，大航海之后300多年里，亚洲是全球经济中心，而中国是亚洲经济中心，2/3的全球贸易与中国有关。最直接的体现是白银，按书中数据，大航海期间，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几处大银矿，成为暴发户。中国同样是受益者，1/3的白银用于购买中国货。

乾隆年间，拿固定饷银的八旗子弟陷入贫困，原因之一是大量外贸白银流入，导致通货膨胀，手里的钱不值钱了。由此，一些“聪明人”发明了“碰瓷”，即拿着“名贵”瓷器上街晃悠，瞅准机会，故意让行驶的马车不小心“碰”他们一下，手中瓷器旋即落地摔碎，自然而然索要赔偿。

过程大致是这样的：西班牙商船航行到美洲，装上白银后跨越太平洋进入亚洲，把白银留在中国，再装上中国货物回到欧洲。货物包括丝绸和茶叶，而压舱底的就是瓷器。葡萄牙国王甚至要求，所有从东方返回的商船，1/3的运量要留给瓷器。

大航海之后，欧洲进口了大约两亿件中国瓷器，帮助中国成为全球白银“黑洞”。白银给中国提供了稳定的货币，支持了工商业发展，客观上帮助“资本主义萌芽”诞生。

而在欧洲，西班牙人的白银流入更擅长贸易的荷兰和英国人手里，大量白银又被两国运到中国，购买更多中国货。

有一种说法认为，明清战乱之际，日本瓷器占据了高端瓷器市场，伊万里瓷就是当年的品牌，融合了本土文化，并在设计和审美上迎合了欧洲人。真实的情况是，这段时间很短暂，清政府收复台湾后，第二年（1684年）即解除海禁，景德镇工匠们快速恢复生产，大量制造“中国伊万里”瓷，不仅设计出新，价格还远低于日本，重新占据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档案认为日本瓷器“贵得无法接受”。

中国瓷器制造的巅峰和低谷，与政局高度相关。明清战乱给日本瓷器崛起机会，中国恢复秩序又迅速收回市场。明清的海禁打击了瓷器产业，一旦开禁又回重新回到巅峰，哪怕最后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瓷器业依然坚挺几十年。

大规模协作

如果说制造技术为中国瓷器建立了壁垒，在组织协作上，中国瓷器业依然是领先者。明清时代已经能出现了极其细致的分工，作坊之间构成完整的工业流水线。有的负责做坯，有的负责青花，有的负责上釉，有的负责烧窑，一件瓷器可能涉及十几甚至几十道工序。《天工开物》记载明代景德镇：“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意思是，一件瓷器要经过七十二个工匠，“七十二道工序”的说法由此而来。但“七十二”也只是个形容词，事实上要多得多。

涂睿明先生在《捡来的瓷器史》中记载，当地连用来精修成形（利坯）的铁制刀，都有专门的作坊来生产，而这个作坊是从铁匠作坊中分离出来的。很多工匠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画山水的不画花鸟，画纹样的不画人物。涂睿明说，如果一件青花瓷瓶，上下有连续纹样，主体是人物，又以园林花鸟做配景，仅仅是青花的彩绘，就可能需要四个画师。

景德镇瓷器分工协作颗粒之细密，产业之完整，是工业革命前人类制造技术的巅峰。强大的制造能力可以承接任何挑战，全球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各国国王、贵族们自己设计的器型和画面，景德镇工匠都能接受挑战，把设计变成产品，再反过来刺激技术迭代。

规模和弹性本来是矛盾的，而既有规模又有弹性，就会成为瓷器领域的世界工厂，而这个特点还可以联想到今天的中国制造。

国家广告

换个角度看，大批瓷器的外销让古代中国拥有了超级媒体。活字印刷大规模应用之前，可能没有任何媒体能和瓷器相媲美，它让中国文化软实力登上几千年的顶峰。

距离是能产生美的。以前，我们看到欧洲的城堡，就会想到王子和公主。中国瓷器为欧洲人提供了同样的心理代入。《马可·波罗游记》本来就把东方想象推到高峰，他们眼里的中国遍地黄金、人民富足、皇帝贤明，在望远镜发明之前，中国可能比月球还神秘美好。月球毕竟还能看到，而当时除了马可·波罗，几乎没有欧洲人见过中国。

有了瓷器就不同了，瓷器上有大量东方信息：河畔的柳树，垂钓的蓑翁，巍峨的宝塔，水边的楼阁，喝茶会客、阅读作画、小桥流水，山川、河流、建筑、城市，象征着长寿的仙鹤和松树，祝福学业的牡丹和公鸡……瓷器上的这些中国元素让欧洲人大脑中勾勒出一个有品质、有品位、有秩序，神秘、古老、繁荣的东方帝国。

有钱人会把瓷器里的中国生活落到现实——布置中式书房，用中国瓷器，喝中国茶，做中式家具，摆满青花瓷器。几百年里，瓷器就是china，China（中国）就是瓷器。如果有机会参观雨果故居，你会觉得就像进了中国地主老财的家。

欧洲商人们甚至根据东方想象编织东方故事。据说中国有个叫康茜的女孩，她和家里的管家相爱，女孩爸爸赶走了管家，将女儿嫁给一位贵族。婚礼当天，管家混进现场，趁着客人喝醉之际，带着康茜私奔，隐居到一座岛上，几年后被发现了。当女孩的未婚夫带人来抓他们的时候，二人选择自杀殉情。上天被他们的爱情感动，把他们变成一对鸽子，从此之后，自由自在，海阔天空。这个故事一度很有名，还被搬上了瓷器，既让瓷器热销，故事本身也变得更有名。

明代之后，景德镇依然是瓷器之都，而瑶里却逐渐衰落，成为单纯的原料产地。到了清代，高岭土矿藏采掘殆尽，之后引进的现代交通设施也远离瑶里，让当地一度不为外人所知，也因此保留了相对的原生态。

瑶里、浮梁、景德镇开启的瓷器新时代，余波一直延续至今，瓷器已经高浓度渗入人类的生活。

瓷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烤瓷牙。如果有机会参观钢铁厂，注意车床上用来削钢铁的刀子，一般是瓷制，这是利用其坚硬的特点。

瓷成为保护身体的一部分，防弹衣。英国军方曾给清华大学发感谢信，表扬他们提供的防弹衣——其外衣就是瓷片，利用瓷片易碎的特点。装甲车、坦克，甚至作战指挥部、掩体也会运用陶瓷材料。

瓷成为人造飞行物的一部分，飞机、火箭、航天飞机也离不开陶瓷隔热材料，利用的是瓷器耐高温的特点。飞机发动机启动时内部会形成2000℃高温，而多数金属到1000℃就已变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人类研发出了能承受3000℃高温的陶瓷。电脑的CPU（中央处理器）也有陶瓷零件，利用的是瓷绝缘的特点。

总之，中国人发明的这种伟大物质，在文明征程中还在不断演化，谁也不知道还会变成什么样子。

18世纪初，瓷器迷奥古斯都二世决定自己造瓷器。德国麦森城堡里的技术团队是这样工作的：首先测算高岭土里矿物质的比例，然后不断调整这个比例，同时调整烧制的炉温，效果不好就重新调整数据。终于，他们在1708年1月15日炼出了一个“半透明、奶白色”的瓷罐子。

麦森方法的核心是实验+定量分析。靠着科学的方法，欧洲人对瓷器完成了二次发明，之后实现了瓷器技术的反超。按照这个方法，想搞创新的话很简单，重新设定原料配比和温度数据，做实验就可以了。这套方法还可以保留精确的数据，产品就有了稳定的质量。

今天参观麦森的瓷器博物馆，不仅能看到瓷器制作的完整过程，如果你喜欢几百年前的某款瓷器，工厂还能迅速找到当年的模具、图案底稿和原始数据，很快就能烧出一模一样的瓷器。

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

现代金融体系从股票交易开始

很少炒股的人往往也了解股票对经济和生活意味着什么。“有限责任公司”是英国人的发明，在这之后，开公司不用承担无限责任，“公司”史掀开新的一页，而荷兰人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进一步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了股票定期交易制度。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就诞生在阿姆斯特丹的水坝广场，在这里，现代世界的金融体系得以起步，并逐渐搭建起来。这一次，我们的目的地是荷兰阿姆斯特丹。

