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明一点，上市的不是三星集团，而是三星集团旗下最大的子公司三星电子，即出产手机比阿里、腾讯还有钱的4家中国企业，“最穷”的一个，手握19000亿、家电、笔记本、内存等设备的三星。

三星电子2017年营收达到惊人的2240亿美元，合人民币1.459万亿。阿里巴巴2017年收入为1582.73亿元人民币，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三星市值只有阿里的一半，正常吗？

这就是资本市场的魔力。资本市场评判标准，不是块多大，而是体格壮不壮。

首先，市值看的是一个公司的潜力。增速对于一家上市企业来说，是投资者产生预期的标志。三星2017年营收同比增长19%，而阿里巴巴营收同比增长56%。此外，三星在智能手机，芯片，市场份额较高，但看不到新的增长点，而阿里巴巴除了核心电商业务，其他业务板块也处于快速的增长期，云计算业务2017财年增长121%，数字媒体娱乐业务收入增长271%，创新类和其他业务收入增长65%，成为阿里未来收入增长的新引擎。

其次，资产运行模式影响市值。三星电子有庞大的产业链以及工厂，属于电子科技制造业，重资产，资金密集型，这是市场无法给予高市值的原因之一。而阿里巴巴属于轻资产运行模式，弹性大，灵活程度高。对于轻资产公司，资本市场采用了以市场份额和用户数量为主的估值方式。2017年，阿里巴巴中国零售平台年度活跃买家增至4.54亿，移动端月度活跃用户高达5.07亿。

最后，三星内部治理缺陷掣肘其资本市场表现。Note7事件，三星“太子”李在镕受到二审讯断——2年6个月禁锢、缓刑4年，三星电子管理结构问题，三星生物科技公司涉嫌会计造假，等丑闻集中爆发，三星电子的市值不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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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搞钱能力很强的朝代，从它入主中原开始，满洲人搞钱的本领就让明朝那些不想纳税的官绅们叹为观止。到了清末，中国搭上了工业革命的顺风车，因此清政府的收入翻了一倍。不过朝廷收入虽然增加了，但开支也异常的大。为了平衡财政收支，清政府又施展各式各样的吸钱大法，向外国银行和国内的富商们借钱，最终因为借钱不还、与民争利、横征暴敛，把自己玩垮台了。

众所周知，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穷的朝代之一。但是明朝不是真的穷，它的问题在于朝廷的税收结构不正常，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官绅阶层不用纳税，朝廷的开支负担全压在了老百姓身上，最后导致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清朝在入关后，完全不给各级官僚地主面子，管你是不是官绅，一律都要给朝廷纳税！于是清廷的收入大增，哪怕是顺治刚刚入关那几年的税收都比明朝收入最巅峰的年份还高。

并且清朝还有一个人狠话不多的地方，就是它彻底贯彻了明末张居正改革的精髓，像什么徭役、实物这些在前朝能抵税的玩意，朝廷通通不要！就收实实在在的银子。康熙驾崩后，继位的雍正也是个狠角色。他一上台就搞了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士绅一体一体纳粮，这三大捞钱政策。把民间隐匿田产的富户巨贾们又实实在在的勒索了一把，朝廷收入大增。乾隆继位后，基本贯彻了雍正的征税思路，至此清朝的税收也就稳定在四千万两左右了，一直持续到了道光时期。（巅峰时期也有搜刮到八千万的记录）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被英法联军彻底打怕了。洋人要求的开放口岸，允许洋人在中国设立租借，允许洋人进北京等要求，清政府一律答应。这些极为不平等的条件虽然践踏了中国的主权，但在客观上也为清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另外由于清朝的江南财赋重地被太平天国控制，朝廷穷的叮当响，还不上英法联军要求赔偿的军费，于是在英国人的建议下，西方列强根据与清廷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条款，将中国的海关规范化，并推荐洋人担任清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这样一来，清政府每年就因此又多了一项财政收入。并且洋人的职业操守很好，由洋人替清政府收关税，避免中国官员腐败，从海关中乘机捞钱现象。

