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案列讲述方式，同样的案例，别样的精彩，希望新老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老崔也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一、祖传纸甲
1954年秋，上海市。
这是一户很不起眼的市民家庭：位于邑庙区（后与蓬莱区合并为南市区，现已并入黄浦区）的一个名唤“戴家宅”的地方，院墙是用竹子编成的篱笆。从大门进去，穿过院子，迎面就是三间平房，白墙黑瓦，木头门窗，已经有些陈旧，看得出有些年头没有维缮了。平房后面，是宅第的后院，被主人开垦成菜园，种植着数种菜蔬。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区，这户人家的占地面积不小，前有院子，后有菜园，这种居住条件全上海也寻不出一户来的。但在当时，上海人口还不到目前的四分之一，所以拥有这等面积的住户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属于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户主姓郭，名穷文，四十二岁，是银行职员。郭家原住在静安寺的花园洋房里，上海解放不久，其住宅被解放军征用，折价给了一笔款子，让他们自己在市区另外位置选择居住地。郭穷文骑着自行车在市区转悠了两个星期，最后看中了现在这套住宅，以政府动迁补偿款的大约七分之一买下，携妻儿搬了过来。
戴家宅一带住的大多是城市贫民，鲜有中产阶级，像郭家这样的原先拥有花园洋房的富户更是听也没听说过。因此，搬迁前郭穷文对妻子沈文秀和两个儿子反复关照：到了戴家宅那边不要跟人说起我们原来是住在静安寺这边的花园洋房里的，也不要说是被政府征用了房子才搬过来的，免得惹祸上身。这样，在邻居眼里，这户人家由于男主人是银行白领，收入尚可，一家四口过的是接近中产阶级的生活。
郭家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人来客往，只有每年最热的那个节令即交过大暑到立秋的这半个月的某一天里，会有一帮子看上去有点富贵样的客人前来。这些客人一般来五六个，这等暑伏天竟然还穿着长袖衬衫、长裤，甚至还有系着领带的，一半以上都是头戴巴拿马草帽，手持红木镶铜手杖，没有一个是步行来的，或轿车，或摩托车，最不济的也是黄包车三轮车。
这天，郭家是不开伙的，向饭馆预订了一桌酒席，客人抵达后，饭馆就会派人提着食篮把冷菜热炒点心送上门来。宾主就在院子里那株银杏古树巨大的树荫下摆放的一张大圆桌旁落座，推杯换盏，高谈阔论。宴席结束，预订的冰淇淋就送来了，女主人还会捧出一个刚从后面菜园的水井里捞起来的硕大的西瓜打开。众宾客享用过后，就随主人进入屋里，关闭门窗，在里面待上大约半个小时，这才满头大汗地重新返回银杏树下，坐定后喝茶抽烟，神态平和地聊天。
每年的这一天，一些邻居就会有意无意地在竹篱笆墙外逗留片刻，从缝隙间往里看。以当时的生活条件，郭家的这种宴请对于邻居们来说，是做梦也享受不到的，所以，这个场景就是最大的现实西洋镜了。两年看下来，有心的邻居发现了一个令人难解的情节：宾主吃喝结束后，天还是那么热，银杏树下既无阳光照射，又有凉风徐拂，这些人为何不留在院子里喝茶聊天，而偏偏要进屋里去？进了屋里又为何非得把原先大敞着的门窗全部关闭？他们在里面待着的这半个小时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那个年代，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警惕性是很高的。有人在悄悄窥察了郭家两个年头两次的这种奇怪聚会后，就向戴家宅的属地公安机关西马街派出所反映了这个问题。派出所的警惕性比群众还高，接报后越分析越觉得郭家的这种情形不可思议，认为这伙人可能是在搞非法活动，轻则可能是在搞类似“一贯道”之类的会道门活动，重则就是潜伏特务开会搞秘密活动之类的了。因为觉得事态不可小觑，派出所方面就不敢贸然调查，而是向邑庙分局报告了。分局也很重视，便派人会同派出所对此进行了由外围向核心的渗透式调查，最后，终于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郭家有着不可小觑的历史。根据郭穷文保存的族谱显示，其祖上从明朝嘉靖皇帝时代考取武进士开始，直到清朝，连续九代都是武将。
九代人连续为官，而且是跨越了朝代的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郭家的最后一个武将，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正四品参将，相当于现在的师级军官。这位将军去世后，郭家的官运就结束了，后人对做官没有兴趣也缺乏能力，改为经商。如果不是有文字资料（族谱）和实物为证，人们看郭穷文那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模样，怎么也不会相信其祖上是枪林血海里滚过来的武将。
郭家保存下来的能够证明其祖上是武将的实物证据，是一套甲胄。甲，指铠甲；胄，指头盔。甲胄结合起来亦称盔甲。甲胄作为将士的防护性装备，在冷兵器时代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甲胄最早以皮革为材料制作，但皮革制成的甲胄难以抵御金属刀剑的攻击，于是，甲胄也逐渐改由金属制作。古代还曾经出现过以竹、藤为材料的甲胄，甚至还有以纸为材料的。这种甲胄，称为“纸甲”。
用纸制作的老虎，被称为“纸老虎”，不堪一击。但用纸制作的甲胄，却有着铁甲胄所没有的防护功能。据历代资料记载，纸甲与铁甲相比，有以下优越功能：
第一是坚韧。据《新唐书》记载，唐宣宗时，徐商守蒲州，有兵士千人，“襞纸为铠，劲矢不能透”。用纸制作的铠甲，竟然连箭都射不穿，足见其柔韧。另有《真文公文集·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记载，南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在上枢密院的奏折中称：“所有本寨军器都稍足备，但缺水军所需者纸甲。今本寨乃有铁甲百副，今当存留其半，而以五十副就本军换易纸甲。”在今人看来，用纸甲防御刀箭简直不可思议，但从真德秀的奏折来看，纸甲的防御能力还要优于铁甲。
第二是重量轻。
第三是成本低。纸甲的主要原料是柔韧的纸。官方通常是以“远年账籍”提供给制造方制作纸甲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废物利用。
郭家保存的就是一套祖传下来的纸甲。据代代相传的说法，那是郭家那位最先开创武将之路的高祖在福建抗击倭寇时所使用的。最后，传到了现在的嫡系子孙郭穷文手里。郭穷文将这副纸甲视为至宝，特地请人制作了一个立柜，一年到头珍藏于柜，秘不示人。只有在交过大暑节令后的半个月中的某一个高温时日，方从柜内取出，挂在屋里透气吹风。这天，郭氏家族在沪各家的当家人无论有什么重要事情都须改日，穿上正装来戴家宅郭穷文家聚会。宴请结束后，宾主进到屋里，对着纸甲举行一个简单的拜祭仪式。对于郭氏家族而言，这副纸甲已经被视为那位武将高祖的化身。根据他们老家的风俗，举行这种仪式时必须关闭门窗。
公安方面查明这一情况后，对郭家的这种做法表示理解。前往银行向郭穷文调查的警察理解郭穷文对这副纸甲的那份感情，同时也意识到这是一件珍贵文物，从古董角度而言价值也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接受了郭穷文请警方对此严格保密的请求。西马街派出所根据分局的指示，特地在全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全体民警对此守口如瓶。后来，当初反映情况的那个群众前来派出所询问事情的进展，派出所民警也未透露真情，而用另外的理由将其打发走了。
郭穷文对派出所的做法很是满意，在1954年盛夏的那次家族聚会上谈及此事时曾不胜感慨地表示：共产党的警察跟国民党的警察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还是共产党好啊！有共产党执政，咱们家的这副纸甲足可安矣！
众亲属纷纷点头，但还是提醒郭穷文必须一如既往地严格保守纸甲机密，谨防外人知晓后传散开去，一旦被歹人知晓，后果就难以预料了。
这番讨论结束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发生了令宾主十余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宾主吃过酒席后，和往年一样进到屋里，在一台老式美制电风扇的吹拂中，对纸甲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拜祭仪式。仪式结束后，众人已经大汗淋漓，郭穷文的大儿子小彬忙不迭去开门。门开处，只见三级台阶下的砖地上竟然站着一个男子！众人瞠目结舌，不知这是什么人，更不知他是怎么进入院子的。郭穷文回过神来，一瞥大门，竟然还是好好地关闭着，于是脱口喝问道：“你是谁？怎么进来的？”
这男子三十多岁，穿一身黑色香云纱衣裤，头戴一顶白帆布太阳帽，手执一把长长的折扇。他朝郭穷文拱手道：“是郭穷文先生吧？久仰了！鄙人姓王，贱名曾，特从苏州来沪拜访郭先生。”这人这副打扮，又说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使人很容易将其跟唱书先生（即评弹演员）联系起来。
众亲属也回过神来了，有人喝问：“你是怎么进来的？这大门本来是关着的。”
王曾微微一笑：“本来是关着的，现在还是关着的，主人的秘密不会泄露出去的。至于鄙人，自有进来的办法。这不是此刻要谈论的。鄙人从苏州赶来，是想跟郭先生单独谈几句话，不知先生是否应允？”
另一个亲属说：“你私入民宅，已经犯了律条，先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一趟吧。”
这话得到了众亲属的赞同，但郭穷文马上摆手——去派出所什么的，七嘴八舌还不是立马传出去？“且慢！王先生想跟我谈什么？此刻可以当众说说吗？”
“不能！”王曾态度坚决地摇头。
郭穷文稍一考虑，指了指院子一侧的葡萄架：“我们到那里去谈吧。”
王曾向郭穷文自我介绍说是在苏州开古玩店的小老板，然后出示了营业执照，以及一份苏州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来沪收购民间古董的证明。这样，郭穷文马上意识到这位仁兄是来向他商让纸甲的。果然，王曾开口就谈这个话题。郭穷文立刻摇头拒绝：“这事没什么谈的，要纸甲就等于是要我的命，你说我会把性命送出去吗？”然后，就下了逐客令。
原以为这人还要纠缠一番，但王曾倒很爽快，点头道：“恭敬不如从命，那鄙人就告辞了。”说完，向在场众人逐个点头致礼，转身而去。
王曾一出门，郭穷文立刻把大门锁上。这时众亲属早已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说得最多的是这人怎么进来的。郭穷文分析说，大门上装的是司必灵锁，可能是我的小儿子先前进进出出搞人来疯时没把门关严。议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人是怎么知道郭穷文持有祖传古纸甲的，没议出个结果。众亲属于是关照郭穷文今后得加倍小心。
郭穷文说即使没有今天这位不速之客登门求购之事，我也一直小心着。这副纸甲，除非强盗明火执仗闯到家来抢劫，其他途径是根本甭想得到的。如今是新社会，强盗上门抢劫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发生了，所以请诸位亲属放心，纸甲准保永远太平。