水坝广场

从中央火车站出发，沿达姆拉克大街步行5分钟就到了水坝广场，通过名字就能猜到，这个广场与海水有关。这就要说到荷兰的两个标志，低地和风车。它们是孪生兄弟，大约13世纪时，捕鱼的荷兰先民在这里定居，为了获得土地，采取了和中国太湖流域先民类似的方法——中国人溇港圩田，荷兰人围海造田。造田就需要把海水排出，这才有了大风车，借助风力抽干海水。荷兰人的围海造田工程一直坚持到现代社会，高潮是20世纪的三角洲工程，他们在海边建起2400公里的大堤，把整个国家围了起来，荷兰人常说：“上帝创造了荷兰人。荷兰人创造了荷兰。”

水坝广场是大叙事中的小故事，可以追溯到1270年。荷兰人在阿姆斯特尔河上修了一座大坝，随着周围的人聚集起来，这里发展出一个广场；围绕着水坝广场，有了阿姆斯特丹这座城市；又以城市为中心，发展出了荷兰这个国家。“阿姆斯特丹”的意思是“阿姆斯特尔河上的大坝”。

水坝广场并不算大，西侧是荷兰的王宫，紧邻王宫的北侧是新教堂，南侧是杜莎夫人蜡像馆。广场上常有吹泡泡的小女孩、搞怪的街头艺人、被游客喂得发胖的鸽子，一切都是那么轻松愉快。而在文明地标意义上，这里曾经是庄重的存在。当年，水坝广场南面有一座建筑，是人类的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建立于1609年。200多年后，因为破旧，在广场不远处的达姆拉克街上建了一座红砖建筑，作为股票交易所的替代。现在这里已不承担交易功能，改做展览和会议。

欧洲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两个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一个在英国，一个在荷兰，后者比前者晚出生两年。我们在“组织”主题的旅行中，探索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人发明的“有限责任”制度不但能吸引大量投资，而且降低了投资风险，解除了投资人的后顾之忧，至少股东不用因为公司赔钱而坐牢。荷兰人在英国人“有限责任”的基础上，进行了三大制度创新——公开募资、股票交易和现代银行。这三个制度创新，是这个小小的国家对现代世界的最大贡献。三个制度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现代金融体系。

荷兰人的三个金融创新

第一个创新是公开发行股票。荷兰人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IPO（公开募资）。和英国人不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东由上流阶层构成，早期只有两百多个股东，主要是伯爵、骑士、议员；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是公开发行，不分阶级贵贱，只要手里有点钱，任何人都可以购买公司的原始股票。根据文献记载，连市长的女仆也成为小股东。

这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常识不同。今天，我们随便开个账户就可以炒股，但“从零到一”是最为关键也最为艰难的，没有先例，人们就不会这样设计。因此，有限责任公司是伟大的发明，公开募资制度同样是伟大的发明。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筹集了72000英镑，而荷兰人一次筹集的资金差不多是英国人的十倍，募资效率要高得多。

筹到这么多钱，看上去财大气粗，可以大展宏图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短短五年里，每年都向海外派出50支商船队，一下就超过了老霸主西班牙和葡萄牙。但公司在刚开始的十年没给股东们派发任何利息，因为要造更多的船、更多的房子，赚到的钱都要用于扩大再生产。今天的我们很容易理解，我们投资一家公司，是看好它的未来，有谁炒股是为了那点股息呢？

但当时约定俗成的是，股东投资看重的是股息，而且荷兰东印度公司有众多小股东，都不是不等钱用的富人。这么多年不分红不付利息，股东们能答应吗？解决方案就藏在我们要探访的地标里，也就是我说的第二个创新——荷兰人不仅公开募到资，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流转体制。1609年，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水坝广场建立，有了交易所，股东手里的股票就可以自由买卖，随时换取现金。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世界上最早的股票交易所

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脑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股东，也可以随时放弃股东身份，公司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得以分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资本实现了自由流动。水坝广场当年的交易所已经荡然无存，但当时这个交易所已经有模有样，不但有固定交易席位，还有超过1000个股票经纪人。荷兰成了欧洲最活跃的交易市场，参与交易的不仅是荷兰人，还有许多外国人。

交易所每天只开放几个小时，但跟我们今天熟悉的股票买卖不一样。当年的交易所关闭之后，并不意味着收盘，人们依然希望能够即时买卖，于是人们挪到广场上继续交易，交易经常持续到晚上，只是又换了地点，比如到达姆拉克大街的旅馆里。

这个过程中，荷兰人发明了一系列“玩法”。证券交易所开业第一年，有一名商人认为公司股价被高估，于是借其他人的股票卖出去。果然，一年后股票价格下跌12%，商人再低价买回股票还给了债权人，因此收获颇丰。这就是资本市场“做空”的由来。

有人还故意散布类似船队遇到风暴的消息，于是投资者竞相抛售股票，导致股价下跌，散布消息的人便低价买进。事后人们发现风暴其实不存在，股价迅速回升，散布消息的人借机卖出，赚取巨额差价，用今天的话叫“洗盘”。

1636—1637年冬季，荷兰金融市场出现严重泡沫，即“郁金香”危机，人们把郁金香炒到极高价格。有个水手误把郁金香球茎当作洋葱，商家描述说：“他正在吃一顿早餐，费用能让整艘船的船员吃上12个月。”

现代资本市场的做空、做多、洗盘、对敲、坐庄……就是400多年前水坝广场上的荷兰人开发的“游戏”。

“游戏”让人上瘾。一方面，这些游戏威胁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当局开始监管，为上市公司制定规则，现代证券市场的强制披露、禁止内幕交易等，就是从水坝广场演变而来的。监管制度建立起来后，投资者只要信任交易所，就可以依据有限的信息判断是否值得投资，客观上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随着欧洲各地投资人涌向阿姆斯特丹，仅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能满足需求，需要更多的投资产品，后来又有了荷兰西印度公司。但数量还是不够，不得不开发新的投资产品，各国政府便开始在荷兰发行国债，有政府信用做背书，尤其受到投资人喜爱。英国、法国、俄国政府，都有在这里发国债的融资案例。

投资产品和投资数额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当大批投资客带着钱涌进荷兰时，又产生新的问题——这些钱来自不同国家，而且主要是金属货币，股票交易额往往较大，随身携带既不安全也不方便。还有一个麻烦是，不同币种之间应该怎么交易？荷兰人做了第三个创新——现代银行诞生了。

精明的荷兰人在1609年成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当商人把金属货币存进银行时，银行会进行称重和检测，再依照货币的重量和成色，给商人发银行券，这意味着建立银行券和不同金属货币之间的兑换价格。标准一旦出现，不同货币之间就能自由兑换。

投资人为什么会相信荷兰的银行？荷兰人有强大的信用传统。举个例子，荷兰商业冒险历史上有一位叫巴伦支的船长，为了找到穿越北冰洋通往中国的航线，1596年5月10日，他带领船队出发，被困在北极圈9个月，其中有3个月没看到太阳，达到-40℃，但荷兰人始终没有动船上客户的衣物和药品，巴伦支船长再也没有回来。

为了纪念他，那片海被命名为巴伦支海。荷兰人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他们常常告诉孩子们：“荷兰之所以还是荷兰，是因为祖先照顾好了自己的生意。”支持荷兰人取得商业奇迹的，除了冒险精神，还包括坚守信用。

各国投资者来到阿姆斯特丹，他们最看重的也是荷兰人讲信用。为了保证投资安全，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出台法律，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银行的交易自由。甚至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作战的时候，西班牙客户依然可以在荷兰银行存款，从荷兰银行贷款，交易行为严格受到法律保护，荷兰政府也无权干涉。

高水平的服务和信誉帮助阿姆斯特丹成为全欧洲的货币存储和兑换中心、清算中心、贵金属贸易中心。这些中心组合到一起，成就了阿姆斯特丹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海上第一强国的诞生

公开募资、股票交易、现代银行，三大制度创新搭建的现代金融体系给荷兰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和国力的强盛。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上万艘商船，挂着三色旗的荷兰帆船跨越几万里海疆，到亚洲、非洲、美洲做生意，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公司分支机构有15000个，控制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一半。

荷兰商人在世界各地做贸易，免不了和陌生人吃饭，而双方很可能不会再见，谁请客都不合适，于是发明了各自付费的模式，英文是go Dutch，即“做一回荷兰人”。

所以，这套体系成就的不光是一家公司，也让只有150万人口的荷兰，把商业触角伸到几乎全世界每个角落。荷兰东印度公司在200年里，平均每年派发的股息高达18%，这在当年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当时欧洲绝大多数地区还处于农业时代，经济增长率不到1%。