同治三年时，清朝的关税收入约为五百万两白银。到了同治十年，每年的关税收入达到了一千一百万两。此后清朝关税收入一直保持着爆发式增长，到宣统元年时，清政府的关税收入已经接近了四千万两，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鸦片战争之前，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了。从同治元年到宣统二年，洋人操控下的中国海关一共收了九亿两关税。

除了上面提到的传统的赋税和关税外，清政府又开辟厘金这个新税种。这个收入说白了就是朝廷在各交通要道、各关口设卡，凡是商品路过，均征收一定数额的厘金。此后厘金就成为清朝一个重要的税种，而且税率不断提高，到了宣统晚期，厘金收入跟田赋收入基本上持平了。

到了宣统元年，晚清的财政收入大概维持在1.2亿两左右，其中主要的四类来源：

田赋——48101306两、比重27%

盐课——46312355两、比重26%

里金——43187097两、比重24%

关税——43139287两、比重23%

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古代政府在灭亡前还有这么多税赋的。清朝是独一例……

不过收入多，开销也大，清朝后期办洋务可谓是一掷千金，比如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北洋和南洋水师、天津机械局、长江口至南京下关等九处炮台，以及后来的京师同文馆和幼童赴美留学等洋务项目都花费了清朝大笔的银子。不过这些开销跟另外两笔开销相比完全就是小巫见大巫。

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大起义，我们的教科书上只提到太平天国起义，其实历史上的清朝农民起义远比教科书上介绍的内容要多的多。每一次镇压起义，清朝的国库都要清零一次。另外就是赔款的开销，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本息合计，一共要赔款十几亿两白银，让清政府十几年不吃不喝也赔不起这么多的钱。于是，清政府就想到了三个解决办法：

第一是放开民间资本办厂的限制。清朝放开办厂的限制，再收取各种各样的税收。此举甚为奏效，清政府的税收很快就有明显的增加。慈禧老太婆对此还颇有得意，自憾早就应该这么办了。工业时代搞大机器生产才是王道，以前学老祖宗的重农轻商，傻乎乎的在地里刨钱真是蠢到家了。

第二是向外国银行和本国富商借钱。比如马关条约的赔款就是找英国、德国、俄国等银行借的钱，一共三亿两白银。当然借钱的代价也是很大的，清政府出让了很多主权做抵押，比如开矿权、筑路权等。像这些抵押出去的主权就给后来的民国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不过总算是借到钱了。

第三是铁路收入。最早的时候，清廷认为铁路破坏风水，不肯修路。后来甲午战败，清廷才发现清军虽本土作战，但因为没有铁路，只能靠马拉车推，很不方便。于是清政府开始大量修建铁路。很快大清官员们发现了铁路另一个妙处：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比如卢汉铁路通车之后，去掉借款利息和成本，朝廷每年还能净赚三百多万两白银，这还不算各地火车站所带来的商税收入，简直赚爆了。

通过这三项举措，民国元年一月，清政府度支部公布的1911年财政收入高达三亿两白银，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数字，比三年前的收入翻了两倍多。（一个多月后，清帝下诏逊位）

但是凡事也都要有个度，清政府就属于典型的不知深浅的政府。它允许民间办厂，但是征税的负担却让资本家喘不过气来；它向民间借国债，结果却恶意不还；它在利益的驱动下，从一开始的讨厌铁路，到后来疯狂的修路，把铁路视为香饽饽，不让民间资本染指，甚至还把早先出让给民间的一些地方筑路权又强行的收回。结果就是民怨沸腾，连最软弱的民族资本家最后都与清政府决裂。

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将民营铁路和路权全部收回，由此引发保路运动，这也成为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最终引发了辛亥革命，埋葬了暴虐无度的清王朝。

总的来说，清朝是个很现实主义的政权。满洲皇帝在抢钱这方面的手狠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排的上号的。清朝末年财政收入的突飞猛进，无非就是两个原因：赶上了工业革命的顺风车；兼之横征暴敛，与民争利。虽然清政府挣了很多银子，代价却是民心尽失，结果必然是被推翻。