这句话说了不过两个月，纸甲就被盗了！
二、钥匙之谜
郭穷文的妻子沈文秀是家庭妇女——如今称为“全职太太”。9月24日下午，大儿子小彬上学去了，还没到入学年龄的小儿子小景有点咳嗽，她就领着去了趟医院。从出门到回家也就不过半个多钟头时间，案子就发生了。
母子俩回家时，院门、屋门都关得好好的，甚至连那口放纸甲的铁柜也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当时沈文秀根本没有发现家里已经遭窃。直到郭穷文下班回家后，在等着吃晚饭的当儿，像往常那样用钥匙打开铁柜看那宝贝纸甲是否在时，这才发现已是一口空柜子！
郭穷文二话不说，立刻奔派出所报案。西马街派出所值班警员闻讯自是吃惊，他们是知道郭家这副纸甲的珍贵程度的，寻思这等大案凭派出所是对付不了的，就立刻向邑庙分局打电话报告。分局值班领导当即亲率四名刑警赶到戴家宅郭家，这时，已经下班回家的派出所所长老周也带着两名警察赶来了。
刑警勘查现场，不禁暗暗吃惊：院门、屋门、铁柜门全部完好无损，现场竟然没查到一枚指纹、一个脚印！看来，窃贼是一个精于此道的老手，作案后迅速消除了所有痕迹。
郭穷文向刑警反映了相关情况，关于纸甲本身就不说了，因为之前警方已经调查过了。他主要反映了两个月前亲属聚会那天有个不速之客登门求购纸甲之事，之后他立刻自己动手调换了铁柜上的锁具，钥匙昼夜不离身，每天早晚两次开柜查看纸甲在否。刑警又向沈文秀了解当日情况，得知她当天就是下午领小儿子去医院时出过一次门。于是，刑警确定了纸甲失窃时间：就在当天下午两点到两点三刻之间。那就查吧，看是什么样的家伙登过门。
戴家宅虽然不是热闹处所，但郭家门前的那条名叫三台街的马路上这个时段基本上家家都开着门有人在的，刑警于是立刻向郭家的邻居了解是否有人登门。郭家的对面是一大块空地，当时无人待着，失去了一个最易于看见登门者的机会；其他邻居家里倒是有人在的，门也开着，可是，问下来各家都说没有留意。刑警于是怀疑窃贼是从郭家后面院墙上爬进来的。这时天色已黑，但刑警还是打着手电仔细查看了后院墙。院墙跟前面一样，是用竹子编织的篱笆，顶端是两米多高参差不齐的竹子尖梢。要想攀越这种竹墙，即使使用梯子，也必得在上面留下痕迹，甚至扳断细竹梢，所以是很容易发现的。可是，刑警检查下来，没有发现任何有人接触过的痕迹。于是，就排除了从后院墙攀越而入的可能。
邑庙分局决定对该案立案侦查，向失主询问失窃物品价值时，郭穷文说这是无价之宝，没法说出价值的。刑警便连夜给上海市博物馆打电话咨询。博物馆值班人员是行政干部，说不出个所以然，便给了刑警一个电话，让直接向该馆的一位研究古兵器的专家询问。电话打去，老专家大吃一惊，说上海竟然还有人收藏着纸甲，而且是明代的，这可不得了啊！刑警请教纸甲的大致价格，以便判定案件级别。老专家说，明代的纸甲是珍贵文物，这个价格目前是无法估计的，因为没有可比较的其他对照物。你们一定要我说，我就只能比照前不久经手估价的一柄明代古刀来说了，那把古刀我估了两亿八千万元人民币（即第一套人民币，下同）。明代古刀目前国内已经发现了多把，而明代的完整纸甲还没发现过，纸甲远比古刀难保存，因为没有哪个古墓里会有纸甲的，你们自己去估计价格吧。
邑庙分局的刑警听老专家如此一说，不禁大吃一惊，寻思这看来是一起大案了。根据公安部规定，刑事案件是有立案标准的，就盗窃案来说，案值多少算什么案子（比如“普通案件”、“重大案件”、“特别重大案件”）都是有规定的，眼下这起纸甲失窃案，听老专家的口气，其价值似乎远远高于那把古刀，即使是和那把古刀价值相同，也早就超过盗窃案件中“特别重大案件”的标准了。因此，就不仅仅是上报市公安局了，按规定还得由市局上报国家公安部哩！当下，分局这边不敢怠慢，当即向市局报告了。
市局方面当然不会含糊，当下立刻指示邑庙分局抽调精干力量与市局派去的刑警组建联合专案侦查组。当晚九时，一个由市局刑侦处两人、分局三人、派出所两人组成的七人专案组正式组建，由邑庙公安分局党委委员钱琨担任组长，市局刑侦处副科长支仕君任副组长。专案组连夜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对纸甲失窃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从该案的作案手段来看，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其失窃情节可以用一个“奇”字来形容：其一，郭家的院门、屋门以及盛放纸甲的铁柜上的锁具都完好无损，而纸甲却被盗走了。窃贼作案从容镇定，下手之后竟然还把所有痕迹全部擦拭掉，足见其是一个心理素质非常稳定、作案经验老到的惯窃。其二，从对后院的竹篱笆墙的勘查可以排除窃贼从后院攀墙而入的可能性，因此，窃贼应当是从前面的大门（即院门）进入郭家的，他一进一出一共有两次露脸的机会，可是，戴家宅那边马路上明明有多家住户开着门窗，家里有人在，却没有一人看到窃贼。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根据失主郭穷文的介绍，以及那口用来盛放纸甲的铁柜的体积，这副纸甲所占空间不小。虽然是纸做的，但毕竟是甲。它不是寻常的衣服，而是用纸和绢帛之类的东西一层层铺叠成三寸厚，以一寸见方砸四枚铜钉的比例将其缩至一寸左右的厚度。据估算，如果窃贼拿麻袋来装纸甲的话，得用一个大号麻袋才能装得下，当然，这袋赃物的分量是很轻的。可是，不管是轻是重，窃贼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从郭家出来，而且从众邻居家门口的马路上走过，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到，这不是奇怪得紧吗？
专案组认为，正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奇”的特点，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说，可能也是比较容易捕捉到线索的。因为，窃贼显示出来的“奇”，应当是建立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的。他如果不熟悉郭家的情况，就不可能正好在沈文秀领儿子去医院看病的那短短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下手。此外，从三处锁具均完好无损这点看来，窃贼是使用了钥匙的。而郭家大门、屋门的钥匙仅夫妇两人持有，铁柜钥匙则只有郭穷文一人持有，而且是一年到头不离身，连洗澡都挂在脖子上不肯拿下来。但是，窃贼却偏偏就是有三道锁具的钥匙，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尽管郭穷文再三声称他的钥匙从不离身，没有人有偷配一把的机会，但专案组认为有人可能在其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偷偷取到了钥匙，去找个锁匠配制了。如果这种假设存在，那么，窃贼也许就是郭穷文的熟人。这一点，跟前述之“窃贼熟悉郭家情况”也是相符的。
专案组于是决定，可以将有条件配制钥匙的人作为排查的对象。这是侦查工作的第一个方向，还有第二个方向，那就是两个月前在郭氏亲属聚会时不请而入的不速之客苏州人王曾。专案组对这两个方向的调查作了人员安排，钱琨率小许等三名侦查员负责调查钥匙情况；副组长支仕君和两名侦查员老陈、小黄前往苏州调查王曾。
调查钥匙的一路，先对情况进行了分析：郭穷文在两个月前亲属聚会后的次日，立刻去了中央商场购买了一把锁具，拿回家后自己动手把原先的锁具调换下来。新锁有两把钥匙，郭穷文让妻子用被称为“玻璃丝带”的绿色塑料细带编织了一根漂亮的项链样的圈圈，拴上了一个可放可取的钥匙扣，把其中一把钥匙穿进扣里，挂在脖颈上，之后就从不离身，只有早晚两次打开铁柜检查纸甲时方才自己动手拿下来用一用，用毕立刻归位。另一把钥匙，郭穷文当场就用锤子加老虎钳毁坏后扔进了后院的那口水井。这样，如果有谁要在郭穷文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偷偷地取下钥匙去请锁匠配制的话，就有一个时间方面的限制：必须在白天进行，因为如果晚上趁郭穷文睡觉时偷偷取下的话，钥匙即便拿到了，也没法配制，因为锁匠晚上是不营业的。所以，取下钥匙的时间只有白天。
侦查员去了外滩郭穷文供职的银行，跟郭穷文就偷配钥匙问题交换了意见。郭穷文是一个思路清晰的人，他说自己昨晚想了大半夜，也想到了偷配钥匙的可能性，已经对这两个月来跟自己有过近距离接触有条件获取钥匙的人作了回忆，想来想去除了自己家人外，再也没有别人了。家人就是沈文秀和两个分别为十三岁、七岁的儿子，他想来想去觉得没有这种可能。
侦查员邓海安说：“老郭你先别考虑是否有可能，还是把日子排一排吧。根据你上下班的时间来看，如果是家庭内部的人配制钥匙的话，平时一周六个工作日是不可能的，你早上七点半离家，傍晚六点半回家，这两个时间锁匠都已经下班了，所以，只有在星期天下手。我翻了日历，这两个月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九个星期天，你能不能把这几个休息日白天在干些什么回忆一下。”
郭穷文点头赞同，对着压在玻璃台板下的那张日历卡片逐个星期天回忆，最后说这九个星期天里，有三个是在银行加班，其余日子在家里休息。但他想不通的是，如果有这种可能，家人又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取钥匙拿出去配制后又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重新放回去的呢？须知他白天是没有午睡习惯的，这九个星期天他根本没午休过；另外，自幼良好的家教使他养成了夏天即使在家也不会打赤膊的习惯，很难想象有人从他的衣服里面取下钥匙而不被发觉。
侦查员研究后，决定不管郭穷文本人是怎么回忆的，还是按照正常的思路对此进行调查。所谓“正常的思路”，那就是去找锁匠。四个侦查员分为两路，分别跟郭穷文供职银行和戴家宅两处地点周边地段的所有锁匠逐个进行接触。之所以只需调查周边地段的锁匠，是因为不管是银行的同事还是家人偷配钥匙，他们只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以防被郭穷文察觉。
当时，上海公安机关已经把修锁配钥匙的锁匠行当列入特种行业，所有锁匠必须经公安局审查过后方可向工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因此，一般说来，这些锁匠都是比较靠得住的人，而且，作为特种行业从业者，他们跟警察打交道比其他行业的人要多，有的还跟刑警熟识。所以，这种调查就不必多费口舌，到了锁匠的摊头上，没有废话，开门见山就可以了解什么什么日子，是否有什么什么样的人前来配制过柜门钥匙。
当时，根据公安局的规定，锁匠对于配制钥匙的情况都是有记录的，不是对顾客进行实名登记，而是对钥匙坯子进行记录。因为钥匙坯子当时属于控制物资，只有锁匠才能购买，他们在使用时也须进行记录，以作为再次进钥匙坯子的依据；而顾客是不能向锁匠直接购买坯子的，以防偷配钥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种制度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方便，两路侦查员一共调查了十七名锁匠，查阅了营业记录，戴家宅那里的七个锁匠摊这两个月的星期天均无人前来配制柜门钥匙；银行那里的十个锁匠在这两个月的工作日里有人配制过柜门钥匙，但没有侦查员感兴趣的对象。