更重要的是，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之前，海上霸主西班牙、葡萄牙主要依靠暴力掠夺累积财富。而荷兰人把证券交易所、银行、信用和有限责任公司，组装成一个有机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个系统支撑着庞大的船队、军队和贸易，助荷兰成为新的海上第一强国。进而，荷兰人的系统被各国复制，最终被全世界接受，构成世界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

17世纪，荷兰人意图打开明朝的国门。明朝政府启用商人郑芝龙。郑芝龙同样熟悉海洋，他用从荷兰购买的军舰击败了荷兰人，成功跻身东亚海上霸主。他的儿子就是民族英雄郑成功。

现代金融体系的能量甚至影响到清朝版图。太平天国起义刚刚结束时，清政府派左宗棠收复新疆。但清政府没有钱，最后以海关关税作抵押，向英国汇丰银行贷款；汇丰银行并没有动用储户存款，而是变成在伦敦金融市场发行的债券。几万里之外，中国西部边疆的一场战争，背后也有现代金融体系的力量。

现代金融体系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人类最大的反作用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可能进入动荡。周期性的危机被认为是一个顽症，最典型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欧美各国经济崩塌，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条件和土壤。但我们却无法摆脱这个体系，一个国家一旦被系统抛弃，意味着成为国际弃儿，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替，国运变为噩运。

→冷知识

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是海盗

除了从事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有一个角色是“海盗”，尤其是在公司发展初期。当年的海上霸主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船上的香料、瓷器、白银、奴隶代表着巨额的利润，荷兰人依靠武力摧毁了他们的海上霸权。

神奇的是，海洋法居然在这个过程中诞生。因为抢劫的货物要卖出去，这就要寻找法律依据。我们前面提到，荷兰人格劳秀斯为论证一次抢劫的合法性，提出公海自由航行，被誉为海洋法的鼻祖。后来的霸主发现，如果大家都不抢劫，有安全的公海航行，自己反而是最大受益者，于是英国人组织海军，肃清贸易路线上的海盗，维护海洋航行安全。

由此我们发现，海洋贸易规则建立之初和正义与非正义无关，和道德判断也无关。规则和创新经常是中性的，甚至能找出非正义的影子，更需要关注的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改变。

格林尼治天文台

时间观念是现代协作的必需

思想和方法论的一系列转型，帮助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我们用时间来划分，而“时间”本身就是一个体系。现代时间体系，也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像空气一样在我们身边，把我们编织进“牢笼”，拆不掉、逃不脱。这次去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可以帮助我们读懂现代时间体系。如果时间是牢笼，我们可以认识它，不被它束缚，甚至更好地驾驭它。

时间颗粒精确到分秒

格林尼治天文台在伦敦东南近郊，如果用无人机从高空航拍，会看到泰晤士河蜿蜒地穿过城市，其中有一段河道呈明显的U字形，U字的底部就是格林尼治公园。天文台位于公园的小山坡上，地势比较高，站在这里，低头会看到泰晤士河的河水，抬头隐约看得到远处的摩天大楼群，那里是伦敦的金融中心。

天文台建筑体量不算大，有点像乡间小别墅，这里有三个藏品值得重点关注：哈里森的航海钟、时间球和本初子午线。它们分别象征现代时间体系的三个维度：精确计时、精准守时和标准时间。

精确计时，最早是大航海提出的刚性需求。今天我们拿着一部手机，就能给自己做精准定位，但在没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年代，一条船如果不知道所在位置，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乡间别墅般的格林尼治天文台

1707年，英国海军的一支舰队击败法国海军，回程进入英吉利海峡时，因算错经度，加上一场大雾，误入一片充满暗礁的群岛，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多名水手遇难。家门口出现的惨剧让英国政府意识到，必须找到确定经度的有效方法。国会甚至通过一个《经度法案》，成立了“经度委员会”，连牛顿都被请入委员会。政府还悬赏2万英镑，征集精准计时的时钟。

海难发生之前，曾有人提醒上级说船只迷路了，结果因为“越级”反映问题被当场处死。后来船长被海浪冲到岸边，一位女士发现他衣着光鲜，手指上有个绿宝石戒指，于是将他杀死。女士临终前跟牧师忏悔，这件事才真相大白。

用时钟确定地理位置的原理，可以理解为用时间证明空间。逻辑并不复杂，航船出发前带上一个航海钟，并把航海钟的时间调整为出发地伦敦的时间，伦敦的时间就被带到船上。航船出海后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可以通过观察太阳的位置，确定所在地的时间。比如，太阳在天空正中，表示当地时间是中午12点，地球表面按经度划分为24个时区，如果知道当地的时间，再和航海钟时间对比，通过计算两者之差，就能知道自己所在的时区，也就是地理位置了。

纬度怎么判断？早期，船长会根据季节，结合当天太阳的高度来判断。长期看太阳，很多船长视力受损成为独眼龙。海盗题材电影里的独眼龙船长，并不是打架导致的。

原理是清晰的，难的是，计时精准的航海钟在哪里？当时欧洲流行的是摆钟，摆钟的问题是不够精准，即使在平稳的陆地上，每天也会产生几分钟的误差，带到海上误差可能更大。而海上航行以月为单位，哪怕每天产生5分钟误差，半个月后误差就超过1小时，对应的地理位置会偏出一个时区，相当于把北京当作东京，这样的钟表将导致灾难，根本无法在海上使用。

当年西班牙人就想攻克这个难题，伽利略也参与过“竞标”，最终都失败了，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星空，通过观察星星位置变化来确定时间。

这一次，英国政府愿意拿出两万英镑征集解决方案，按购买力来计算，两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美金。重赏之下，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相关研究中，而最终获得这笔奖金的是一位钟表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

格林尼治天文台收藏着各种类型的钟表。随着年代不同，我们会发现表盘上的时间刻度越来越精细。早期的钟表只有时针，到1550年前后增加了分针，1760年之后则出现了秒针。

在所有钟表里，最应该关注的就是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制作的航海钟。1760年，哈里森造出第四代航海钟（H4），表上有时针、分针、秒针，做到了当年最极致的精准，解决了航海的时间难题。哈里森能完成任务，在于他不只是普通钟表匠。

约翰·哈里森制作的航海钟

哈里森曾经获得剑桥大学一位教授的“自然哲学”讲义，他不但给讲义做了注释，还能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份讲义涉及受力分析、牛顿定律、杠杆原理等力学基础知识。也就是说，哈里森制作钟表不是基于经验，而是基于对力学原理的理解。

他不再使用钟摆，而是引入弹簧摆轮，精确度迅速得到提升。他还发现，传统钟摆之所以不够准确，是因为热胀冷缩会导致钟摆的长度发生变化，如果变长，时钟会越走越慢，反之会越走远快。所以，他要解决热胀冷缩对精准度的影响。

基于对物理定律以及材料知识的理解，加上反复试验，作为一个机械钟，第四代航海钟在跨越大西洋前往牙买加的81天航程中，总共慢了5秒钟。

这个成就在今天看来平常不过，放到历史进程中却有特别的意义。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工作已经镶嵌入现代科学的知识网络。

有趣的是，哈里森的成功在于理解了牛顿力学，而创造牛顿力学的牛顿，其实并不看好“通过改善钟表质量达到目标”的想法。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普遍由教堂钟声担任公共报时器。起初，大钟每小时报时一次，后来渐渐精确到一刻钟，即15分钟报时一次。那时，不但是时间的切分颗粒比较大，而且误差也很大。哈里森的工作大大提高了人类计时的精确度。

我们也不要忽略天文台那栋八角形建筑的屋顶，上面有个红色圆球，圆球的直径在1.5米左右。这个圆球从1833年开始悬挂在这里，每天12∶55准时升起，13点又准时落下，上升下落的时间非常精确。

19世纪英国航海家出发前，都要来天文台跟这个红球对表。他们对表的目的，就是为了计算自己航行中的经度，避免迷航。

人们是怎么被装进“时间牢笼”的

人类获得精确计时能力后，精准守时的时代来临了。在农业时代，多数时候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需要精确计时，也不需精准守时。日常生活中的时间表达，往往是“鸡叫了该起床了”“晌午下地干活”“晚上来我家吃饭”。这是相当模糊的时间表达，时间误差可能不止1个小时。

随着工业时代到来，守时标准大大提高。不光是扬帆远航的航海家，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工作也被裹挟进来。其中现代工厂的分工协作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1769年，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诞生在英国人韦奇伍德开办的陶瓷工厂里。他把原来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工艺，分解成几十道工序，所有人必须按照固定节奏配合工作。哪个环节慢了都会影响下一个环节，甚至整条生产线都可能停下。所以，工业流水线必须严格遵守更为精准的时间表，才能实现高效率协作。

除了工厂制度的影响，公共交通也不容忽视。1825年英国铺设了全球第一条铁路，1863年伦敦有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有了列车就要有列车时刻表。渐渐地，人们普遍接受了日常生活也要遵守精准时间的习惯。

现代时间观念的推广也跟制表业的崛起有关。亚当·斯密在1776年首版的《国富论》里写道：“上世纪中叶，一只手表要价20镑，放到现在约值20先令。”

20先令约合一英镑，是先前价格的1/20。到了1831年，达尔文环球考察的小猎犬号就带了20多个航海钟，说明价格已经不是问题。大幅度降价带来了钟表的普及。计时和守时都有了更方便廉价的工具。

制表工艺的提高和社会分工协作让人们的时间观念发生转变，从传统社会模糊的自然时间，变成由时针、分针甚至是秒针规定的现代工业时间。今天，我们还会用有没有“时间观念”来评价一个人，如果他遵守现代时间体系，意味着他是自律、职业甚至受人尊重的人。

格林尼治时间通行全球的理由

最后，我们的目光可以落在本初子午线，它决定了全球各地的标准时。人类为什么要有统一的标准？为什么格林尼治的这条经线，能成为标准？

我们可以展开想象，如果有人送我们一块手表，在没有机会跟标准时间对表的情况下，怎么使用这块表？和航海家一样，看太阳，找出一天中的正午时刻，把刻度拨到12点，然后上弦。19世纪中期，美国各地都是根据当地太阳正午的位置，确定当地时间。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地球自转导致东西方向各地的正午时间有先有后，这就意味着各地时间不统一，时间不统一就会出大事故。

1853年，美国发生一起严重的列车相撞事故，死了14人。原因是两列火车的工程师，都按自己家乡的时间工作，而两地有两分钟时差，这两分钟闹出了人命。钟表再精准，如果没有标准时间，大范围协作就会出问题。英国人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美国铁路事故之前的1848年，英国铁路已经尝试把格林尼治时间作为标准时间。1880年，通过立法把格林尼治时间作为全英国的标准时间。

但随着全球协作的加深，时差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迫切需要全球范围内统一标准时间，于是有了“世界时”的概念。而问题是，谁是世界的标准？最终，格林尼治时间胜出，天文台的子午线成为公认的本初子午线。

为什么是英国？19世纪下半叶，全球超过一半的航船使用格林尼治时间，其他国家做贸易、搞航海，都要跟英国或其殖民地协作，接受英国标准变得很自然。

1884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子午线被正式确定为“本初子午线”，向东、向西分别划分12个时区，北京属于东八区，东京是东九区，悉尼是东十区，纽约是西五区。大家都以格林尼治时间为标准，确定当地的时间。

现代世界的标准时体系由此建立了。当我们和悉尼朋友打电话时，要知道我们比他们晚两个小时；和纽约人通电话，则是相差13个小时。

→回到中国

中国古人怎么计算时间

古人对时间的理解首推历法，今人可以通过古书记载推算出阳历时间。比如，燕王朱棣取“天子津渡”之意命名“天津”，经推测，这一天是1404年12月23日。天津有了明确的生日。

古人把一天分为12个时辰，是从天干地支概念得来。圆明园曾有十二生肖铜质兽首，每到一个时辰，对应动物会喷水，所有动物喷完水是一天一夜。本质上是一台水力计时器。

古人具体计时方法有沙漏、日晷、刻漏等。今天一些饭店为显示上菜快，会给客人发个沙漏，沙粒漏完，菜还没上，就不收钱。日晷是利用太阳阴影均匀移动的特质来计算时间。刻漏，利用水可以均衡滴漏的原理，根据壶中水位下降刻度计算时间。

怎么把时间同步给更多人？北京钟楼和鼓楼会定时鸣响，在没有噪声污染的年代，钟鼓声可以传遍古城。夜间还有会打更人，为市民报时。

麦当劳博物馆

工业化口味占领全球

一个喜欢带孩子旅行的朋友告诉我，无论在自家楼下，还是异国他乡，当不知道吃什么或者食物不合口味时，跟孩子说“要不，咱们吃麦当劳吧？”，往往会得到欢呼和肯定。从个性化的乡土口味，到标准化的麦当劳口味，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而汉堡配薯条，外加一杯可乐，怎么会构成现代社会的挑战？这不是玩笑，我要带你去美国66号公路上的麦当劳博物馆，看看这一包薯条、一个汉堡怎么从这里出发，一步步“征服世界”，以及世界又怎么被改变，改变又意味着什么。

流水线烹饪以快制胜

传统社会中大多数人会在家吃饭，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是这样的习惯，家庭中的女性主要承担为一家老小烹饪食物的职责，所以，我们最难以忘记的是“妈妈的味道”。当妈妈们的味道走出家门，被更多人享受的时候，便孕育出世界各地的乡土风味。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妈妈的味道”“家乡那口儿”成为一种奢侈记忆，人们的进食场所、口味偏好也发生巨大转变，全世界拥有了某种“同质”口味。

66号公路，全美最有名的公路之一。它像一条对角线，斜穿大半个美国，被誉为自驾游的天堂。当我们沿着公路由东向西进入加州境内，在到达洛杉矶之前，会路过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镇，叫圣贝纳迪诺。公路沿线上有一家麦当劳博物馆，博物馆门口有一个巨大的红色招牌，配着醒目的黄色M，招牌上印有大大的“15美分”。“15美分”是麦当劳汉堡最初的价格。下面还有一句话“We have sold over 1 million hamburgers”，意思是，我们已经卖出了100万个汉堡。这个销售业绩诞生在1956年。

“我们已经卖出了100万个汉堡”

招牌下面有座白色纪念碑，碑上镶嵌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写着一句话：1940年，理查德·麦当劳和莫里斯·麦当劳兄弟在这里，开了他们的第一家“公路餐厅”。

公路餐厅的崛起，可以追溯到大萧条时期。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一系列大工程在美国西部同时修建，比如我们之前走过的胡佛大坝。当时的美国人如果去西部开拓，就要走66号公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刺激了公路沿途乡镇的发展，各种小商店、加油站和餐饮服务陆续跟上，麦当劳兄弟的餐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不过，1940年，如果我们路过这里，当时麦当劳的菜单上不只有汉堡薯条，还有热狗、墨西哥卷、烤肉等等，种类多，为的是满足不同口味的客人。当时开在66号公路边上的餐厅大部分都是这种类型，竞争非常激烈。餐厅里食物品种多，人也多。客人如果不等上半小时，可能吃不上饭。半小时不算漫长，但对赶路的人来说，他们不指望坐下来吃个漫长的烛光晚餐，他们需要赶紧吃完上路。

麦当劳兄弟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需求。作为犹太人，麦当劳兄弟开动了商业头脑，决定改革餐厅的服务。首先是改菜单。他们发现，虽然菜单的食品种类琳琅满目，但85%的客人只选择汉堡加薯条，既然如此，干脆放弃其他品种，只卖汉堡、薯条、苹果派再加饮料。前端修改后，后端也要与时俱进，麦当劳兄弟决定将后厨改造成流水线，员工各司其职，有负责烤肉的，有负责准备面包的，有负责放配菜和酱料的，再有一个人把它们组合到一起，裹上一张纸。

更重要的改革还在后面：他们引入了数字化管理。比如炸薯条，从土豆的种类到薯条的粗细，从油炸的时间到添加的配料，从食盐的数量到油温的控制，都要反复试验，每次都有实验记录和数据，直到找到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口味。这是现代科学的方法，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拉瓦锡到杨振宁，所有科学家都依赖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麦当劳的产品质量有了稳定的标准。任何人，不需要经过复杂的培训，只要按照数据记录操作，都可以制作味道统一的汉堡和薯条，大厨的角色没有了。客人增多后，他们不但没有加人手，反而淘汰了一个工种——送餐服务员。顾客自己取餐，不需要等服务员送到桌子上。