尽管锁匠那里未曾发现线索，但是，侦查员坚信窃贼肯定是使用钥匙作的案，而钥匙肯定是根据郭穷文的原件偷偷配制的。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猜测：窃贼会不会并未从郭穷文脖颈上取下钥匙，而仅仅是瞅了个合适的机会用事先准备好的橡皮泥之类的东西偷偷压了个印模，然后设法配制了钥匙？
于是请来了分局治安科分管特种行业的老苏，向其当面请教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老苏说，根据规定，锁匠是不能向拿着橡皮泥之类的东西前来配制钥匙的顾客提供服务的，如果出现这种顾客，不但不能提供，还要当场将其扭送公安局，因为这种行为背后肯定隐藏着违法犯罪预谋。
那么，是否可以自己购买了工具偷偷在家里配制呢？老苏说工具无非就是小型台虎钳和一套被称为“什锦锉”的微型锉刀，这两种工具市场上是公开出售的，北京路上有好几家五金商店都有卖的。问题是我们对于钥匙坯子的供应是严格控制的，锁匠不能向任何顾客出售钥匙坯子。如果说有哪个锁匠违反这个规定的话，不但要吊销营业执照，严重的还要负刑事责任。所以，没有哪个锁匠会这样做。如果有，凭着你们这种调查也难以查到，因为既然他明知故犯，怎么会向你们承认有这种情形呢？
老苏的这番话相当于向四位侦查员兜头泼了一勺冷水，众人倒抽一口冷气之后都意识到：通过锁匠查摸线索恐怕没指望了。
三、私刻公章
与此同时，赴苏州调查王曾的工作也已经开始进行了——
不能不佩服郭穷文的眼力和记性，那天苏州古董商王曾登门求购纸甲的时候，出示了一纸当地派出所的证明，王曾并未把证明递给郭穷文，而只是展开后让郭穷文的目光在上面稍一浏览。但郭穷文就在那极其短暂的几秒钟时间里，不但看清了对方的姓名确实叫王曾，而且还辨认清楚了那枚底下落款处不甚清晰的印章，是苏州观前街派出所的。案发后，郭穷文向侦查员这么一说，赴苏州调查的那一路支仕君、老陈、小黄三人就省力多了。
三个侦查员抵达苏州后，直接去了观前街派出所。可是，派出所一查今年七月间开出去的证明存根，却没有找到“王曾”这个名字。侦查员正担心郭穷文会不会看错了的时候，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已经叫起来了：“别是假证明吧？”
那么，观前街派出所的管段里是否有“王曾”这样一个居民呢？派出所长这天去分局开会了，便由指导员出面把本所的户籍警召集来。当下，就有一个姓姜的户籍警说他知道这么一个人，是属于他那管段里的。
王曾，苏州本地人，出身商人家庭，其已故老爸王幼昌是苏州城里有点名气的古董掮客，就是现在称之为“中介人”的那个行当。王幼昌对古董鉴定很有研究，晚年被苏州古玩业尊为十大鉴定师之一。尽管苏州当时只能算是中等城市，但鉴于其悠久的历史，民间的古董收藏风一直很盛，对于历代古玩能够说得出子丑寅卯的人可以车装舟载，所以，被行业尊为十大鉴定师的角色肯定是一流专家级人物了。王幼昌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古董商店，凭其鉴定古玩的名气，本来发展前景应该是蛮灿烂的，他确实也经营得很好，还盘算着以后要到上海、南京去开分号。可是，人有千算不如天有一算，1948年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王幼昌的店铺连同住房烧了个精光，还殃及了邻居，店里的那些古董当然也付之一炬了。王幼昌本就患着心血管毛病，当下急火攻心，一口气没上得来，当场死亡。
王曾初中毕业后一直跟着老爸跑街做中介，后来老爸开了店又做了店员。十余年下来，其鉴识古董的本领也非同一般，当然，距其老爸那样的行业荣誉还差得远。破产后，王曾就回到了王幼昌当时的起点，做起了古董掮客。在掮客方面，他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只短短五年时间，就积蓄了一笔钱钞。他一心要走老爸未曾走完的道路，便于去年在福茂巷开了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小古玩店铺，用的还是当年王幼昌的字号：鉴真斋。
在户籍警老姜的印象中，王曾是一个有点胆小的人，家庭出身和本人虽然不是无产阶级（当时成分是很重要的），但也算不上剥削阶级分子。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其表现也属不错，公安找他调查反革命分子的历史情况，他如实提供；街道找他买爱国公债，他如数认购；工商局、民政局劝募，他响应。在经营方面，也没听说有过欺蒙拐骗的劣迹。可是，现在怎么竟然弄出了一桩假证明的事儿来了？
侦查员听了老姜的介绍，稍一商量后，支仕君说：“要不，先请姜同志把王曾叫到派出所来，了解一下关于假证明的事儿，然后再调查是否涉案。”
老姜是个留用警察。解放伊始新政权公安机关留用了一些旧警察，之后几年里渐渐清理，到1954年时留下的已经不多，都是历史清白、老实可靠、精通业务的。当下，他略一沉思，给侦查员出了个主意：“你们看是不是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王曾是否有作案时间？以便传唤过来后你们心里可以有个数。”
支仕君等人采纳了老姜的主意，于是就请老姜去了解。老姜去了一趟“鉴真斋”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查明昨天王曾开的这家古董铺子没有开门，门板外面贴着一张纸条，上用毛笔写着：本店因故歇业一天，敬请光顾者见谅。店铺关门，那说明王老板不在。他去了哪里？这需要王曾当面向侦查员说明了。
于是，老姜就重新去了一趟居委会，请治保委员通知王老板去一趟派出所。王曾接到通知，神色平和，因为当时开古玩店铺的经常会有警方人员向他们了解情况，有时警察登门，有时请老板去派出所或者公安局，都是了解是否有人销赃，或者请他们鉴定收缴的古董，以确定案值。所以，这回王曾也不疑有他，把店铺交给店员看管，很快就到派出所了。
观前街派出所的警察几乎都认识王曾，他进门后跟好几个警察打招呼，有的还停下来说了两句闲话。然后王曾看到了指导员，便问是谁找我，得知是户籍警老姜找他有事，只道还是以前那样的事儿，就神情轻松地按照指导员的指点进了放着一张破乒乓球台的活动室。王曾的一双眼睛还是有点眼力的，不但擅长辨识古董，也很能察言观色。当下一进门见里面坐着的除了老姜，还有三个穿便衣的精干汉子，看他的脸色似乎跟以前几次来找他了解情况或者鉴定古董的时候有所不同，迅速往桌上扫了一眼，也没有古董放着，心里便有点嘀咕了。但他也算是个老江湖了，当下就“呵呵”笑着跟老姜招呼：“姜同志，是您找我？”
老姜淡淡地说：“王老板啊，在观前街这一带，人们都说我老姜这双眼睛很厉害的，是不是？没想到这次可是看走眼了，我看你平时那副树叶掉下来也像是生怕打破头的样子，一向以为你是个老实人，没想到你的胆子大得可以啊！”
王曾神色大变：“我？我怎么啦？”
“你说怎么了？你自己说吧。你在上海做的事儿犯啦……”
王曾的脸色一瞬间变得苍白如纸：“姜同志……这……这话从何说起呢？”
老姜手里像是变戏法样的不知怎么多了一副手铐，往乒乓球台上一扔：“这，得你自己说嘛。解放好几年了，天天在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你应该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介绍一下，这是上海市公安局来外调的刑警……”
王曾忽然举手抽打自己的脸孔：“我糊涂！我鬼迷心窍了！我……”
支仕君三人见状便知有戏，支仕君拍了下桌子，一声低喝：“停！说——你在上海干什么了？”
王曾涕泪齐下：“我糊涂！我交代！我请求政府宽大！”一边哭嚎着，一边竟然就双膝着地跪了下来，还想磕头。
老姜一把将他扯了起来：“这一套就免了，老老实实交代才是真的。”
王曾于是开始交代，他的交代很简单，也很使侦查员失望：他交代的是私刻观前街派出所公章后去上海向郭穷文求购纸甲之事。
于是，侦查员就要问他：那你昨天关门歇业上哪儿去了？
王曾说他昨天是去昆山给老丈人祝寿了，老丈人八十大寿，他这个女婿肯定要去祝贺一下的。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昨天那里有那么多人都看到我的。
那么，到上海去找郭穷文求购纸甲又是怎么回事呢？你是从哪里知晓郭穷文有纸甲的，又是怎么知道郭穷文住在上海邑庙区戴家宅的？
王曾说，关于郭家有一副祖传纸甲的话头，早在他父亲王幼昌在世时就已经听说了，至于他父亲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他没有问过。记得父亲说起纸甲时，感叹说这是一件值大价钱的古董，因为纸甲容易受潮发霉，即使保养得法不使其发霉，由于细菌侵蚀的原因，纸甲也很容易发黄发脆，最后还是损毁。所以，尽管大约从南北朝开始我国每个朝代都会制作较多数量的纸甲，但是能够流传下来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到现代的好像还没有听说过。郭家的那副纸甲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可能是其祖上将其在某种由中药熬制的药汁中浸泡过，据说经过这样处理的纸甲就可避免霉变、发黄、发脆。
王幼昌曾告诉儿子，郭家的这副纸甲，他曾经亲眼看到过一次。那是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前三四个月，他应一位在国民党军界担任重要职务的郭姓将军之邀，前往上海郭家进行游说。那位郭将军也是郭氏后裔，他很想把纸甲转移到自己手里，于是就准备了几件名贵古董字画，邀请了包括王幼昌在内的三位古董鉴定师前往上海郭家游说交换之事。当时见到的是郭穷文的父亲郭必襄，双方谈到最后，留给郭将军的只是大失所望。但郭必襄看在郭将军也是郭氏后裔的份儿上，把纸甲拿出来给他们看了。
至于这次促使王曾赴沪求购纸甲的诱因，是三个月前他遇见的一位名叫宋天石的老翁。宋天石是无锡的一个资本家，喜欢收藏古玩，尤其喜欢收藏古代兵器。早在王幼昌在世时，他就经常从无锡赶来，或请王老板鉴定古董，或托购指定的某件古兵器。王幼昌去世后，他不知王曾也在干这个行当，之后就没再联系。三个月前，宋天石来苏州，在观前街一带四处转悠着搜寻古董时，无意间闯进了“鉴真斋”，双方同时认出了对方，于是便到附近的“松鹤楼”去饮酒叙谈。两人尽管年龄相差甚大，但都是古董爱好者，自然三句话不离本行。王曾无意间说到了当年老父曾经提起过的郭家纸甲，老爷子闻之大感兴趣，当场提出愿斥巨资求购纸甲，请王曾大力促成此事。如若成功，他愿以成交价百分之十的比例向王曾支付佣金。
王曾怦然心动。这副纸甲，以郭将军准备用以交换的那几件古董字画的价值来估计的话，当时的价格大约是一百五十两黄金，现在郭家如果肯出让，即使猪肉当豆腐卖，也不会少于一半，那就是七十五两黄金。以解放后黄金九十六万元一两（十六两制老秤）计算，那就是七千二百万元，十分之一的佣金就得七百二十万元。七百二十万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在苏州城里可以购买一套两上两下、建筑质量不错的私房了。介绍这样一笔生意就是一套房子，这样的好事世间会有，但肯定不多，此刻让王曾碰上了，哪有伸手往外推的道理？
宋老爷子见有希望，当即掏出一沓钞票：“这是八十万元，你先拿着作为活动经费——这跟成交与否没有关系。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写一份合约。”
于是，两人就订立了一份合约，王曾收下了那笔活动经费，开始考虑怎样做成这笔生意。首先，当然是要到上海去找到郭家。老父当年没有说过郭家的地址，只说在静安寺附近。不过，王曾有办法，他记得老爹当年拿出过一张照片给他看，那是在上海郭家门口和郭将军等人的合影。他相信凭着这张照片是可以找到郭家住址的。
不过，问题也同时出现了：郭将军当时是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将官制服前往郭家的，现在已经解放了，这张照片向别人一出示，别说打听郭家住址了，只怕立马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只有扭送派出所的份儿。所以，这个问题要设法解决。王曾想了好一阵，最后想出了一个法子：伪造一纸观前街派出所的证明，说明他是苏州这边的守法古董商人，前往上海收购古董，如遇困难，希望得到有关方面的协助。
主意打定，王曾就着手实施。对于一个从小就习练书法、篆刻且精通古董鉴识的行家来说，伪造一枚公章应该说是一桩非常容易的事情。王曾不但伪造了一枚派出所的公章，还在整条肥皂上刻了“苏州市公安局观前街派出所”字样，用红色印泥盖在白纸的上端，作为派出所的信笺纸。试了试，效果甚好，于是，王曾手里就有了一纸可以以假乱真的派出所证明。
然后，王曾就去了上海，凭着这纸证明拿出那张旧照片找静安寺一带的市民打听郭家的宅第。郭家住的是花园洋房，那一带的老市民都知道的。所以，只问了两个人，就获得了确切地址。可是，当王曾兴冲冲赶过去时，却傻了眼：地方是找到了，一眼看去跟照片上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大门口却设了一个岗亭，里面待着一个腰间佩着手枪的军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王曾回过神来稍稍一想，猜测大概是军方征用了郭家的房子吧。于是就到旁边弄堂里向一个摆皮匠摊的老头悄然打听。皮匠老头是一个乐意跟人攀谈的人，马上告诉他：郭家的房子卖给部队了，现在这里面住的是一个大官，听说是当军长的。
哦！那么，郭家的人呢？
郭家老爷子已经过世多年了，日本人还没投降的时候就走了。郭家少爷是在外滩银行工作的，部队买下他们的房子，听说给了很大一笔钱呢，搬到邑庙区的戴家宅去了。
这样，王曾就去了戴家宅。但他这一次却未能找到郭家，因为在他的潜意识中，显赫的郭家应该是住在类似静安寺那边的豪宅里面的，虽然不一定仍是花园洋房，但最起码得是高级公寓吧？可是，他摸到戴家宅一看，那边别说高级公寓了，就是像样的楼房也没一幢啊，于是就想当然地认为弄错了。这样，王曾就结束了第一次查访，返回了苏州。
回到苏州后，王曾反复考虑，决定再去上海寻找。他依稀记得老爸以前曾提到过郭家少爷，大名好像叫郭穷文，还说这个名字起得极好，于是决定干脆到外滩向一家家银行打听郭穷文其人。这样一来，王曾也不需要拿出那份伪造的证明，只动了几次嘴巴就问到了郭穷文供职于哪家银行。然后，他就在银行外面等候，因为像这等涉及近百两黄金的古董生意，不可能在人家单位里洽谈。他得先跟踪郭穷文知道他住在哪里，然后选一个星期天登门造访，一次不成就两次，两次不成就三次，反正干这一行凭的就是超强的水磨功夫和三寸不烂之舌。就这样，王曾终于知道了郭穷文的住址。还是在戴家宅，如果不是亲眼看见郭穷文确实是进了那个竹篱笆院子，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郭家大少爷竟会选择这种房子作为居住地。
然后，王曾就正式开始行动了。他选择的那个星期天，正好就是郭家举行聚会的那天。他通过外面的竹篱笆缝隙向里面窥视，那班人刚吃完酒席往屋里去，然后就把屋门关上了。王曾不知他们这是想干什么，就在外面等候。等了好一阵还不见他们开门，热得不耐烦了，就去敲门，没想到院门原本就没碰上，一触就开了。于是他就不请自入，从窗户缝隙中隐约见到了挂着供郭氏众人拜祭的纸甲。当时，他是一阵激动，也明白了这些人待在屋里是在干什么，正要退出回头再敲门而入时，屋里的仪式结束，门打开了。于是，王曾就被迫在这个极不适宜的时间、地点跟主人见面。他生怕引起郭穷文的怀疑，仓促之中就拿出了伪造的派出所证明。结果是预料中的，郭穷文拒绝了他，把他赶了出来。但王曾并不气馁，准备过一段时间再次登门。这几天，他正盘算着动身时，派出所找他了！
王曾交代完后，就回不去了，撇开他是否跟纸甲失窃案有染，私刻公章伪造公文（而且伪造的是公安机关的公文）就够他喝一壶的。
侦查员随即对王曾的交代进行核实，老陈、小黄去无锡找那个要求购纸甲的宋天石调查，支仕君则和派出所民警去“鉴真斋”及王曾住所进行搜查。两路人马调查的结果，证实了王曾交代内容的真实性。
线索就此断了。
四、给戴笠开过保险箱的高手
专案组于是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一番七嘴八舌各抒己见的讨论后，焦点集中到了一点上：根据之前的调查情况来看，如果排除了窃贼配钥匙的可能性，那么，窃贼是用什么方式对付锁具的？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看来是用开锁工具打开那三道锁具的。也就是说，窃贼本身就是锁匠或者掌握开锁技能的角色！
于是就请来一位中央商场的老法师作鉴定。在上海滩，被称为“老法师”的，都是某个行业的顶尖级人物，这种人物同时又极谙人情世故，特会做人，只有具备这两种条件的人，才会被公众赋予这个民间光荣称号。专案组请来的这位老法师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开锁方面的技艺如何？只说两点即可：第一，从三十年代开始，上海滩的银行或者富户人家的保险箱柜丢失了钥匙，或者发生故障无法打开的，在考虑聘请相助的名单中，有一位肯定是他。他也煞是厉害，不管是哪个国家制造的保险箱，不管是使用什么锁具的，都能打开。第二，解放前，他是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和汪伪76号都挂号的人物。
老法师到场后，把大门、屋门、铁柜上的司必灵锁都拆了下来，带回中央商场，当着两个侦查员的面作了鉴定，得出结论：三把司必灵锁的锁芯铜质弹子上都留有开锁专用工具的细小划痕，可以确定都被某种开锁工具打开过。
侦查员向老法师请教：您看这个用专用工具开锁的人水平如何？
老法师说：水平还可以。
被老法师认为“水平还可以”的人，在上海滩的锁匠中起码属于中等偏上了。这对于专案组来说，追查的方向就明确了，范围也缩小了：窃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相当水平的开锁技能，二是应该就住在附近，否则是无法在沈文秀离家的那半个多小时里作案的。那就按照这两个条件在戴家宅这一带查吧。
第一个被列入怀疑对象名单的是“徐记棺材店”老板徐胜成。
在经营棺材这一行中，徐老板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一般开棺材店铺的，自己都是木匠出身，但徐老板却不是木匠出身，甚至也不会干任何木工活儿。徐老板的拿手活儿是金工，尤擅旧时被沪上市民称为“外国铜匠”的钳工。徐胜成是浙江慈溪人氏，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十二岁就到上海滩来学手意，学的就是“外国铜匠”。十六岁满师后，离开学艺的那家私营小作坊，考进了江南造船所。他在这家全国著名的工厂里待了二十年，成为一名具有技师级技艺的金工师傅。一般来说，端手艺饭碗的，技术水平到了这一步，下半生的吃用开销、养家糊口就可以全部靠在这双手上了。资本家剥削得再厉害，也饿不死你的。可是，徐胜成这时却突然决定辞工，自己开了一家棺材铺。据说，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决定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徐老板本人不肯向人吐露的秘密。
到1954年，徐胜成的这个棺材铺子已经开张十年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角色，尽管他本人不会干木工活，也没有学一学的打算，但在他管理下的那几名雇工，按照其对于金工商品的理念打造出来的棺材，不敢说沪上数一数二，也足可扬名全市。所以，“徐记棺材店”的生意一向很好，虽然地处被称为“下只角”（贫穷落后地段）的戴家宅，但戴家宅这边的住户家死了人是买不到“徐记棺材店”的货的，该店的生产任务都给“上只角”一些富户的寿材订单排满了。按说，徐老板这十年做下来，应当是有一些积蓄了，但他看上去还是有点拮据，家里伙食一般，子女终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
徐胜成被列入怀疑对象的原因，除了上述他具有技师级的金工手艺之外，还因为他经常对人发出由衷的感叹：“哎——常言说得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几时能弄笔横财发发就好了！”这句话已经成了徐老板的口头禅，戴家宅这边几乎人人皆知，连刚背书包上学的幼童也会一字不差地复述他这句话。
这样，徐老板除了具备“有开锁技艺”、“住在附近”这两个条件外，连作案动机也具备了，于是，他就被列入了怀疑名单。之所以说“怀疑”而不称“嫌疑”，因为专案组对此意见不一，有三个侦查员对于徐胜成是否涉案是有异议的。
侦查员邓海安、小许前往“徐记棺材店”，徐胜成不在店里，学徒说老板一早就去附近茶馆喝茶了，还没回来，还说天天都是这样的。这时已是上午九点，一个手艺人能够过着这等悠闲的日子，那还真是令人羡慕。徐胜成不在也好，侦查员正好向那几个木匠和学徒了解。问题很简单：9月24日那天下午，你们老板在店里吗？
一个看上去年岁比较大的木匠立刻回答，比侦查员的提问还要简单，只有一个字：在！
这使人有点失望。当然，侦查员不是那么好打发的，下面还有问题：在干什么？
另一个木匠回答：“他在店堂里坐着喝茶呢。我们大家都看到的，整个下午没出去过。”
侦查员扫视众人：“是这样吗？”
大家都点头。
没戏了！告辞吧。
侦查员往外走的时候，小许发现有一个年轻木匠在朝他暗使眼色，于是心里一动：难道这些人在说假话？徐胜成那天并不在店里？
考虑到这个木匠以后的处境，侦查员没当场作出反应，无事一般地离开了。出了门，走出一段路后，小许对邓海安说：“刚才有一个年轻木匠在对我们使眼色，你看见了没有？”
邓海安一个激灵：“是吗？”
两人回去向专案组长一汇报，钱琨说：“看来这里面有戏，另外去两个人盯着棺材店，等那个木匠下班回家时悄悄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悄然了解的结果是：徐胜成那天并不在店堂里，因为这个姓隋的木匠在后面工场间干活时，曾几次到前面店堂来取东西，一次也没有见过徐老板。最后一次时，正好有人来找老板，学徒小汪说老板出去了，不在。
这就有问题了：明明徐胜成不在店里，那几位工人为什么一口咬定在呢？
再查！选定学徒作为突破口，让居委会干部找了个由头将那个告诉人家老板出去了不在店里的学徒叫到了居委会，由侦查员询问。这学徒还不到十八岁，胆子有点小，侦查员说了正题，还没开口吓唬他，就已经害怕了，连忙说了实话：老板确实不在店堂里，不过也并没有出去，而是在后面仓库里待了一个下午。
侦查员不解：在仓库里干吗呢？
在打牌——就是搓麻将，跟隔壁烟纸店唐老板他们几个，他们经常凑在一起玩牌的。
侦查员于是就明白了。解放后，人民政府发布了通令，规定严禁赌博，违者轻则批评教育，认错悔过；重则劳动教养，判刑改造。派出所的一项职责就是管这类事儿，几次三番整顿下来，上海滩基本上已经没了赌博活动，麻将牌也全部上交销毁。没想到这个徐老板的赌瘾竟然这么大，甘愿冒着违法的风险也要偷偷摸摸进行。棺材店的其他几个木匠、学徒，肯定都是知晓老板在干什么的，故意为其作伪证。他们没想到这个伪证如果作成功，那徐老板面临着的怀疑就大了。