在麦当劳改革之前，无论妈妈做的家常菜，还是到外面下馆子，同一道菜换人做味道会非常不同，我们把它叫“风味”。风味也意味着风险，也许哪天厨师心情不好，味道可能天壤之别。标准化作业则不同，提供的是一种稳定预期，不管我们在哪儿吃，什么时候吃，麦当劳都不会让你诧异和失望，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物美”。当然，这也意味着没有太多惊喜。同时，减少食物品种，还有利于控制食材成本，而且吃汉堡、薯条不需要刀叉，再加上标准化流水线，省去大厨和服务员的成本，又让“价廉”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流水线备餐提高了效率，就餐时间从30分钟的等待，缩短到30秒。

这套工业化的手段注入食品生产中，让热乎乎的食物也“工业化”了。物美、价廉、速度快，这让麦当劳兄弟的餐厅在66号公路的餐厅族中脱颖而出。麦当劳兄弟一口气又开了5家分店，并注册了自己的商标，一个戴着厨师帽的汉堡小人。我们在博物馆里还能看到这个形象，穿着白色的厨师服，打着红领结，憨态可掬的样子。麦当劳的改革统治了66号公路。

公路餐厅走向全球

接下来，麦当劳餐厅开始从66号公路，迈向属于它的星辰大海。

这就要说到另一个商业奇才克罗克。克罗克本来是为麦当劳供应奶昔搅拌机的商家。1954年，克罗克第一次来到圣贝纳迪诺，就对麦当劳佩服得五体投地。震惊之余，克罗克的第一反应是：加盟。从此往后，麦当劳进入克罗克的传奇之路，也是麦当劳品牌化、全球化的光荣与梦想。

为了让奶昔变得可口，麦当劳聘请很多人调研。最后发现，客人买奶昔不是因为味道，只是因为能在开车时当早餐，同时能打发时间，于是麦当劳开发了浓稠、带果粒的奶昔。这个故事成为商业案例“奶昔错误”的由来。

1961年，克罗克用270万美元买下了麦当劳品牌，这位新老板决定把麦当劳打造成“新一代的美国教堂”。言外之意是，要像教堂一样把麦当劳开遍全国。他通过加盟，即采用“特许经营权”的方法迅速扩大规模。

克罗克的“特许经营”也许跟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首先，麦当劳发明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型：买或租下城市最好地段的物业，再高价转租给加盟商，再转手用土地去银行贷款。这个财富模型帮助麦当劳拥有几乎无限流动的现金流，也一不小心成了地产商。克罗克曾经让一群管理学的学生回答自己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大家的回答是卖汉堡包。他说：“我的业务是房地产。”2015年，包括厂房和设备在内，麦当劳的总资产达377亿美元，其中，36000家门店所在的建筑空间就占了99%以上。

其次，麦当劳要求，所有加盟店使用的机器、设备都要从总部购买，这样既能保证稳定的质量，又能带来巨额利润，还使其成为设备销售商。这两条，帮助麦当劳成为美国的快餐和地产帝国，帝国的标志就是金色拱门和麦当劳小丑。

克罗克成功的同时，麦当劳兄弟继续开着自己的快餐店，只是不能叫麦当劳了。兄弟俩在没有麦当劳的日子里过完一生，去世后，66号公路的这家店铺被改造成买不到汉堡和薯条的麦当劳博物馆。

细究麦当劳全球扩张的逻辑，既和麦当劳兄弟以及克罗克的商业天才有关，也跟现代社会生活形态的变化相关，后者是前者发挥天才的必要条件。

在现代生活形态里，女性就业率空前提高，原本给一家人做饭的妈妈，变成了忙碌的职业女性，家里没有人做饭了。而工作人群午休时间短，又需要迅速补充能量。同时，城市化进程使得城市地理面积扩大，通勤距离遥远，难以维持那种中午回家吃饭的习惯，需要有替代服务。再加上工业流水线的普及、汽车的大众化、现代时间观念的深入人心、全社会对效率的追逐，在所有因素共同作用下，人类被带入一个快车道，而麦当劳模式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绝配。

麦当劳最甩不掉的“尾巴”是肯德基，麦当劳走到哪里，肯德基就跟到哪里，这是博弈论里的“霍特林法则”。麦当劳全球门店超过36000家，肯德基超过15000家，看起来麦当劳更强一些。真实情况是，双方差距比数字要更大。2022年，麦当劳市值超过1700亿美金，肯德基只是百胜餐饮集团旗下品牌，整个集团市值才300多亿美金。不过，中国有2000多家麦当劳，肯德基却超过5000家，这是因为2000年肯德基开放了特许经营权，比麦当劳早了8年，这8年是三、四线城市崛起的黄金期。

当然，很多人会说自己不吃麦当劳，但我们却离不开麦当劳改造的世界，麦当劳开启的食品工业化进程早已渗透到整个行业。

比如必胜客的比萨、吉野家的牛肉饭、海底捞的火锅、永和大王的豆浆、星巴克的咖啡，用的都是流水线方式，都追求标准口味。麦当劳还以口味作为“流量入口”，进入其他领域，比如它还是玩具经销商，通过和热门或经典IP合作等方式，每年在3.5万家门店输出15亿只玩具，远超玩具反斗城以及沃尔玛。而玩具对儿童充满黏性，玩具生意越做越火。

“麦当劳化”

工业流水线解决吃喝问题，这是人类在饮食方式上的现代化进程，但高效率和标准化口味都是好事吗？自然有人开始反思。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1993年写了本书叫《社会的麦当劳化》，这本书轰动一时，让“麦当劳化”成了一个流行学术用语，而且这个词的适用范围也超越食品行业，向更多的行业蔓延。人们会说教育的麦当劳化、教师的麦当劳化、传统村落的麦当劳化、音乐的麦当劳化，甚至还有爱情的麦当劳化。

1986年，英国《经济学人》推出一个经济学指标，通过观察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巨无霸汉堡价格，衡量当地真实汇率价格，被称为“巨无霸指数”。

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各行各业，甚至人们的观念，都出现了类似麦当劳式的标准化、同质化现象，那么与之相伴的，是不是多样化、个性化、本土化的衰退？乔治·里茨尔批评的，其实是工业化和全球化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危机。麦当劳是离人们最近、最容易理解的产品，于是成了批评的靶子。毫无疑问，工业化带来的“消费者身份”确实是现代人共同拥有的。

后来作者又写了一本书，叫《虚无的全球化》，延续的是同一种担忧。作者认为，因为工业化和全球化，现代人都成为消费者，而消费者购买到的不是“实在”，而是“虚无”，这个说法既新奇，又有点吓人。我们下一个要去的地标，要谈的话题，可能更“吓人”。

→换个角度

“熊猫快餐”能麦当劳化吗？

如果你看过《生活大爆炸》，可能会记得“Panda Express”（熊猫快餐）。主人公谢耳朵对“橙子鸡”很感兴趣，决定自学中文，和Panda Express辩论“橘子皮”和“橙子皮”的区别。

很多中国人在国外旅行最头疼的不是语言，而是没有可口的中餐，背后是中餐标准化欠缺、品牌力弱小。1983年，程正昌夫妇在加州的格伦代尔市创办熊猫快餐，主打橙子鸡、西兰花牛肉等家常菜，再配以炒饭或炒面，主要为外国人服务。这种没有“家乡味”中餐大获成功，从加州起飞，几乎复制了麦当劳的道路，40年内走向全美，开了2000多家餐厅，跻身全球最大中式快餐连锁。

程正昌说：“你们说中餐里不可能出现麦当劳，我就把它变成可能。”事实上，熊猫快餐也引入麦当劳机制，从菜量到调料，从质量到品质，都通过实验，让产品高度数据化和标准化，人们走进餐厅能感受到同样的氛围和味道。

不过，中餐可以出现类似麦当劳的品牌，但多样化是很难削弱的。我们的“胃”早被我们的美食驯化了。

纽伦堡审判纪念法庭

现代人类法律理性能否杜绝反人类

德国纽伦堡审判纪念法庭，在这间屋子里，人类文明迈出前所未有的一步：用审判，而不是复仇的方式惩罚战败者。在这里，“反人类”罪诞生。但它能否成为判例，杜绝之后所有的反人类行为呢？答案是未知的，但回到思考的原点，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给出答案。

小法庭里的大审判

纽伦堡是一个位于德国中南部的小城，有两家著名公司在这里出生，一个是西门子，另一个是阿迪达斯。今天，这里依然是德国经济重镇，而让它真正知名的是二战结束后对纳粹头目进行的世纪大审判。

选择在纽伦堡审判纳粹，原因之一即纽伦堡是纳粹起家的地方。希特勒曾经想在这里建设一些地标建筑，类似古罗马斗兽场，借此和古罗马帝国联系起来，毕竟纳粹的举手礼就是罗马帝国时代的礼节。所以，纽伦堡是纳粹的精神大本营，二战前，纳粹党每年都会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宣传集会。德国那部剥夺德国犹太人公民权的《纽伦堡法案》，也是在纽伦堡宣布的。当年的审判法庭就在今天纽伦堡市中心的一栋四层小楼里，有典型的德国红色屋顶，没有太多装饰。这样的建筑在纽伦堡比比皆是。

纽伦堡建于12世纪，最值得看的是古城，也是德国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古城，其他大多被炸毁。纽伦堡能躲过浩劫是因为当年驻守的德军放弃了抵抗。

来这里，重点要看的是600号审判室，不但因为这里完成了对二战24名重量级战犯（包括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戈林、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等人的审判，而且因为坚持程序正义，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里程碑。

纽伦堡审判如此重要，但审判法庭并不是我曾经想象的大礼堂那样庄严恢宏。甚至今天看，法官、警察、被告、证人、各语种的同声传译、各国媒体记者，如此众多的人挤在一起，这间屋子简直有点小。

房间基本保留了当年的装饰，但格局已经和审判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能看到一面墙的正中央挂着一个黑色的十字架，骨瘦如柴的基督象征了欧洲人眼里人类遭受的苦难。不过，当年审判纳粹时没有十字架，这个位置挂着一块白色的幕布，法庭通过幻灯展示指控纳粹的证据。

我们在网上很容易看到纽伦堡审判的历史照片，从这些黑白照片以及当时留下的纪录片看，法庭气氛严肃。被告看上去大多很消沉，但待遇其实不错，都配有辩护律师，律师坐在战犯前面，他们对面是审判席。审判持续了10个月，1946年9月30日，法官宣读了长达250页的判决书，有12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不过，就在行刑前一夜，戈林吞下秘藏的氰化物胶囊自杀了，实际执行绞刑的只有11个人。

审判面临的挑战

我对中学历史课堂上的一句话记忆非常深刻，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句话出自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黑黢黢的石碑上，巴比伦人用楔形文字记录了人类古代社会经典的复仇模式，敌人用什么手段攻击我们，我们就用什么手段进行回击。但我对纽伦堡审判的关注重点，不是审判结果，也不在于对多少名战争罪犯处以极刑，而是整整10个月的艰难审判过程。

二战之后，在欧洲，民间已经开始了原始复仇。大量德国女性被盟军士兵当着亲属的面轮奸、羞辱。部分东欧国家，战争期间和纳粹配合的人，上到领导人下到普通百姓，有时不经审判就被处死。在法国，被占领期间和德国军人发生关系的女人甚至被游街、剃光头，接受各种羞辱。复仇是某种主题，欧洲很多地方几乎陷入丛林时代。

盟军的领导人会怎么想呢？翻阅当年的记录会发现，战争结束前，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就讨论过将来怎么惩罚战犯的问题。斯大林主张，要枪毙5万名德国军官；丘吉尔提议，纳粹头子应该直接处决，没有什么好审判的。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领导人在这件事上的想法却出奇地一致。他们的策略也跟原始的血亲复仇没有太大的区别。

相对中立的美国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思路，即用法律手段，通过审判的方式处理战犯。在当年，这是个新鲜事。因为之前的人类历史上，战争之后，战胜国处罚战败国的方式，主要是割地赔款。对战败国来说，经常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有的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以德国和法国为例。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德国逼着法国人赔款50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由此有了都德的《最后一课》。一战结束后，轮到德国战败，依然是割地赔款，不但阿尔萨斯和洛林要还回去，还要承担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今天的4000多亿美元。但是，造成几千万人伤亡的战争要由谁负责呢？同盟国理所当然地把战争的罪责归在战败国德国头上。

一战后签署的《凡尔赛条约》虽然规定德皇威廉二世是战犯，说他侵犯了国际道德和条约的圣洁性，但这也只是政治性的规定，并没有经过法律性的审判。至于被宣布为战犯的威廉二世，他后来逃到荷兰。荷兰人拒绝把他交给同盟国，最后不了了之。

1941年6月4日，82岁高龄的威廉二世寿终正寝，希特勒当时甚至想把他的遗体运回柏林举行国葬，借此显示第三帝国是第二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至于在学术界，不但威廉二世是否有罪存在争议，连德国要不要为一战负全责，也存在巨大争议，毕竟当时流行的国际法理念是，主权国家有发动战争的权力。

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凡尔赛条约》本身就埋下了战争的种子，因为条约有太多不合理之处。

二战卷入的国家更多，平民伤亡更加惨烈，这促使人类共同体重新思考战争本身。同盟国最终达成基本共识，那就是人类必须想办法，避免世界大战再次爆发，谋求永久和平。而法律被当作保卫和平的必要手段，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战争罪犯进行司法审判。但因为没有先例，所以审判的法律基础、起诉的法律依据、罪行的法定适用，都要从头构建。

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最大的挑战有三点：一是审判战犯没有先例可依循，法庭怎么组织，谁当检察官，谁当法官，都不确定。二是依据什么程序。各国法律传统不一样，即使是四个战胜国，英国、美国是判例法传统，法国、苏联却依成文法传统，以谁的法律原则为准是个问题。三是纳粹的很多行为在德国能找到法律依据，比如对犹太人的打击根据的就是1935年制定的《纽伦堡法案》；再比如，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开战，不管有没有理由，一直被认为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纽伦堡审判留下的遗产

没有法庭，可以临时组建法庭；至于法庭本身的合法性，则需要立法来解决。1945年，四个战胜国签署了控诉和惩罚战犯的协议，然后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根据国际法惯例，条约和宪章可以成为法律依据。至于选择在纽伦堡审判则带有警示味道：德国纳粹在这里崛起，屠杀犹太人的法律依据《排犹法案》也在这里通过，选择纽伦堡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审判过程漫长而复杂，审判持续时间超过10个月，审判文件有70卷，总共126897页；战犯主要是纳粹德国的领导人。审判的结果是：12人判绞刑，3人终身监禁，4人有期徒刑。令人称奇的是，有3人被无罪释放。

审判结果，尤其是审判本身的历史评价极高，甚至被法学家评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审判”。它的伟大首先在于，审判是法律理性的胜利。二战胜利后，战胜国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各国民众对纳粹充满仇恨。而法庭没有被仇恨左右，公开审判，让证据说话，甚至允许律师给罪大恶极的纳粹战犯辩护。在复仇和理性面前选择理性，放弃了血亲复仇，这是文明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审判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比如“战争罪”和“反人类罪”，都是纽伦堡法庭创制的新罪名。1950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公布的《纽伦堡原则》一共有7条，其中两点特别重要，一是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是违法的；二是个人也可以作为国际法的主体，这意味着制裁会具体到个人。如果一个人随意侵略他国、屠杀平民，即使他的行为不被自己国家所禁止，依然要受到国际法庭的制裁。

虽然后来人们对纽伦堡审判不乏批评和质疑，比如法官和检察官都来自美苏英法四个战胜国，缺少平衡和中立的声音，但我们依然要向这些法官表达敬意。力主对战犯进行审判的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oughwout Jackson）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里说了这样一段话：“举行纽伦堡审判，是为了把纳粹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否则，他们的罪行总有一天会被遗忘。”文明地标旅行选择纽伦堡，就是因为我们大脑中有鲜明的记忆。

凝聚记忆的关键判断是：强大，并不等于枪炮的硬实力，而在于观念的软实力。法律就是这种软实力，它可以变成无限扩张的网，秩序就可能在网络中产生。

纽伦堡留下的法律原则也奠定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础。二战后，全世界见证了几次大审判，冷战后成立的国际刑事法庭，比如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等，都是对纽伦堡遗产的继承。