侦查员二话不说，立刻通过派出所对徐胜成等人依法传唤。分别与四人谈下来，证实了那个学徒反映的情况。徐老板顺带还交代了那个使人长期不解的秘密，为什么高级技师不做而辞工开棺材铺？原来，他嗜赌成性，不单是赌博，平时上班有空闲时也喜欢跟工友打赌。那次，他跟人打赌输了，赌的竟是辞了工去开棺材店。工友们其实也并未当真，但大家凑在一起难得碰到这种事情，总要起哄闹一下的，纷纷叫着让徐胜成辞工开棺材店。碰上这种尴尬情况，头脑活络点的就打个哈哈，然后找家馆子请次客就摆平了。可是，徐胜成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他二话不说次日即辞工，半个月后，棺材店已经开张了。
专案组是不管赌博的，就把徐胜成四人移交派出所处理了。这条线索断了以后，专案组长钱琨很是着急，就和副组长支仕君两人去西马街派出所了解情况，想请派出所民警想想看，管段内还有谁具有高级锁匠的本领。
专案组领导的设想是召集西马街派出所的全部户籍警聚在一起开个座谈会，请他们当场排查各自管段里的情况。两人抵达后跟派出所长一说，所长说行，我马上通知户籍警到所里来开会。当时的户籍警平时一般都是泡在下面办公的，居委会又没有电话，所以得派人骑着自行车一个个居委会地跑。这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这段时间钱琨、支仕君两人就和所长、指导员一起闲聊。正说着话，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蓬莱公安分局治安科民警老苗。
老苗在蓬莱分局治安科分管的是特种行业，已经管了三年多，对蓬莱区特种行业的情况很熟悉。他跟户籍警一样，分局里虽然有办公室，但平时基本上一直是骑了辆破自行车在外面转来转去的，不是泡在居委会，而是从这家旅馆转到那家旅馆，中间路过印刷所、刻章店、修锁配钥匙的摊头，就坐一坐，跟人家聊一阵。许多案子的线索，就是被他通过这种方式发现的。所以，老苗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去年还入了党。
老苗此番是到西马街派出所来了解一桩事情的，他跟所长老周等人很熟，跟钱琨、支仕君也相识。众人见老苗来了，都想起他是管特种行业的，对于锁匠方面的了解大概会比他们多些，于是就有人开口请教：老苗你知道戴家宅附近这一带有谁掌握开锁技术吗？
老苗是不知道纸甲失窃案的，但凭经验见钱琨、支仕君这样的角色待在派出所肯定是有重要案子在办的，他闻言后的反应是伸出手来：“香烟！”
钱琨等人一喜，抽烟的不约而同都掏出了自己的香烟，老苗眼睛一扫，抓过了支仕君的那大半包“大前门”（这在当时属于高档烟），抽出一支点燃后叼在嘴上，顺手把大半包烟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把手很随意地朝门口方向指了指。
众人面面相觑：“老苗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苗说：“我刚才进来时，看见派出所对面的小学门口有一个挑转糖担的人停下来设摊，我指的就是这个人。”
所长反应过来：“转糖担？你说的是那个一年四季剃着光头的‘转糖马’？”
转糖担是一种集娱乐、商业以及最小的赌博成分于一体的个体经营方式。经营者挑着一副担子，上面设置着转盘，转盘上画着各种花花绿绿的图案，每个图案上面都写着不同的字，大约六成写的是“无”；其余四成写着“有”。有“有”字的图案上画着不同的东西，从一颗糖果、几粒五香豆、泥塑玩具一直到热水瓶，这就是奖品。想去撞一下运气的人向摊主付过零钱后，就可操纵上面的机关，指针一番转动后，停在哪个位置，就获得什么结果。在戴家宅这边经营转糖担的这个光头男子姓马，已经经营了两年多，居民都称其“转糖马”。
“转糖马”的户口不在西马街派出所的管段，甚至也不在邑庙区。他家住蓬莱区，跟戴家宅相距不远，所以，他就把以前没人来做转糖担生意的戴家宅作为其经营领地。因此，西马街派出所是不知道这人情况的，看他那副体形剽悍、终年光头的模样，没人会将其跟开锁这样的精细活儿联系起来，所以，之前排查时谁也没有想到此人。
但此刻老苗开口一介绍，在场诸君就都不由得要对“转糖马”有一个重新认识了——
“转糖马”名叫马纯芝，回族，早在一百多年前其祖上已经在上海定居生活了。“转糖马”于1915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开清真饭馆的老板家里，家境还不错，自幼就有读书的条件，但他对于读书并无多大兴趣，经常逃学。不过，他跟其他逃学孩子不同的是，别的孩子逃学在外就是玩耍，他逃学却不去玩耍，而是跑到附近的一家金工作坊去看金工师傅干活。上学几年来，每个学期都有逃学现象，但考试却都能及格，所以老师虽然头有点痛，但还是可以容忍。
到了小学毕业前，情况有所变化，“转糖马”逃学到金工作坊去就不仅仅是看老师傅干活了，他在那些师傅的鼓励下开始干起活来了。不能不承认“转糖马”在金工方面的天赋，他一动手就显得与众不同，锉、锯、敲、凿竟然都干得像模像样，连钻头都磨得符合标准，比那几位已经学了一两年的学徒工竟还强些。金工作坊的那些师傅都夸他心灵手巧，说是干这一行的大材。少年“转糖马”于是来了劲，干脆就不去上学了，每天从家里出来就直接到金工作坊，把书包一扔就找活干，一直干到放学才回家吃饭。饭后又赶来了，一直干到作坊关门。
学校的老师不知这个学生为何多日不来上课，原本是要去家访的，但清真馆马老板实在过于客气，老师每次登门必定放下手里的活儿亲自陪着说话，然后安排酒菜热情招待。几次下来，老师就不敢登门了。这回也是这样，老师不敢登门，但总得管吧，于是就向众学生打听：马纯芝同学最近在干什么？于是就知道这小子在金工作坊不亦乐乎地做义务工。
老师于是就去金工作坊查看，果然见他的这位学生在那里干得满头大汗。众师傅对老师说，这是一块干金工活儿的好料。老师气得无话可说，也顾不上马老板的好客了，立刻奔清真馆通报情况。马老板是一个当时少有的想得开的老爸，他跟儿子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谈话，又去了趟金工作坊跟众师傅聊了一会儿，最后作出决定：让儿子辍学学手艺。不过不可能在这家金工作坊当学徒，因为他觉得该作坊池子太小，于是，托了个关系把儿子送到一家机器厂当学徒，专门拜了个叫顾德璋的金工名师。
顾德璋是当时上海滩著名的“外国铜匠”，他的钳工手艺还真是在德国学的。德国人的认真、细致、钻研劲头是举世闻名的，顾师傅也就特别擅长干那些精细活儿，雕模具、刻钢印、开保险箱锁具之类的活儿是他的拿手好戏。马纯芝跟着顾师傅学了三年，出师时不过十六岁，但他的钳工水平已经达到了一般老师傅的级别。
据说，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当年刚刚执掌复兴社特务科（“军统局”前身）在上海滩活动时，有一次开保险箱一不留神扭断了钥匙，断的那截留在锁眼里。这可难煞了这个特务头子，当时他手下还没有那么多特务，更没有精通开锁技术的特工。于是，只好让人请锁匠上门来开锁。哪知，这口由德国军事顾问赠送给蒋介石，再由蒋转赠给戴笠的保险箱实在太保险了，断在锁眼里的半截钥匙倒是给取出来了，但开箱、配钥匙这个高难度的活儿却一连难倒了三名高级锁匠师傅。这时，有人向戴笠推荐了二十二岁的马纯芝。戴笠听说这人这样年轻，就有些不以为然，但此刻也别无他法，于是就说让这个小师傅来试试看。马纯芝赶到后，只用了十分钟时间就在不损坏保险箱和锁具的情况下打开了箱子，又配制了钥匙。
戴笠大喜，当时就支付了一笔远远超出市场价的酬金，还把自己的一块18K金表送给马纯芝，另外，又拿出一张上印其化名的名片，签上马的名字后送给马纯芝，说今后在上海滩遇到什么为难事，拿着这张名片去找有权势的部门或者个人——比如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党部、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家都会乐于替他解决。当时，马纯芝不知道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戴笠，只感到这人气场很厉害，自信心极足。
戴笠由此对马纯芝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抗战爆发，“军统”在湖南举办特工培训班，需要特种技能教官。戴笠马上想到了马纯芝，电令上海“军统”地下组织寻到马后将其妥送湖南。但是，当时马纯芝去了宁波，特务未能找到他。由此，他在解放后也逃过了一劫。
戴笠送给马纯芝的那块金表，后来被马纯芝卖掉了，这倒没给他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出问题的是那张名片。这张名片他一次也没有使用过，但也没有想到销毁，因为他始终不知道那个给他名片的人就是戴笠。但是，他不知道，有人是知道的，而且还知道戴笠将这样一张名片送给过他，在上海解放后把这一情况向公安局举报了。1950年“镇反运动”开始，公安局就派员登门找马纯芝了解此事。马纯芝如实说了十几年前的那段经历，并应来人的要求找出了那张名片。名片给对方收下了，作为礼品交换，来人也拿出一件东西送给马纯芝，热情地给他戴在手腕上——那是一副手铐。
马纯芝被关押了一年多，翻来覆去地讯问他给戴笠开保险箱以及那张名片和“军统”请他去当技术教官的事儿，估计还进行了一些外调工作。而马纯芝跟戴笠确实就打了那么一次交道，根本不知道对方是戴笠，后来让他去当教官之事他是事后听说的，应该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人民政府是实事求是的，既然没审查出什么来，就把他释放了。
马纯芝获释之后，不知出于什么想法，不再当“外国铜匠”了，自己制作了一副转糖担干起了转糖营生，于是他就成了“转糖马”。但是，在公安局的档案里，他是被作为上海滩的开锁高手（现在的说法就是专家）记载下来的，所以，老苗就将其登记入册。不过从来没有惊动过他，因为他获释后的这几年里，上海滩并没有发生跟锁具相关的特大案件，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
而对于邑庙分局这边来说，尽管“转糖马”的工作地点是在该区，但因为户口不在本区，所以也就不清楚他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开锁高手了。
当下，钱琨、支仕君两人听老苗如此这般一说，顿时来劲，立刻返回分局专案组驻地向众侦查员通报了这一情况，决定立刻传唤“转糖马”。
可是，刚才还在派出所门口转悠过的“转糖马”却已经不见影子了！
五、峰回路转
“转糖马”白天一向是在戴家宅这一带挑着担子转来转去做他那小生意的，此刻还不到收摊的时候，怎么突然就不见影踪了呢？这主儿是认识老苗的，难道他看见老苗进派出所就做贼心虚，干脆即刻拔腿开溜了？
侦查员小黄、小邓、老陈三人奉命前往马家去查看，进门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放在客堂里的那副转糖担子。三人心里顿时一凉：这家伙果真溜了？于是就问其妻，答称丈夫刚才匆匆回家，放下担子，对她说要出去几天，然后什么东西也没拿就走了。马妻再三表示，丈夫并未对她说过去哪里，她也没问，因为她向来不过问丈夫的行踪去向。
专案组于是分析“转糖马”的去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认为“转糖马”涉案，并且可能就是窃贼，因为他完全具备窃贼“精于开锁”和“熟悉郭家情况”这两个条件，而他的突然离家出走则是畏罪潜逃。他原以为邑庙区这边的警察是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可是冷不防碰见老苗后，恍然大悟：警察与警察之间是会沟通的，这样，尽管马纯芝从来没有从事过专业锁匠职业，但是他那名声肯定会使老苗向这边的派出所方面介绍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转糖马”离家之举并非畏罪潜逃，他有可能是正巧有急事需要外出。因为如果他畏罪潜逃的话，那就得永远离开上海了。因此，他用不着把转糖担特地送回家里保存，这副担子不值几个钱，而在其妻手里等于是一文不值。他之所以在离家之前要把担子送回家，是因为他知道这次离家的时间不长，还要回来继续做这份小生意的。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专案组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两种观点各不相让，暂时搁置，先从现实出发，设法找到马纯芝再说。