但并不是所有犯罪行为都能被绳之以法，一旦卷入大国博弈，或者大国本身成为当事人，制裁往往变得不可能，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然周期性地发生。而且很多独裁者在迫害、屠杀本国人民之后依然逍遥法外，甚至能寿终正寝。此外，还有大量弱势人群在绝望中背井离乡、客死他乡，在历史轮回中流浪。我们但依然要肯定纽伦堡的先例——文明进程中的“从零到一”是最艰难的，而一旦有了一，就将有无限可能。好的一面是，纽伦堡审判确定的保护少数族裔、弱势人群、尊重人权的观念已经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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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审判与南京大屠杀

二战中最恶劣的事件，在欧洲是犹太大屠杀，在亚洲是南京大屠杀。关于南京大屠杀有很多历史资料，其中远东军事法庭的东京大审判，有最具权威性的结论，也是无法抹去的人类伤痛。

判决书中说：“在日本军队占领的最初6个星期里，南京及其周围被杀害的平民及俘虏就有20万人以上……数字还不包括抛尸长江、挖坑掩埋和以其他方式处置的人。”考虑到当时没有严格的户籍制度，考虑到大批无法统计的难民，人们普遍认为，超过30万中国人在南京被屠杀。屠杀过程中，日军毫无约束，甚至以杀人为乐，是人类罪恶的极致。

和纽伦堡类似，盟军在东京组建了远东国际法庭。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这期间共开庭818次，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最终形成了1231页的判决书，用8天时间读完判决书。

法庭使用大量人证、物证，呈现军国主义者暴行。审判结论既是历史事实也为国际所公认。法庭同时给予战犯辩护权，法官的不同意见也被记录，也是理性选择的体现。东京大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起，给二战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和平纪念公园，纪念非和平

地图上的广岛市区被河流分割成五个并排的小岛，和平纪念公园位于中间小岛的最北部。当年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国人把原子弹精准地扔到下面，下一刻，城市被夷为平地、废墟，更准确的描述是地狱。

时间：1945年8月6日8点15分17秒。高度：9600米。位置：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上空。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脱离了轰炸机，在地心引力的牵引下完成了9000多米的自由落体运动，在距离地表大约600米的空中变身为巨型火球，继而膨胀为蘑菇云。

数据告诉我们，爆炸产生的能量相当于1.5万吨TNT炸药，中心地带的风速是12级台风的10倍，中心温度在3000℃~4000℃，接近太阳表面。冲击波、高温气浪、放射线以爆炸点为圆心向外围扩散，进而席卷整座城市。

今天，站在和平纪念公园向北看，河对面是一栋四层建筑，楼上的铜制圆顶是它最独特的标志。这栋楼是市中心唯一幸存的建筑。它是幸运的，没有被摧毁不是因为自身强大，而是因为刚好位于炸弹引爆点正下方不远处，只承受了垂直方向的冲击力，而其他建筑则要承受横向冲击。但即便是这样，核爆发生时，楼内的所有设施，包括玻璃都瞬间汽化。现在只能看到圆顶铜制的骨架，和几面光秃秃的混凝土墙面。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建筑尚且如此，人呢？距离核爆中心500米内的人当场死亡。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高温里，有些人前一秒钟还在讲话，下一秒人突然变成气体，消失了。500米到1000米范围内的人，身体的表面轻则溃烂重则碳化，有的人眼睛变成了窟窿，失去了胳膊或者腿。爆炸当天7万人死亡。和平纪念公园的纪念馆里，可以看到经过还原的现场。

“核冬天”指的是核战争的烟尘进入平流层，遮蔽了阳光，地球迅速降温，农作物死亡。核冬天持续时间很长，人类因失去食物而灭绝。但有科学家认为，核大战爆发后，降温的程度和持续时间没有那么可怕，准确地说应该是“核秋天”。

而灾难不只发生在核爆瞬间，核爆后的烟尘飘到空中，和水气结合，遇冷后变成水滴继而形成降雨。这样的雨被称为“黑雨”，流进广岛的河道，造成二次核污染，人们不知危险而饮用，死了更多的人。

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加起来，导致几十万人死亡。死亡规模与日军杀害的其他国家人民相比，并不显著，即使和东京大轰炸相比，也是后者的损伤更大。当年美军轰炸机轰炸东京，东京几乎被炸成废墟，仅仅第一个晚上，被烧死的人就有10万。而广岛核爆被深度记忆，因为那一幕太过特别，死亡具有非常规性。

首先，常规战争中的杀戮往往是一个过程。原子弹爆炸则不同，具有低延时的特点，几万人几乎瞬间同时死亡，不管是日本人还是盟军战俘，不管是人还是动植物、黄金还是钢铁，瞬间被无差别毁灭，对人类物种来说是亘古未见的毁灭。

其次，人类以往的战争往往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而广岛核爆现场的影片把世界末日的景象定格在人类大脑中，可能是人们在未来的岁月里回顾最多的战争现场。

最后，以往对“世界末日”的想象主要来自宗教，受神或者“上帝”支配，而广岛核爆直接将人类自己制造的世界末日场景展现在人类面前。

技术叩开末日闸门

如果说文明能有今天，受益于科学革命，那么广岛核爆和对“世界末日”的想象，也是科学革命的结果。核爆炸发生在1945年8月，而支持核爆炸的关键技术，就是科学革命的主要成果。

一是核裂变。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转换方程E=mc2。严格来说，这个公式对原子弹的制造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作用，只是从理论上说出了宇宙中最庞大的能量可能在哪里。同时，爱因斯坦在欧洲物理学家西拉德给罗斯福总统的密信上签名，让原子弹的快速诞生成为可能。真实的核爆原理是，作为重原子核的铀235，被中子轰击后，会裂变成两个中等质量的核，同时再放出2~3个中子和200兆电子伏的能量。裂变中放出的中子部分损耗了，剩下的再次进行重核裂变反应。也就是说，只要每次核裂变出的中子数平均超过1，核裂变就可以持续进行。一次次裂变之后，中子总数便以指数级增长，产生的能量也随之以指数级增加。如果不对这个过程做控制，就会变为剧烈的链式反应，极短时间内释放巨大的能量。“极短”是多短？以微秒计。能量有多大？1公斤的铀1微秒内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万吨TNT。为了原子弹的研制，美国人汇集了最聪明的大脑，前后参与研发的诺奖得主达两位数，背后是一连串的名字，爱因斯坦、费米、奥本海默、玻尔、冯·诺依曼，还有我们熟悉的钱学森先生。

二是飞行技术。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了第一架固定翼飞机，飞了不到100米，高度3米。执行轰炸任务的B29轰炸机，能飞到12000米高空，连续飞行16个小时，背后是人对飞行的理解，结合了空气动力学的研究成果。飞机使用的发动机，是瓦特改良蒸汽机后一步步进化而来的。

除了技术的支持，还有赖于美国的国力。曼哈顿计划开始时，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给出了绝望的判断：计划绝不可能实现，除非把整个美国变成工厂。但玻尔忽略了一点，当时的美国就是一个兵工厂，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都在生产机枪，胡佛大坝则为计划提供电力。

举个例子，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罗兹在《原子弹秘史》中披露，浓缩铀（和钚）建造回旋加速器，需要实现电磁分离，用铜线制作电磁线圈。政府问团队需要多少铜，对方说一万吨，但当时美国的铜都放到了武器上。最后，政府拿出了12000多吨纯银取代铜做导线——折合成熟悉的数据，相当于《辛丑条约》的赔款。更夸张的是，这笔钱仅仅是交的学费，因为实验失败。与美国的财大气粗相比，日本人也想研制原子弹，海军拨款大约4700美元进行调研。结论是，开发原子弹需要耗费全国10%的电，50%的铜，以及耗费10年以上时间。于是得到结论，原子弹太遥远。德国人比日本人走得远，也比日本人大手笔，但国库只给了200万马克。贫穷限制了轴心国的想象力，他们认为，盟国也没有这个国力。

所以，广岛的“小男孩”是人类科学革命成果的集成，也是科学革命推动下，美国工业革命财富堆积的结果。

在原子弹爆炸之前，人们多会正面评价科学技术。美国人凯利在《第五次开始》中，把第一次开始定位为“技术的开始”，从使用木棍和打磨石器起，人类有了技术能力，得以从动物中胜出。但谁能想到，技术会让人类拥有自我毁灭的能力，毁灭的高峰就是广岛上空的蘑菇云。日本艺术家平山郁夫有幅作品叫《广岛生变图》，他在天空上画了一尊不动的冥王。丘吉尔形容小男孩是“发怒的基督”。

不幸中的万幸是，率先拥有原子弹的不是希特勒，而是反法西斯联盟。但原子弹一旦被制造出来，就会成为独立的技术，接下来会怎么样？人，开始恐惧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开启末日之门，而门的钥匙，不在上帝手中，就在人的口袋里。

险些导致末日的一次冲突

广岛末日镜像为影视作品提供了想象来源。所有末日想象中，核战争都是重要题材，比如《终结者》系列，人类自己制造了天网系统，结果天网有了智能，向人类发动核战争。当然，现实世界中的核武器往往被认为只起到威慑作用，反而制造了长期的和平。其背后的逻辑是，核大国都有毁灭对方的能力，所以，彼此都不敢动用核武器攻击对方。真实逻辑是这样吗？

军事战略专家认为，最可能导致核战爆发的是有核国家的分裂，一旦核武器落入无底线的军阀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回收了苏联国家的核弹，避免了核武器的扩散。

二战后人类有两次与核战争擦肩而过的经历，其中最严重的是古巴导弹危机。美国作者迈克尔·多布斯在《午夜将至》里描述了决定地球命运的13天，书里有个戏剧化的故事：当肯尼迪得知苏联人在古巴部署导弹时，不是愤怒，而是感到不可思议。肯尼迪问他的助手：“为什么把导弹放那里（古巴）？对他有什么好处？这跟我们在土耳其部署中程弹道导弹有什么区别？”国家安全顾问邦迪马上接过话来：“总统先生，我们的确已经（在土耳其）部署了。”美国早已把匕首对准苏联人的腹部，肯尼迪不知道或者忘记了，但赫鲁晓夫没有忘记。

书中记载，有一年夏天，赫鲁晓夫在黑海沿岸城市索契的别墅度假，对面是土耳其。他递给身边人一副望远镜，问他能看到什么，对方说只看到茫茫的海面。赫鲁晓夫抓起望远镜，愤怒地说：“我看到美国导弹瞄准我的别墅。”于是，他也选择在美国人旁边部署导弹。古巴距离美国不到200公里，中情局判断，射程将近2000公里，能打击美国东部大部分城市。挂上核弹头，13分钟就可以让华盛顿变成焦土。

事实上，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不希望甚至恐惧核战争。当时白宫内部有两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先发制人，摧毁苏联导弹设施，理由是，和苏联擦枪走火是迟早的事，趁美国还强大，现在是出手最好的时机。但肯尼迪拒绝了，他认为，虽然苏联的基地正在建设中，没有还手能力，但接下来苏联会在欧洲攻打柏林，或者摧毁土耳其的美国导弹。根据北约条约，美国必须参战，而无论是土耳其还是柏林，离美国过于遥远，常规战不可能取胜，除非使用核武器，那苏联就会用核武器还击。尽管美国核武器数量远超过对手，苏联会被炸成废墟，但美国也将死亡7000万人。

肯尼迪后来回忆说：“要是我们对他们（军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那么没人会活着告诉他们当时的决定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也曾告诉苏联同事，自己的主要目标是防止美国入侵古巴，缓解美国人从土耳其方面带来的威胁：“我们不想挑起战争，只想吓唬他们。”当他知道苏联的基地被美国人发现后，他说：“可怕的是，他们可以发动攻击，而我们也可以反击。”“这将导致大战爆发。”

尽管双方领导人都知道大战意味着什么，但表面上还是要做出强硬表示。当年10月22日，肯尼迪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两天后封锁古巴，苏联必须把导弹撤出古巴，同时美国进入三级警戒状态，意味着美国人只要想，15分钟之内就可以发射核弹。美国人把弓弦拉满。苏联人看到美国人的声明，做出了强硬的表态，称苏联人在古巴部署导弹不是为了“发动战争”，是对美国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谴责封锁行为是“海盗作风”，将世界推入“热核战争”的边缘。

与表面的强硬相对应的是，真实手段却看似非常柔软。比如，美国虽然封锁了古巴海面，但发现苏联潜艇的时候却假装看不见。为了避免社会恐慌，白宫极其谨慎地应对，尽最大可能避免媒体报道。举个例子，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开会时，9名委员挤进一部车里，连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坐在其他人的膝盖上，因为媒体一旦发现有大量豪华轿车开往白宫，就知道出事了。

赫鲁晓夫这边呢？据说肯尼迪的声明导致他大便失禁。行动上，苏联人迅速降温，为了避免擦枪走火，赫鲁晓夫命令，除了运输非军用物资的货船，其他舰艇全部返回，携带核弹头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虽然马上到达古巴，却被命令开往最近的港口。

最终，赫鲁晓夫决定撤出导弹基地，美国私下承诺不再入侵古巴，同时撤回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表面看，双方对核战争的恐惧结束了古巴导弹危机，理智决定了危机的走向。而真实的古巴导弹危机，要比外界看到的凶险万分。《午夜将至》举了一个例子，苏联在古巴的部队有4万多人，而美国估计只有四五千人。苏联部署的核弹头，也比白宫预计的最坏情况还要严重，不仅有瞄准美国的大型弹道导弹，还有短程巡航导弹的核弹头，伊尔-28轰炸机的核弹头，以及被称为“月神”的战术导弹。最早一批货物就运过去90枚核弹头。但美国侦察机却没有发现。因为古巴设施过于简陋，连能控制温度的储藏空间都没有，不得已放在水泥涵洞里，也没有围栏和全副武装的守卫，美国人根本无法发现。

还有更危险的事情，有一艘苏联潜艇被美国人发现，美国人施放了演戏时用的深水炸弹，逼迫苏联潜艇浮出水面。炸弹不具有破坏性，而声音和架势却非常恐怖。而对战略核潜艇来说，国家赋予它的使命是对敌人进行二次打击，但前提是必须隐身，一旦浮出水面，任务就失败了。眼下，它被美军包围，与外界失去联系，它该怎么办？浮出水面既是奇耻大辱，也意味着使命失败。于是舰长命令全船进入战备状态，核武器进入发射状态，但最后终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上浮。而美军那边已经让60架B52战略轰炸机起飞，随时向苏联发动攻击，如果其中一个飞行失控，人类文明将换一种写法。当然，最大可能是没有活着的人书写。

1983年还发生一次核危机。苏联核攻击预警基地军官彼得罗夫发现雷达显示有5枚洲际导弹从美国飞来，按操作规程，核战争一触即发，但他直觉判断是假情报。后来发现，是卫星处理信息时发生了误判。

世界末日的启动按钮，就在人的口袋里，但谁能控制口袋？控制口袋的人又会被谁控制？敌意和误判是否会让控制口袋的人失控？按人性假设，趋利避害是我们的天性。假如拥有按动核按钮权力的人面临三个选项：不使用核武器威胁敌方，自己将毁灭；使用核武器威胁敌方，威胁成功，对方退缩，自身将安全；使用核武器威胁敌方，威胁失败，同归于尽，自己也毁灭。那他会怎么选择？

整个星球遍布蘑菇云的场景我们在灾难电影里看到过，它会出现吗？终极的追问是，人类能战胜人性的弱点吗？乐观的地方在于，所有人都已经认识到灾难的绝对后果，理性的力量和版图正在扩大中。

→换个角度

广岛核爆的两大遗产

广岛核爆有两个重要遗产，一是既然“核”的力量如此巨大，是否可以利用起来？由此产生了核电站。二是“核”的力量既然如此巨大，是否会毁灭人类？由此产生了反核运动，从反对核武器到反对一切“核”，尤其是核电站。

其实核电站的反应堆与核武器完全不同。前者使用的铀235浓度仅为3%左右，后者的浓度是90%以上；前者有多重安全措施，后者在瞬间会爆发出巨大能量。

比如恐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最初几秒产生的全部热能相当于几百公斤TNT，而一颗战术原子弹是几万吨TNT当量。排除掉夸张性数据，事故可明确归因的死亡人数不超过100人，哪怕在乌克兰，也没有证据表明先天性畸形发生率有明确改变。而1987年的《核医学杂志》披露，在非苏联国家中，15万女性选择了堕胎，这个数字相当于广岛、长崎核爆当天死亡人数。

人们反核的原因是复杂因素的叠加作用，科学问题、社会问题、观念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混到了一起，尤其是在欧美发达国家。但人类能拒绝核吗？如果碳中和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选择，那就势必要减少甚至拒绝化石燃料。想做到这一点，除了核电还有多少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