当晚，侦查员再次去了马家，向马妻了解马纯芝平时的情况，主要跟哪些人有来往。马妻说丈夫的性格有点内向，以前是干“外国铜匠”的，只晓得干活，不喜欢跟人交往。后来遭受了那次拘留审查后，更是小心翼翼过日子了，基本上不跟外人来往。只偶尔跟以前学手艺时的两个师兄弟有点来往，也无非就是逢年过节一起吃个饭之类的内容。
师兄弟？他们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马妻说，一个姓董，住在曹家渡那边；一个姓蔡，住在浦东洋泾。
于是就去曹家渡调查。董某是在一家私营铁工厂工作的，这天没上班，却也不在家。问家人到哪里去了，说是到“阿三头”那边去了，是下午去的。
“阿三头”是哪一位呢？就是师兄蔡某。
那就去浦东洋泾镇，先去了洋泾派出所。派出所指派了一名值班警员领路直奔蔡某家。这时已经十点多钟了，在那没有电视机、寻常百姓家也没有收音机的年代，这个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多数居民早已休息了。但老远就看见蔡某家还有灯光，叩门而入，侦查员乐了：马纯芝也在，师兄弟三人正围着桌子喝茶商议着什么呢。
三人一起去了洋泾派出所，问下来就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这三个技艺不凡的钳工正合计着想合伙开一家金工作坊，专门替大工厂加工模具。三人为了这件事已经商议了多日，纸甲案发生的那天，马纯芝没挑转糖担，休息了一天，在城隍庙和董、蔡两人喝茶商议此事。记得那天在茶楼还碰到了两个以前的熟人，其中一个是在城隍庙那里开香烛店铺的。
次日，侦查员前往城隍庙找那个香烛店铺老板了解情况，证实了马纯芝三人的说法。出于稳妥，又从香烛店老板那里打听到了另一位熟人的地址，登门了解，也证实了这事。
这样，“转糖马”的疑点就给排除了。
专案组又一次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认为通过“两个作案条件”去查找嫌疑对象这条路暂时已经无法走通了，那就另辟蹊径。有人提出之前曾经考虑过的那个“赃物是怎样拿走的”困惑似乎可以作为侦查案件的突破口，于是大家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这几天，众人在戴家宅这边跑的次数多了，发现了一个现象：白天马路上经常有垃圾车经过。于是就想到会不会是通过这种工具运走纸甲的？
这种垃圾车，是当时的清洁所——其职能是专管清扫垃圾、清除粪便，现在已经称为“环卫部门”，是待遇很不错的事业单位了——清扫垃圾的工具之一。要说其形状轮廓，只要一说古代的囚车就知道了，垃圾车跟古囚车的差别是上面没有盖子，轮子是橡胶而不是木头的，其他如形状、体积、尺寸，跟古囚车基本上一模一样。
侦查员由此想到一点：如果窃贼弄一辆垃圾车放在郭家门前，得手后把纸甲往车里一放，上面盖一些旧报纸、破棉絮之类的垃圾，那不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纸甲运走了吗？
于是就跟清洁所联系，得知戴家宅一带一共安排了七个清洁工人（清道夫）在扫马路，配备了两辆垃圾车。平时一般都是五个工人扫地，把路上的垃圾扫拢在一起，每隔一段距离堆一堆，由另外两个工人推着垃圾车一路过来把堆着的垃圾装到车里。那么，纸甲失窃案发生的那天下午，垃圾车是怎么运作的呢？
当时对于环境卫生工作是非常重视的，环境卫生甚至还跟战争联系起来，政府的宣传资料里说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会把细菌炸弹投到中国来，所以应该把苍蝇蚊子老鼠跳虱清除掉，切断传播细菌的途径。因此，清洁卫生工作是跟政治联系起来的，称为“爱国卫生”，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爱国卫生工作委员会”。因此，清洁所方面对于其职能工作的管理是很认真的，对于工人的出勤、清扫情况都有台账记录。当下一翻台账，说那天下午一点到三点所里召开全体工人大会，动员购买爱国公债，所以这段时间马路上是没有清洁工人扫地的，垃圾车全部停在清洁所的大院里。
前往调查的侦查员小许回来一汇报，另一侦查员邓海安“嗯”了一声。大家看着他的时候，却又不吭声了，只管低着头乱翻他那本工作手册。组长钱琨便意识到可能有戏，示意大家别做声。片刻，邓海安开腔了：“我这里有一个记录，说案发当时戴家宅郭宅附近有垃圾车停着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邓海安是案发伊始邑庙分局前来出警勘查的几个刑警之一，当时领导给他的分工是向周围邻居了解郭宅女主人不在家的那个时段是否看见过有可疑对象在郭宅周围出现过。邓海安当时调查了七个人，将谈话内容记录于工作手册上。其中在向邮递员小倪调查时，这个姑娘说过一个当时被认为跟案情无关的细节：当时她向郭家的邻居宋家投递了一封平信，骑着自行车往前行了七八米，像平时那样按了两下车铃就一个急拐进了一条小弄堂。没想到弄堂口竟然停着一辆垃圾车，她刹车不及，前轮就撞在垃圾车上。
众人听邓海安这么一说，顿时来了兴趣：这辆垃圾车这个时段停在几乎紧挨着郭宅的小弄堂里，是怎么回事？清洁所称戴家宅这边当时没有工人作业，也没有垃圾车，那么，这辆垃圾车又是从哪里过来的，停在小弄堂里是否跟纸甲失窃案有关呢？
这确实是一个可以作为疑点来考虑的线索，专案组认为对此需要彻查。于是，侦查员再次前往清洁所，这回去了三人。清洁所方面见侦查员再次登门，而且一下子来了三人，便知情况有点严重，自是认真对待，不敢大意。听侦查员一说在小弄堂里发现垃圾车的情况后，马上表示愿意配合公安局进行调查。侦查员说先查一下这辆垃圾车是你们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我们采取排除法吧，请你把戴家宅这边地段的那七个工人召集一下，我们直接跟他们聊聊。
一聊，情况就清楚了：这辆垃圾车，是戴家宅地段的那两辆中的一辆，编号为072。下午一点前，该车是由工人推到了清洁所院子里停着的，三点钟会议结束后，他们出来时发现该车已经不见了。问了门卫，说没有留心，不过刚才有几个小鬼头来过，在院子里推着车子玩，可能推着推着就推到外面马路上去了，这种情况以前是经常有的。反正车子丢不了，你们去找一下就是了。于是，工人便去找，最后在那条小弄堂里找到了这辆车。
门卫所说的那几个小鬼头，肯定是戴家宅小学的学生了，于是就去小学。但这时学校已经放学了，校长、老师还在，学生早已走得一个不剩，于是只好到明天再查了。
次日上午，侦查员去戴家宅小学时，老师已经在晨会课上查问到了昨天到清洁所去玩垃圾车的几个学生了。侦查员跟他们一一谈话，得知确实是他们把那辆垃圾车推到马路上去玩的，最后把车扔在那条小弄堂里。从学生的放学时间推断，这辆垃圾车没有时间可以给案犯利用。
侦查员返回分局向专案组领导汇报了情况，大家正因失望而觉得沮丧时，门卫打进来一个电话：有人求见专案组领导。
六、水井里的秘密
来求见专案组领导的那位，正是失主郭穷文先生。
前面说过，郭宅的后院是一个自耕自种的菜园。菜园的中间，郭穷文特地请人挖了一口井，用于浇水。为防止家里两个男孩到井台上玩耍时失足掉进井里，这口水井是加了个盖子的。盖子一头装着铰链，另一头有个搭扣，可以扣在水泥井围上的金属圈圈上，加一把锁，两个儿子就没法想了。
纸甲失窃的9月下旬，并非蔬菜播种季节，菜园里不必浇水，所以没人去留意那口水井。这天早晨，郭穷文去菜园割韭黄，经过井边时，无意间发现那把扣在搭扣上的铜挂锁竟然已经打开了。他怀疑自己看错了，特地跑到井台上查看，一点没错，挂锁已经开了，是被撬开的！
最初，郭穷文认定这是大儿子小彬顽皮所致，于是立刻回到屋里，让正在吃早饭的大儿子站起来交代违规劣行。小彬莫名其妙，一脸无辜，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郭穷文于是又问妻子沈文秀：你看到小彬这几天朝后院跑了吗？
沈文秀说好像没有这个可能，因为这几天小彬学校里正排练节目准备迎接建国五周年，他天天很晚才回家，星期天都去学校的，哪有空闲时间到后院去玩？
于是，郭穷文又把怀疑转到了小儿子小景身上，尽管他不大相信只有七岁的小儿子有撬锁的能力。小景还没到上学年龄，此刻还在呼呼大睡。郭穷文正要去卧室唤醒他询问，忽然一个激灵：会不会是窃贼那天盗了纸甲后没当场拿出去，而是用绳子拴住了悬挂在水井的井口与水面之间？
于是，再奔后院打开井盖查看。以郭穷文的外行眼光，当然看不出什么疑点来的。但他深信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溜到他家后院来撬井锁。这时，跟在丈夫后面来看究竟的沈文秀忽然指着竹篱笆一角惊叫：“穷文，你看！”
郭穷文顺着妻子的指点看过去，只见右侧交界处的竹篱笆顶端已经断了几根竹梢。奔过去，果然见地上有被折断的竹梢。昨天晚上下过雨，所以泥地上还有两枚清晰的脚印。
于是，郭穷文大为懊恼：窃贼偷了纸甲，并未拿出去，只是把赃物藏匿于水井内，如果自己之前想到这种可能过来查看一下，那纸甲不是能够失而复得了吗？唉！
专案组听了郭穷文报告的情况后，当即全体出动前往郭宅。现场勘查结果，证实了之前那个一直使众人困惑的问题：窃贼得手之后，把赃物密藏于郭宅后院的水井里，一直到昨天晚上才从后面攀越竹篱笆潜入，偷偷拿走了纸甲。留下的两个脚印，表明此人的身高大约在一米七左右，左脚可能有点微瘸，但不是特别注意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继续分析，侦查员认为昨晚来转移赃物的那厮可能跟那天到郭宅来行窃的窃贼并不是同一个人。理由是：那个潜入郭宅行窃的窃贼具有高级锁匠的本领，如果昨晚来转移赃物的也是此人，那么，他完全不必用撬的方式对付井锁，这样也许还可以延长被发现转移赃物的时间。
当然，此刻对于侦查员来说，是一个还是两个窃贼并不重要，眼下最要紧的是怎样通过窃贼转移赃物一节来查摸线索。众人从窃贼的角度来考虑转移赃物的事儿，觉得这虽然不像当初下手盗窃纸甲那样是高难度动作，但风险还是不小的。当时上海滩的街头，从晚上九点开始到次日凌晨四点半左右，都是有专业或者业余的巡逻人员巡逻的。别说窃贼带着纸甲这样的庞然大物了，就是空着双手深更半夜在马路上闲荡，也肯定会被拦下盘查。那个转移赃物的窃贼不会不知道这点，所以，其转移赃物的时间就只能选择在昨晚九点之前或者今晨四点半以后。由于雨是昨晚十一点以后开始下的，到今晨三点多钟停，从留在泥地上的脚印判断，应该排除窃贼在昨晚九点之前转移赃物的可能。因此，窃贼潜入郭宅的时间大致上应当在今晨四点以后，而在五点以前他肯定已经把纸甲从井里起出来后攀越竹篱笆开溜了。
当然，即使是早晨四点多钟，马路上也并不是没有人的，倒马桶的清洁工人、从郊区进城卖菜的农民、晨练爱好者，等等，这个时候差不多都已经出来了。所以，窃贼得使用某种隐蔽的方式来转移纸甲，估计多半可能是麻袋，也不排除弄一辆垃圾车来运载的可能。这样，调查目标就确定了：全组出动，分头访问戴家宅一带上述三类清晨上街的人员，寻找线索。
这项调查进行了大半天，到下午四点多时，专案组七人在分局碰头，汇总情况。七人一共访查了四十一个对象，其中九个对象明确记得今晨大约四点三刻时，在戴家宅这边马路上见到过一个背着一口大麻袋的男子，此人年约四十，中高个头，穿一身黑布衣服，剪着个平顶头，左下巴颏处有一道疤痕。
专案组副组长支仕君是最后一个开口的，他一开口，立刻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因为他访查到的情况比其他侦查员详细得多——
支仕君一共访查了四名今晨五点钟之前在戴家宅这边马路上行走的对象，有晨练爱好者，也有菜农。前三名都说没有看到过行为举止显得特别的人，支仕君寻思今天可能没戏了的时候，找到了第四位访查对象。那是浦东的一个菜农，姓宗，名顺发。他今天早晨骑着自己的那辆用废旧自来水管子焊制的“老坦克”自行车，载着两大箩筐蔬菜，搭乘头班摆渡船过了江，骑行了十来分钟，就到了戴家宅这边的三台街。
三台街就是郭宅门前的那条马路，不到五百米，是条小马路，路不大宽，但比较清净，因为这条马路不是公交车的线路范围，公共汽车、电车都不经过，其他机动车也很少，清晨空气中没有扬起的灰尘，也没有废气，很是清爽。
宗顺发的目的地是三台街尽头的那家小菜场。他在这条马路上骑行片刻，在距郭宅大约七八十米处迎面遇见了一个背着一个鼓鼓囊囊麻袋的中年男子。这时天色尚暗，路灯也还亮着，有人背着个大麻袋走在路上，难免引起别人的注目。宗顺发的警惕性还算是蛮高的，寻思大清早的背了一个装满东西的麻袋，这人是不是有问题啊？想着，便干脆把自行车停下，盯着对方看。那男子并不慌张，见宗顺发看他，干脆停了下来，把麻袋口拎了拎。宗顺发这时看清麻袋里装的是木屑，恍然大悟：我想这人的力气怎么这么大，背着一大袋东西像是不费吹灰之力似的，原来里面装的是木屑。随即又想起三台街的拐弯角上有一家老虎灶（上海滩旧时对专门向市民供应开水的小铺子的称谓），这人可能是给老虎灶送燃料的，于是也就释然了。
宗顺发跟支仕君不认识，但他对人民警察有一份发自内心的亲热，因为他的一个弟弟就是解放后参加警察队伍的，当的是交警。因此，他对支仕君的调查很配合，说完了上述情况，还问：“支同志你还需要了解什么吗？”
支仕君听着笑了，如果你还有其他相关情况，我当然是很愿意听你说一说的，说着递上一支香烟。宗顺发抽着烟，说如果支同志你对我刚才说的这个人有点兴趣的话，我还可以提供一点情况给你。
宗顺发提供的情况确实只有“一点”，但是，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他曾在福源旅馆见到过那个男子！那是十天前，他给那家旅馆送蔬菜时，曾看见这个男子进了旅馆，不知是住在该旅馆呢还是去找哪个住店的客人。因为此人的左下颏有一道明显的疤痕，所以很容易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专案组对支仕君获得的上述情况进行了讨论，认为那个下巴颏有疤痕的家伙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于是，立刻指派侦查员老陈、小黄两人前往三台街拐角处的那家老虎灶去调查，查问当天早晨是否有人送过木屑。那家老虎灶是一对残疾人夫妇开的，一向老实本分，当下马上回答说没有此事，他们这家老虎灶的燃料是由斜对面的那家煤球店提供的碎煤屑，生火的木柴则是收购的，从来不烧木屑。
这样，情况就大体上清楚了：那个下巴颏有疤痕的男子所背的麻袋里，装的就是纸甲，所谓木屑，那是转移赃物时玩的障眼法。
专案组决定：就盯着这个“疤痕”一查到底！
副组长支仕君和侦查员小印、老陈三人前往福源旅馆进行调查。福源旅馆老板朱大祥很客气地接待了侦查员，听说要了解最近住店旅客的登记情况，便马上捧出了那本厚厚的登记簿，请侦查员查看。侦查员翻了翻，不得要领。于是就对朱老板说，据这上面的记载，贵号最近半个月里一共有九十三名旅客住宿，我们想知道其中是否有一个四十来岁、左下巴颏有一道疤痕的男子。
朱老板说登记住宿是账房王先生的活儿，我请王先生来回答。王先生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翁，戴着一副厚如啤酒瓶底的高度近视眼镜。他是住在旅馆的，昼夜为住店或者退房的旅客提供服务。他听侦查员把问题说了一下，一边翻阅着登记本子一边回忆着，最后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侦查员：住店旅客里没有这样一个男子。
那看来就是来旅馆访客的了。问下来，这家旅馆对访客者是不登记的。那么，是否有一个类似查问一下然后再予以放行的制度呢？朱老板说也没有这样的制度，但是，如果来人看上去一副贼头狗脑的模样，那是要盘问一下的，回答得不对就拒绝进门。
盘问？对了！盘问是由谁负责的呢？
朱老板说，没有人负责，或者也可以说，每个人都负责，就是说凡是本店的人，不论是老板、账房、茶房——哦，新社会了，应该称服务员，还有厨师、清洁工，反正谁看见觉得不顺眼的人，都有责任查问，这是本店一贯的店规。
侦查员说那就麻烦朱先生把你们的这些工作人员一个个叫来，我们想分别跟他们谈谈。
谈下来的结果是：清洁女工花阿英记得有这样特征的一个男子曾经来旅馆访客，这人可能来过好几次，她看见的就有三次。
“疤痕”访问哪位客人？
三楼一号房间的那位广东旅客。
侦查员一查登记簿，得知广东旅客名叫周闻茗，四十九岁，是广州市“大鸿运茶叶行”的老板，茶叶行的地址是广州市越秀区腾高路真光巷14号，于9月18日入住福源旅馆，至24日离开，一共住了七天。
侦查员乍看之下，心里一动：这个老广是9月24日结账离店的，这天不正是发生纸甲盗窃案的日子吗？于是就问账房王先生：是否还记得那位姓周的老广是几时结的账？
王先生几乎想都没想就回答了：是下午四点结的账。因为按店规是要多收取半天住宿费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说着，老先生拿出了账本，翻出了那天的账目，虽然上面没记录是什么时间离开旅馆的，但按照旅馆“下午三点以后结账应当多付半天住宿费”的店规，王先生的记忆应当是没错的。微妙的是，不管是三点钟还是四点钟离开的，这个时候纸甲案都已经发生了。
侦查员又翻阅了之前几个月的住客登记，发现这个周闻茗在今年2月、7月都住过福源旅馆，住的都是三楼一号房间，分别住了三天、四天。一旁的王先生也想起来了，说这个老广客每次入住都会提出让他住三楼一号房间的要求。
情况查摸到这当儿时，通常给人的合理想象可能会是：这个周闻茗是纸甲的买家，而“疤痕”则是窃贼，周闻茗是在福源旅馆里住着坐等“疤痕”作案成功后方才离开的。
去旅馆的三名侦查员中，年轻的小邓也是这样想的，而且向支仕君、老陈表达了这种想法。支仕君、老陈马上摇头：不可能！如果是这样，周闻茗有必要三次入住福源旅馆吗？
小邓说，可能是之前“疤痕”未能候到下手的机会吧。
支、陈还是摇头：郭家白天只有主妇沈文秀带着学龄前儿童小景待着，作为家庭妇女，在家里没雇保姆佣人的情况下，她总是要出门的，比如买菜那是天天少不了的，出去买趟菜跟案发那天沈文秀领小儿子去医院看病所花的时间应当是差不多的，也得半个小时吧。更别说有时居委会还要召集家庭妇女开会，宣传这个那个政策，那时间就更长了。如果周闻茗前两次入住福源旅馆是为了等候“疤痕”作案的话，只怕纸甲案早就发生了。所以，周闻茗之前两次入住该旅馆看来是另有原因，但应该和纸甲案多少有点关系。
支仕君于是说，上楼去周闻茗住过的那个房间看看吧，看看这个老广为什么每次都要入住那个房间。
福源旅馆是一幢两层楼房，所谓三楼一号房间，其实是独立于二楼平顶上的一个像楼梯间那样的房间。戴家宅这种“下只角”地区几乎都是草房、平房，很少有两层的建筑，福源旅馆算是很好的建筑物了，而那个鹤立鸡群的三楼一号房间，从高度来说，则是戴家宅的制高点了。不过，通常入住福源旅馆的客人都不会将这个制高点房间作为首选，因为当时没有空调，旅馆也不提供电风扇、取暖器等小家电，这样，这个房间由于四周无遮拦，所以是冬寒夏热。因此，冬夏季节时，来福源旅馆住宿的客人中，没有哪个会在有其他房间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住进三楼房间的。而周闻茗之前两次入住福源旅馆的时间是2月、7月，这在上海恰恰是最冷最热的时候，他为何不计较冷热而要求住到三楼去呢？
三个侦查员进了三楼房间，四下稍稍一看就恍然大悟了：这个制高点居高临下，能够从窗子里看到整个戴家宅的全貌。而站在朝东的那个窗口俯瞰下去，三台街郭宅的院子、平房、菜园一目了然。因此可以推断，周闻茗三次入住这个房间，就是为了观察郭宅的情况，以便制订作案计划。如此看来，这个老广不仅仅是买家，而且可能是纸甲盗窃案的主谋，而那个转移赃物的“疤痕”，估计不过是他雇佣来当下手的。
专案组于是作出决定：盯着周闻茗这条线索调查！
七、水落石出
周闻茗三次入住福源旅馆登记时所用的证明都是广州“大鸿运茶叶行”出具的，这在当时已经算是符合公安局的治安规定了。于是，“大鸿运茶叶行”就是专案组要调查的第一个目标。这个案子属于特别重大案件，所以专案组没有通过电报方式请广州市公安局协查，而是专门派了两个侦查员赴羊城调查。
侦查员老陈、小许两人去了趟广州，这次出差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白跑。不是没查摸到情况，而是广州市根本没有这么一家茶叶行；向茶叶行业公会了解下来，也没有听说过有周闻茗这样一个经营茶叶生意的人。
当时的户籍管理制度虽然比现在严格，但是没有电脑，也没有身份证，所以没法请广州市公安局在茫茫人海中查核是否有一个名叫周闻茗的市民。
老陈、小许赴广州调查的这一个星期里，专案组其他侦查员也没消停。他们分析认为周闻茗三次住福源旅馆时，不可能整天一直待在旅馆里不出去，白天要观察郭宅的情况以便查摸郭家人员的活动规律，早晚总要到外面去散散步、喝个茶、喝点小酒什么的吧，否则昼夜一直缩在旅馆里是会引起别人怀疑的。假设周闻茗是在戴家宅附近转悠的，那么，他跟别人就会有所接触，接触时是否谈了什么可以让专案组分析出线索的内容？因此，专案组其他侦查员这一周里一直在戴家宅及其周边几条马路的茶馆、酒馆走访查摸。可是，未能获得任何线索。这样，等到老陈、小许从广州无功而返时，专案组面临的仍是什么线索也没有的沮丧。
还是开会讨论，群策群力。广州调查虽然未能寻找到周闻茗的线索，但是有一点已经可以认定了：这个周闻茗肯定是纸甲案的犯罪嫌疑人之一，极有可能是主谋。既然他使用了伪造的证明，那就肯定留下过蛛丝马迹，只不过眼下专案组还没有发现罢了。专案组长钱琨说，看来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细致，继续努力吧。明天开始，大家继续分头在戴家宅一带进行访查。
诚如专案组所认为的，周闻茗肯定是留下了蛛丝马迹的，只不过还没被人发现罢了。这个发现的时间，随着此刻侦查员邓海安路过福源旅馆，已经在渐渐地靠近了。
福源旅馆是专案组认为周闻茗最有可能留下线索的地方，为此，已经三次派侦查员登门，向朱老板、账房王先生以及清洁工、服务员一共大约七八人当面了解过情况，但这些人怎么也想不起周闻茗住店时留下过什么值得记忆的内容。现在，侦查员邓海安走到福源旅馆门口时，也并未想到过旅馆里可能还有没有调查到的对象，而这个对象恰恰就是掌握着周闻茗线索的人。但是，邓海安还是决定进去一趟。干什么？他这天患着感冒，正在吃药，此刻到了服药时间，药片倒是带在身上的，但没有开水，他想到旅馆去讨开水喝药。
邓海安进了旅馆，向账房王先生要了杯开水，因为太烫，就只好坐等。正要跟王先生聊点什么时，旅馆的厨师陈师傅从外面采购回来了。福源旅馆是向住店客人提供伙食的，需要定期进大米。陈师傅这次进的货中，有一麻袋大米，大约一百五十斤左右。他从厨房里拿出了一根被称为“杠棒”的粗粗的毛竹棍，一时却找不到可以跟他一起扛抬进厨房的人，因为这时旅馆里除了王先生和三个女服务员、一个清洁女工外，没有其他强壮劳力。邓海安见了，就说我来帮你抬吧。这一抬，就抬出了一条线索。
邓海安这个小伙子很机灵，脑子特别活络。他听这个厨师说话带着隐约可辨的广东口音，马上跟那个住店老广嫌疑人周闻茗联系起来，便跟对方搭讪。果然，陈师傅是广东人，老家在广州郊区江门，十几年前来到上海，父母兄弟姐妹都还在江门住着，去年春节他还携家小回了趟老家哩。邓海安于是就问起了周闻茗住店的情况。陈师傅不知道周闻茗这个名字，但听邓海安一解释就是那个住在三楼房间的客人时，顿时来了劲，说那个老广是好人，茶叶行老板，做着那么大的生意，没有架子，跟他这个厨师说话非常和气。再往下聊，邓海安得知周闻茗住店时的伙食是吃旅馆的，按说那费用已经打在住宿费里了，不必另外掏钱的，可是，周闻茗因为喜欢喝两杯，那就需要增加菜肴。他还喜欢吃海鲜，所以住店时每天自己掏钱请陈师傅另外采购了烹饪。周闻茗听说陈师傅也是广东人，跟他就显得很亲热，有时晚上他直接到厨房去喝酒，还硬拉陈师傅一起喝，边喝边聊天。
邓海安听陈师傅说到这里，便意识到多半可以从陈师傅那里挖到料了。果然，再往下说，陈师傅就说到了喝酒聊天时，他发现对方对上海滩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他这个已经在沪待了十七年的人。问了问，对方说他以前在上海虹口那边的公平路住过，当时他在北京路做五金生意。陈师傅于是就说到了北京东路上的一家广东馆子“大粤馆”，他曾在该饭馆当过厨师。没想到周闻茗对这家馆子还很熟，甚至说跟该馆子老板认识。
这样，“大粤馆”老板就是追查周闻茗的一条重要线索了，专案组于是决定立刻去找那个饭馆老板。三个侦查员到北京东路去找“大粤馆”，却没这样一家饭馆。好在陈师傅是说了地址的，饭馆不在，房子还在，这时已经被一个姓李的上海老板开自行车行了。跟李老板聊下来，对方说听说过这里原来开过广东馆子，不过，他来开车行时，这里是仓库。
那么房东呢？房东总知道广东馆子搬到哪里去了吧？李老板说房东是有的，知道不知道不清楚，不过你们不大能找得到这个房东，他已经去了香港，一年来上海一次，收收房租，会会亲友，吃吃喝喝什么的。今年已经来过了，要到明年夏天再来呢。
侦查员老陈是专案组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是老上海，当下就说那不必在北京路上查摸了，我们去南京路“新雅”打听吧。
“新雅”是沪上一家著名粤菜馆，是上海滩历史最久的一家经营广东菜点的老字号饭馆。该馆由南洋归侨蔡建卿于1926年在四川北路开设，最初名叫“新雅茶室”，由于菜式新颖，环境幽雅，引来众多食客，一致给予好评，上海滩的第一个文艺沙龙即诞生于此。1932年，蔡建卿看中了南京路现址，遂从著名犹太商人哈同手里购下房产开设了粤菜馆。到本案发生时，“新雅”已经被上海市民一致认为是沪上资格最老、牌子最响、质量最好的一家广东菜馆，是沪上粤菜馆中的龙头老大。老陈认为，“大粤馆”搬迁到哪里去了，“新雅”方面应该是知晓的。
果然，“新雅”方面接待侦查员的那位厨师告诉侦查员关于“大粤馆”的信息了：已经在三年前关门了。
关门了？那么“大粤馆”的老板呢？
老陈一边打听，一边已经有点惴惴不安了，担心“大粤馆”的老板也像那位房东一样去了香港什么的。厨师开口了，说出了“大粤馆”肖老板的去向，谢天谢地！尽管肖老板也去了一个地方，但是那地方不是香港。当然，对于一般人来说，想跟已经去了那个地方的肖老板取得联系的难度，可能跟香港差不多。但对于专案组而言，这个难度就不存在了。
因为，肖老板去的地方名叫提篮桥监狱，他在1951年因涉嫌“一贯道”反动会道门犯罪而被捕，被判刑八年。他的“大粤馆”就是这样关门的。
侦查员于是去提篮桥监狱找了这个名叫肖传国的服刑人员，向其了解周闻茗的情况。肖传国一听就摇头，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人。侦查员提醒他那是一个广州人，并说了年龄、外形，他还是摇头。于是，就对肖传国说，我们要找的这个人是做五金生意的，据说曾在虹口公平路那里住过。
这样一说，肖传国马上想起来了，说：哦！我知道了，什么周闻茗，他叫郑思大，是个锁匠出身的五金商人，先在上海做生意，后来去了广州。不错，我跟他以前是朋友，解放后他也来过上海，住在虹口公平路的亲戚家里，我曾去拜访过。他那亲戚也是商人，做西药生意的，记得好像是住在一条名叫“德华里”的弄堂里，是一套日本式洋房。
这个情况对于专案组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当下就去公平路访查。先去派出所打听郑思大的那个做西药生意的亲戚，户籍警不在所里，就请内勤翻户口底卡。很快就找到了，竟给了侦查员一个大大的惊喜：底卡里夹着一纸申报临时户口的报告，是郑思大亲笔所写的请求派出所准予其（附有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治安科的证明，证实身份为五金掮客的市民郑思大赴沪采购，需在上海待一个月）从9月24日开始在德华里妹夫家借宿，特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
如此，就省了许多周折。侦查员当下直接去德华里，郑思大不在，主人说他有事出去了，于是就等候。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最后等到了郑思大。郑思大的出现给了侦查员一个特大的惊喜，因为不但犯罪嫌疑人落网了，他还带来了那副纸甲！
这副纸甲已经被装在一个特制的杉木箱里，郑思大根据纸甲的形状，设计箱子时巧妙地充分利用空间，制作出来的箱子竟然并不显得出奇地庞大。郑思大已经购买了次日赴广州的海轮票子，准备携带赃物逃离上海。
郑思大落网后，对自己的罪行作了交代：年初，他在广州遇到了一个解放前就已相识的香港古董掮客史问虚。史问虚说他从香港来，是受一位客商的委托，前来内地收购古代盔甲，无论是铁甲、铜甲、皮甲，只要有，他都收，价钱当然好说。史问虚随便说了说盔甲的一般价钱，把之前从未接触过古董的郑思大差点吓了个跟斗。接着，史问虚又说，最能卖出价钱的是纸甲，说一副完整的纸甲至少值人民币八亿元（旧币，即新币八万元）。郑思大听着听着，不禁怦然心动。
1954年时的八亿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这里也不举工资收入之类的例子了，只说一点大家就明白了：根据195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金额满人民币一亿元（即后来的新币一万元）的，就可以判处死刑。
郑思大心动之后，就对史问虚说他可以设法打听，请对方留下联系方式。史问虚大喜，说只要搞到纸甲，这个金额只多不少，一次性现钞付清。至于你用什么方式搞到，我就不管了。到时候，老郑你也不必担心怎么运出去的问题，那是兄弟我的事儿，你给我的交货地点就是广州，一手交货，一手拿钱。
之后，郑思大就开始打听关于纸甲的事儿。像纸甲这样的稀有古董，别说一个外行了，就是做了一辈子古董生意的老行家也未必能探听到藏家消息。正当郑思大心灰意懒的时候，史问虚再次从香港赶来了，告诉郑思大一个消息：据香港报纸刊登的一篇一位原国民党郭姓将军的后人所写的回忆文章透露，上海有一位名叫郭穷文的银行职员收藏着一副完整的明代纸甲。史问虚还给了郑思大一本盖着“大鸿运茶叶行”图章的空白信笺，说你如果去上海办这事的话，可以以这家茶叶行的名义用另一个名字住宿，也好省了一些麻烦。当时，郑思大并不知道广州并无这么一家茶叶行。
郑思大闻之，决定前往上海碰碰运气。郑思大不是一个笨人。2月间他在广州赴沪的途中，把此事前后经过一想，就觉得这可能是史问虚那边做的一个圈套，他们早已知道郭穷文藏有纸甲，要物色一个人去弄来。这个“弄”，说白了就是盗窃了，因为如果讲是收购，那他郑思大不过扮演了中介角色，他根本没有这笔本钱买下纸甲后再转手让给史问虚的；而史问虚明明已经知道郭穷文有纸甲，自己找上门去就行了，何必还要找他郑思大去绕这个圈子呢？而且，史问虚知道他是锁匠出身，本领还不错。这样对他说，就是让他去盗窃纸甲。郑思大尽管身怀开锁技艺，但他从未用此作过案。这回，他怎么也摆脱不了八亿元巨款的诱惑，于是决定行窃。
郑思大根据史问虚提供的郭穷文的地址，在戴家宅那里转了转，选择了福源旅馆顶楼的那个房间住了下来，对郭宅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同时，他还利用外出散步的机会反复查看郭宅以及周边的地形。
返回广州后，郑思大就想跟史问虚取得联系，但一直联系不上，直到7月上旬方才见了面。郑思大对史问虚说他决定做这笔生意，但需要史问虚先支付一笔定金。史问虚很高兴，二话不说立刻给了他五百万元人民币。郑思大拿到钱后，正式开始考虑如何作案，并在广州准备了开锁的工具。
7月中旬，郑思大再次赴沪，仍入住福源旅馆。一边继续观察郭宅，一边制订作案计划。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利用郭宅无人的机会，用特制的工具迅速打开锁具，窃取纸甲后，因为其体积庞大无法当场拿出来（否则没准在三台街上就有被人拦下的危险），就用绳子悬挂于后院的那口井里，然后另选夜间去把纸甲取出。
郑思大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他对这个方案反复进行了审核，很快就发现了破绽：他住在旅馆里，大门一到十点钟就上锁，早晨五点钟方才打开，旅客有事要出去的，得请服务员开门，这样他就无法在夜间溜出转移赃物，即使取了赃物拿回旅馆时也会被服务员看到。因此，他得另外选一个人替他做这件事。于是，郑思大就想起了上面已经出过场的那个“疤痕”。
“疤痕”名叫孙冲，跟郑思大是同乡同村，二十多年前两人是一起到上海滩来的。郑思大进了机修作坊当艺徒，孙冲则投奔了他在浦东高桥的一个亲戚学了木匠。后来，孙冲被高桥镇上的一个船户招了女婿。多年来，两人的来往倒是没有断过。郑思大现在要做这桩大案而物色一个得力帮手，首先考虑的就是孙冲。于是，郑思大就去高桥拜访孙冲，但不巧的是孙冲到江苏省去打工了，要过了夏天再回来。郑思大有点失望，但还是没有马上离开，而是耐心地待在福源旅馆里继续查看郭宅的情况。
到了9月上旬，郑思大给孙冲写了一封信，询问是否回家了，接到孙冲告知已经回家的消息后，郑思大就决定9月中旬赴沪下手作案。9月18日他抵达上海后，仍入住福源旅馆，然后去高桥拜访孙冲。两人一向有话直说的，所以郑思大也不搞试探，开门见山说了这事，当然没透露史问虚开出的价格，只说如果孙冲愿意参与，人家愿意给他一亿元。需要靠外出打工挣钱的木匠郑思大听了当然心动，立刻表示愿意参与。
次日，孙冲就从高桥赶到了浦西，去福源旅馆跟郑思大见面，用望远镜观察了郭宅，然后又在戴家宅走了几圈，熟悉了地形。郑思大想想还不放心，又让孙冲连续两个早晨赶到戴家宅来熟悉晨间情况。两人反复计议，认为一切都准备妥当后，这才决定下手。
9月24日，郑思大在旅馆顶楼观察到沈文秀领着儿子出了门，便立刻离开旅馆前往郭宅。一切都如他之前估计的那样，开锁、行窃、匿赃，行云流水，然后从容离开现场，前后总共也就不过十来分钟时间。他返回旅馆后，在窗口前坐了一会儿，才看见沈文秀母子回家。专案组少估了郑思大的一个作案动作：后院水井的锁具他也是用特制工具打开的，藏匿赃物后又照样锁上了。直到后来孙冲来转移赃物时，方才撬开。
郑思大作案后，立刻结账离开了旅馆，以其真名去了公平路亲戚家，用事先向广州公安局申领的证明申报了临时户口，等着孙冲把赃物转移后，制作木箱好运往广州。但是，孙冲却一时无法行动，因为他感染了风寒，一病就是数日，直到过了国庆节才痊愈。恢复正常后，孙冲便潜往戴家宅转移了赃物。
郑思大得知孙冲已经成功转移了赃物，便去高桥验看了纸甲。下一步就是怎样运到广州去的事儿了。这么个体积的行李，坐火车当然是不便携带的，只有坐船了，于是就设计了图样，让孙冲制作了一个杉木箱。今天，郑思大去高桥，就是通知孙冲明天把赃物送到汇山码头的。
郑思大交代后，专案组立刻出动前往高桥，将孙冲人赃俱获。
郑思大在看守所关押期间，突发心脏病猝死。孙冲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押解安徽劳改农场服刑，刑满后留场就业，1967年死于洪水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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